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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许是很平常的巧合，不过也不能排除有问题，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权利不注意这个事实。
“彼得格勒民警局将负责对梅斯梅尔兄弟几个的工作吗？”雷恰洛夫问道。
“不。我想派自己人去办这件事，彼得格勒方面会帮助他们的。我巳经通过直线电话同彼得格勒刑侦局长谈过了。”
“派谁去呢？是博林吗？”
“苏霍夫。他今天动身。我委派演林查找假宝石的制造者。”
“我相信你不会让他闲逛的。”雷恰洛夫笑道，“就这样吧，开头似乎还顺利。”
二
用不着督促博林干工作，他很尽职。虽然他不象雷恰洛夫订出日程表，但也能及时完成任务。在我详细地给去彼得格勒的苏霍夫作过指示后，就去看望这位老探员。这时他告诉我一个新消息。在档案馆里没有查到假宝石“诺列”诈瞒案的案卷，可是博林找到了一位前警察和已故珠宝商巴夫洛甫的妻子。这位前警察曾向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干活的赫沃西科夫打听过此事。
原来，克贝尔知道的整个情况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完全搞错了。
假宝石的购买者不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而是他的父亲，在莫斯科极有名望的人所共知的商人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尔斯塔温，他从一九一七年年中就移居芬兰了。
米哈依尔从那时起开始经商，在我国加入了制作钉子和铁丝的卡特尔［资本主义垄断形式之一］。在一次投机活动中破了产，于是向父亲要钱。彼得·阿尔斯塔温拒绝帮助自己的亲骨肉。尽管米哈依尔曾以自杀要挟过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却连一个戈比也不给他。过了一段时间，小阿尔斯塔温带着一个黑头发，右眉上方有一道刀痕的青年人去见父亲。
黑头发青年人是荷兰的黄金行家，他到俄国来是为了经办商号。他建议老阿尔斯塔温买下他“偶然搞到的”光彩夺目的蓝钻石。看来，阿尔斯塔温产生了某种怀疑，拒绝了这个建议。可是商人终归还是上当受骗了……
会见“荷兰人”一周后，在《交易所公报》——一家可靠而有声望的报纸上刊出了一条短讯，报道举世闻名的钻石“诺列”——在阿姆斯特丹被窃。这时，老阿尔斯塔温不再怀疑让他买下的正是这颗钻石。购买赃物——这当然是件不体面的事，甚至要负刑事责任，不过，如此“出类拔萃”的钻石在莫斯科还从无人握有过。彼得·阿尔斯塔温喜欢一切“出类拔萃”的东西：如“出类拔萃”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们在他的私邸里胡吹一通，又如“出类拔萃”的鲟鱼，这些鱼放在盘子上同尺子一道端上来，这是为了让客人们用尺子量鱼，从而确信，他们以前在任何地方都从未吃过与此相类似的鱼……
简而言之，商人让儿子去找这位“荷兰人”，可是米哈依尔却说，外国人已经把这颗“偶然寻到的”宝石卖给了珠宝商人巴甫洛夫。巴甫洛夫证实说。是的，钻石确实在他手里。为了把它弄到手，他花了四万卢布。他是否会让出宝石呢？巴甫洛夫同意把钻石转卖给阿尔斯塔温。珠宝商要价六万卢布，阿尔斯塔温回价四万五，最后他们以五万的价格达成了交易。但是，后来发现宝石是假的，巴甫洛夫以诈骗嫌疑罪被捕……
虽然没有查到不利于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直接罪证，赫沃西科夫仍认为，这场诈骗把戏的组织者正是他，而不是巴甫洛夫。不管怎么说，他在父亲买下钻石后，立即付清欠债二万二千卢布。而且他也不能对赫沃西科夫解释清楚，他突然从哪儿弄到了钱。旧警察认为，“荷兰人”和米哈依尔都从这次诈骗活动中捞到了钱，而巴甫洛夫仅得到了零头。据赫沃西科夫分析，登在《交易所公报》上的那条短讯也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做了手脚，因为他在记者中有不少熟人。然而，他无法拿出证据证实这一切。于是，在巴甫洛夫自杀后，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笔帐也应记在阿尔斯塔温的头上。
战争开始前不久，当米哈依尔还在实科中学饱受寒窗之苦时。曾企图把一批假宝石冒充名贵钻石卖给一名官员。这桩事被阿尔斯塔温的父亲制止住了，对这位精明的实科中学学生来说只受到了一点儿惊吓。
“看来，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值得在这个年青人身上下点功夫。”博林结束道。“他象是以某种方式参加了这起盗窃活动，有可能是间接的。”
从销赃贩子那儿没收来的假钻石确实仿制的同法衣圣器室的宝石极相似。正如克贝尔分析的，其仿造者见到过，甚至不止一次见到过，而且摆弄过失窃的宝石。博林搜集到的情报使颇有名望的商人的儿子成了嫌疑分子。
“你那位赫沃西科夫靠得住吗？”
“如果不去考虑他当过旧警察的话……”博林郑重其事地说，“那还是可以信赖的。我有幸同他一起共事十年。赫沃西科夫是个有经验的官员。如果允许的话，以我之见，他在刑侦局比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干活更有用。”
“‘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同样需要有经验的人，”我表示了异议，“不过，我可以考虑一下赫沃西科夫的事。如果他真没学好镀锡技术，确实有必要让他来干刑侦工作。至于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赫沃西科夫认为，伪造的“诺列”是出自他之手吗？”
“不，赫沃西科夫不是这样想的。仿制出这样惟妙惟肖的假宝石需要对化学有相当的造诣，米哈依尔对科学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他不是干这种行当的人。他的老爷子揪住他的耳朵……想让他成器……制造假宝石的是马霍夫店里的一个人。”
“马霍夫？——”
“人们都是这么称呼马霍夫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老巢。一九一五年的春天，著名的惯犯福尔梅尔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跑了，我们得到情报，他隐藏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是在西特洛夫卡。那时我们仔细搜查了所有的乌七八糟的地方。不用说，我们也看望了那位马霍夫。结果并没有找到福尔梅尔，可是在搜查旅馆时发现了一只盛放着制造假宝石用的化学药剂和数十颗上等假宝石的箱子。”
“不用说，没有找到制造者吧？”
“没有。再说我们也不是为了去找他，制造假宝石本身并不违法。”
“关于‘荷兰人’了解到什么情况呢？”
“几乎一无所知。”博林说。
有关“荷兰人”的材料确实是太少了，只知道“荷兰人”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一道来找巴甫洛夫时，珠宝商人的妻子见过他一面。巴夫洛娃的印象是，“荷兰人”同米哈依尔彼此早就相识。此外，巴夫洛娃还说，听他俩与丈夫的谈话；脸上有块疤的那个年青人对珠宝行业很精通，她丈夫甚至同他探讨过把某块宝石琢磨成什么样式。因而，博林才推断出假宝石的制造者是“荷兰人”，而“荷兰人”通过马霍夫察看过牧首法衣圣器室里被窃的那些珍宝，并做了复制品。现在这些假宝石已借普什科夫之流销赃贩子之手，冒充法衣圣器室里的真宝石，卖给了幻想轻易发大财的财迷们。
“你把瓦西里·梅斯梅尔完全排除了吗？”
博林沉默了片刻，接着回答道：
“怎么对你说呢……赫沃西科夫说，梅斯梅尔家同阿尔斯塔温家早已结为世交。当然，仅从这一点还得不出结论。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很难相信什么。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坚定的信心，甚至说，难以预料我自已明天是否就要去“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干活。”
“那儿不缺人，”我说，“而且，你也不会镀锡。不过你有什么理由要离开呢？”
“这还用问吗？贵族，旧警察……”
看来，当时我在法衣圣器室里的作法有些过分了。
“请允许我向你在说，这是徒劳的。”我说，“我们很重视尽职的人，而你，依我看，是一位工作认真的人。”
他低下了头。
“过奖了。”
“我期望，你的知识和经验有助于同莫斯科地区的罪犯作斗争。”
“太过奖了。”
“过奖”之类的词犹如一道密实的篱笆墙把我同博林隔开了。不过，在任何一道篱笆墙上都留有小门……
“随便问一句，彼得·彼得洛维奇，”我第一次用名字和父名称呼地，“我对一切都好奇，你为什么选择了刑警这个行业呢？”
他用惊异和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
“这是见不得人的工作吗？”
“去你的吧！我作为前政治犯可以证明，这种工作要求一个人具有许多特长，其中包括智慧。说实话，在第三厅［指俄国一八六二年设立的政治密探机构。——译者注。］的范围内我很少碰到聪明人……”
“我与这个部门毫无关系。”
“那当然了。我只是顺便提提，不过，据我所知，刑警局并不把贵族放在眼里。如果我的问题引起了你的不快……”
“没有，为什么会引起不快呢？”
博林神气地摸弄着胡子，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这是智力游戏！”
“什么意思？”
他避而不答，突然兴致勃勃地问我：“你从来没玩过侦探捉强盗的游戏吧？”
“玩过。说实话，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还在上中学之前……”
“那就是说，你的保护神保护了你，而我的保护神却玩忽职守……”
“那么，民警局苏维埃应当感谢你的保护，是吗？”
“那还能去感谢谁呢？按着他的旨意，我的童年拖长了好多年。我在中学里玩过侦探抓强盗的游戏。不过，快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般的侦探了，而是法国侦缉队长维多克［巴黎侦缉队“瑟尔泰”第一任队长，全名欧仁·费郎斯瓦·维多克。——译者注。］了。我模仿他，先当了罪犯，三次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跑，而后表示愿意为拿破仑一世的政府效力。‘只有罪犯才能制服犯罪行为’，我曾这样说过，并同十二名流放犯一道（他们是我的助手）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在巴黎抓到了上千名杀人犯，撬门入室的强盗和扒手……”
“真是官运亨通呀！”我说。
“那当然啦！官运一直不错。到了七年级，当我的朋友们在死记硬背拉丁文动词变性法的时候，我已经在扮演伦敦侦缉队队长约翰·菲尔丁式的人物了。他是一个盲人侦探，能根据声音辨认出伦敦三千名惯犯中的每一个人。后来，我又扮演过艾伦·平克顿【于１８１９年在格林斯哥诞生，于１８４２年来到美国。在１８５０年创建了全国性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十九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许多欧洲人把“平克顿”当作是美国警察的名字。——译者注】我在美国创立了侦探事务所，选定了一双瞪得大大的眼睛作为它的标记，座右铭是；‘常备不懈’。我那时捉到了许多罪犯，甚至揭露了谋害林肯总统的阴谋……”—一博林不说了。皱起了眉头。他好象对自己的坦率直言感到后悔。此时犹如坚冰的官腔已融化，剩下的是回忆……
“中学毕业后你又扮演过谁，彼得·彼得洛维奇？”我问道，“是贝蒂隆［１８７９年，是法国警察厅侦查部门的助理公务员，后为现代犯罪对策学安放了奠基石。——译者注］还是福雪［１７５９－１８３０年，拿破仑一世帝国和路易十八统治时期的庞大警察间谍机关的首脑人物，是个阴谋家和钻营者。——译者注］？”
“你猜不到，”他摇了摇头说，“中学毕业后，我装扮了一个不受贿的诚实警宫。这是愚蠢的举动，是吗？”
“或许是这样，”我表示同意，“不过这个举动倒是独树一帜。就我所知，无论是维多克，还是平克顿，都不干这种事。我想，你干这种事还不感到厌烦吧？”
他苦笑了一下。
“你不必担心。当一个诚实的警官要比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好得多。可见，是保护神，是对侦缉工作的嗜好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把我推上了干这一行。如果可以的话，请问……”
“我们都赤诚相见。”
“是的。什么使你成了一个革命者呢？是对掌权者的仇恨，对功名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还是生来就喜欢搞慈善事业呢？”
“这三点都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也是对历史的嗜好。”
“是对侦缉史吗？”
“不，是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史。当我理解了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后，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要促使其灭亡的愿望，这样我就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正如你所见到的，我的幻想与你的不同，不是‘不切实际’的，而是应当实现，而且已经实现了。”
“‘别看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成为天下的主人’，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彼得·彼得洛维奇。而这是合乎规律的，是公正和合乎情理的。”
“合乎情理……”博林重复了一句，“请多多原谅，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他又神气地抚弄着自己的胡子。“现在全都浮在上面的那些肮脏泡沫，在你看来也是合乎情理的吗？”
“苏维埃政权诞生在俄国土地上只有三个月零几天。为什么忘了这一点呢？泡沫终归是泡沫，首先浪大时，必然会有泡沫，其次……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古代的人们断言阿芙洛迪特［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注。］正是在泡沫中诞生的……”
他没有反驳，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就要熄灭的烟卷。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最奇怪的是，我同你，看来，要协手共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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