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疯一般地跑回家，坐在床上发呆。
第二天我就拒绝上学了。我的好朋友陆小萍傍晚来找我，说斗争还在继续深入。那辛校长的尸体，已在昨夜被他两个儿子挖出来扛回家去了。校长没了，现在轮到教导主任站上批斗台了。
我就是不上学了，整天在家发呆。我妈说不出去最好，外面太乱。
但是她看到我日趋呆傻的样子，心里十分担心。
我整日呆呆傻傻地藏在家里，大院里一有人声，我就以为是来拉我去参加批斗会的，便从屋里插上门，大气不敢出，一直等到没有任何声息才敢出口气。那些日子，我的眼前总是辛校长的影子，音容笑貌十分清楚，还有那灰色的、沾满血迹的毛毯，那只露在毯子外面的手腕……
我这个十二岁的初一学生，第一次看到了暴力，看见了血腥场面，所受的刺激真的不小。提到上学我就害怕，就反感。
就这样无所适从地在家呆了一星期多的时间。有一天上午，我正坐在家里犯傻，忽听有马车驶进宿舍大院的声音。
啊！ 我一下子振奋起来了。这声音太熟悉啦！ 清脆的叮当声，得得的蹄音是“高太子”和“大黑”的，那节奏欢快，分明是姥爷急急地赶来啦！ 我噌地蹿出来，看见姥爷笑眯眯地赶着马车走来了。妈妈骑着自行车跟在旁边。姥爷看见我，跳下马车，大步跑过来把我抱起来。
接下来我看到妈妈拿了一只皮箱，把我的衣服一件件地往里装。
我看她装了裙子，装了衬衫，装了毛衣，还装了棉衣，我知道这一走不是一两个月。感谢妈妈给我找了个最理想的避风港。
我兴奋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现在想来，在那样的混乱年代，我这小小年纪的孩子，居然会选择逃避。逃避这纷乱的世界，到那宁静朴实的山村，继续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九九。我梦想的“长假”真的来了。我可以继续同九九的那份友谊。不知为什么，我感觉我同九九的友情，胜于我同任何小伙伴和好同学许多倍。不是因为对九九的同情，而是实实在在感到九九的纯净、善良与真诚。
她跟你好，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我跟她在一起，也从不担心什么，是心贴近心的交往，是澄澈而透亮的温馨友情。
说走就走，妈妈提上皮箱，把书包递给我：“拿上，该学还得学。
不要光疯跑着玩，有空学习学习，走吧。“
姥爷把我抱上马车。他神秘地笑着，“哗”地支起了一座白帆布遮阳篷，那上面还让我舅舅用红颜料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非常的醒目。那遮阳篷下面铺着大花被子。我舒舒服服地坐上去，姥爷赶车出发了。
也许这次离开的时间要很长，妈妈舍不得我，就骑车跟在马车后面送一程。
我最佩服我妈的不是她的漂亮，不是她写的一手好字好文章，而是她的政治远见。
一个时期搞什么政治运动，会持续多久，有些局势会不会改变，什么时候会改变，她都能远视，都能预见，而且还一般准确。就拿一件事来讲，在我十五岁，我弟弟只有五岁的时候，面临着我可以参军可以就业也可以上山下乡的关口，组织上对我妈讲明：你家只有两个孩子，必须保证有一个到农村插队，你那个小的是儿子，可以给一个指标当兵去，你女儿就插队去吧。我妈妈坚决地说：“不，让我女儿走，我儿子插队去。”回家来她对爸爸说，“等咱们儿子长到能插队的年龄，政策肯定会变的，根本用不着去插队，会有机会考大学的。”果然，恢复高考被我弟弟赶上了。
那天妈妈跟在马车后面骑车走了好远好远。她不停地嘱咐“上山下坡别闭着眼瞎跑，小心摔断腿”、“不能喝生水，要拉肚子的”、“箱子里有鱼肝油，别忘了吃”、“有什么事写信回来”等等，把姥爷都搞烦了，说：“你别老跟着了，快回去。不放心？ 不放心，我把她撂下，你自己带吧！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交给你爹娘还不放心？ ”
我妈只好停住不送了，推着车，站在路边一直看着我们远去。
第十一章
我与九九再度相携逍遥乡间。所有人都没有我们俩这样的福气。那时运动还没有从城市波及乡村，乡村比较安宁，男女老幼还是忙生产，每天忙着挣工分。
惟有我和九九不用去挣工分。九九的任务就是照顾残废军人，虽辛苦，却也有闲时的自由和快乐。
我们任凭外面的世界纷扮扰扰，而我们躲进大山的怀抱过着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照常在荷塘前开阳光下的歌会，在书房的大炕上读书，趁午后的时光跑到山上玩耍。
冬天来了，大山变得苍茫一片，河流也已结了厚厚的冰。门前的荷塘也衰败了，厚厚的冰面上倒伏着枯黄的花的茎和叶，以及枯败的石榴树叶和柳树叶。
山中的冬天十分寒冷，西北风刮起时，如利刃一样割人皮肤。山区很多大人孩子脸上手上脚上都张开着血淋淋的口子。所以在冬天，山里人都偎在热炕头上，相互串串门儿，用夏秋天攒足了的柴草，把炕烧得热烘烘的，老少爷们儿凑一堆儿，娘们儿凑一堆儿，东家长西家短地瞎喳嘁。没有人往山里去，也没有人往山外去。
九九家的炕上永远只有我们家的人。我是常住客，我姥爷姥娘偶尔过来盘腿坐他们炕上聊聊，而且都是分着来。姥爷来，就问问还缺什么不？粮食够吃不？柴草送够了吗？ 白菜萝卜送来多少？ 生产队杀猪会送半只过来。反正村里处处优待他们家。姥娘来，大部分都是来送烙好的千层饼，蒸好的黏米枣糕，炸好的面鱼儿，煮好的饺子等等好吃的。
村里其他人都不来他们家，一是没有交情，二是没有共同语言。
郭姥爷和九九的京腔京调总被山里人嘲笑：“拉腔拿调儿，学撇！ ”正信呢，一口河南普通话，生于河南，长于济南，又出国作战，辨不出究竟是哪儿的口音了。反正来了生人，他闭紧嘴，一言不发。
他们其实在农村生活得很寂寞。我的到来，给他们着实带来快乐呢。
外面飘起鹅毛大雪，寒风凛冽的冬日上午，我们四个人挤一铺炕上，我和九九要正信用朝鲜语给我们唱歌、讲话，正信就用朝语把《金达莱》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还想听。他用朝语会说的就那么几句话，“不许动！ 缴枪不杀！ ”“中国人民志愿军优待俘虏！ ”“冲啊！ ”
“为了胜利，前进！ ”我们就跟着他学这几句，还控制不住地跑到大街上，冲着街上的行人大声喊朝鲜话。唬得那些老百姓纷纷躲避：“快走，外国溜儿！ ”
有一天午后，郭姥爷笑呵呵地坐在炕头，拿出他的那个毛笔小字写成的话剧，说大家一起顺顺词，演饰一下角色和对话。我们可高兴了。
我原以为郭姥爷写的是爱情悲剧的话剧本子。因为我总觉得他有些忧郁的气质。没想到，他写的都是挺革命的剧本。他写的故事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有一位以中学教师身份做掩护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平日里谁也没有注意他有什么两样。他是个很谦和的老师，有一个很温柔贤惠的妻子。他们很愿意帮助人，同所有学校里的老师们相处感情甚好。他们只是经常出入城门，在家里会见一些穿着讲究或是工人、农民模样的人，来来往往总不断来访者。突然在一个深夜，日本特务冲进了他们的家，惊醒了全楼道的人。很多他的同事，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夫妻俩押走了。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对他更增生了敬佩之情。后来，师生们打听到，他们夫妻俩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惨遭日本人的杀害。师生们都很悲恸。有十几名师生受到他的影响，一起投奔了延安……
郭姥爷说，他的这个故事还没有写完。我看完了，觉得挺感动人的，大家就对起台词，认真地，就像正式演出那么一丝不苟。累了一下午，九九下去做了炖萝卜汤，小米干饭，炒了辣白菜，给正信蒸了好消化的鸡蛋糕。饱餐之后，我和九九便穿了大衣，跑入山村暮色之中。
农村的冬天，晚饭时间都比较晚，吃完就得晚上八九点。晚饭后，村里人都呆在热炕上，没有人有散步的习惯。
冬夜，太冷寂了。偶有狗叫声。我和九九在黑漆漆的大街上，迎着飕飕的小风儿，踏着杂乱的石头路漫游，尽情享受着这独特的静谧。
正游荡着，忽然一股晚风吹过一大块白色的东西，正好糊在我的脸上，连头也兜住了。我扯下来一看，是一张大白纸，上面散发着墨臭，仔细一看，密密麻麻写满毛笔字。
这东西我见多了，我心头一惊，是大字报！ 这村子里有几个会写字的人啊，居然也有了大字报！ 九九不知道大字报是什么玩意儿，我也无法给她解释。我当时并未过多思想，山村出现的这第一批大字报会给这里的安宁带来什么，只是条件反射地想抄上面的好词儿。
我拉上九九跑回家，拿了一只手电筒，两人就跑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循着大字报刮过来的方向照过去，向那边搜寻着。在不多远的一座矮墙上，贴着三张大字报。这座矮墙是生产队马棚的围墙，虽矮但很长，三张大白纸糊在上面，显得孤零零的、微不足道。
我和九九凑上去，用手电筒照着看。什么水平呀！ 我很失望。没头只有尾，语句狗屁不通，错别字连篇，一个有诗意的词儿也找不到。
后来，也就是两天以后，我才知道那大字报有开头。那第一张被刮掉了。就是让风糊到我脸上的那一张。
没有了开头，我们看着，也就不知道揭发的人是谁。我们开始挑起了错别字，大概有十几处。“阶级感情”错成“阶级咸情”；“愤怒”写成“愤奴”、“坚决打倒”写成“坚决打到”、“偿命”写成了“尝命”
等等。
我熄了手电筒，对九九说：“走，咱们回家拿毛笔拿墨水，把那些错别字给他改过来。写得太差！ 赶明儿我俩泡制一份高水平的，给他们看看！ ”
九九什么都听我的，从不发表她的意见。我的任何想法，都是她的想法。
于是，我们立刻又跑回家一趟，取了毛笔和墨汁来。我想起九九的毛笔字是她爸严格教导出来的，就叫她执笔，我给打手电，把那十几处错误统统改过来了。
我们做完这一切，好不得意，顶着寒风跑回九九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九九回到正信身边去睡，临过去时把书房炕上的锦被给我拉开，铺好。我钻进热被窝，十分钟就进入了梦乡。那夜，我万万没有想到，经我们亲手改错的那张大字报，这个山村的第一份大字报，是揭露批判我姥爷的。
第二天，这个小山村沸腾了。这第一份大字报，据人们分析是几个在城里上中学的学生回乡闹革命搞出来的。他们成立了造反的组织，开始向郭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炮！ 当我和九九听到街上的吵嚷声，随着男女老少跑到马棚的矮墙前时，我发现那被风刮走的第一页大字报已经补上了，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打倒走资派郭山虎！ ”
心惊肉跳地看完大字报的全部内容，我看清了他们给我姥爷列举的三大罪状。
第一条就是我姥爷家的成分问题。他们列举了我姥爷家在土改时的土地和马匹数量，证实我姥爷家是漏划的富农分子，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剥削阶级，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定时炸弹。
第二条，愤怒声讨我姥爷残害生产队的牲口。我姥爷在为生产队驯马的时候，有一次的确出手太重，把一匹特难调教的烈马打成了伤残，从那儿以后，就跛着腿往山上驮肥粪。
第二条控诉的是残害牲口，那第三条更不得了，简直是谋杀。控诉我姥爷杀死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有关那名死去的八路军战士，是我姥爷自己喝醉了酒，酒后失言说出来的。我姥爷身高力大，豪情万丈，行侠仗义，一辈子就是有一样没治。那就是好喝酒，逢酒必醉，醉了就信口开河。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突然大哭，说有个长得铁塔一样的八路军的鬼魂经常在夜里来找他。别人问，你是不是做了对不住人家的缺德事，人家死后，鬼魂才来找你的？ 我姥爷说：“瞎……说……咱像缺德鬼吗？ 俺只不过是……背大个儿的背不动……换……换了个小个儿的背……背到医院！ ”
那次以后，村里都在传着我姥爷“大个儿换小个儿”的笑话儿。
姥爷清醒的时候，我曾问过他这件事。他也就对我说了。因为姥爷一生对什么事情放不下，他就想时常对人说出来。
那是在抗日战争的一次战斗中，我姥爷是支前队长，带领担架队上前线抢救伤员。那次战斗打得特别艰苦，八路军战士在敌人激烈的炮火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担架队员们冒着猛烈的炮火，抬着伤员猛跑，争取一切时间要把他们活着抬到战地医院。
受伤的人员太多，满山坡都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伤员。他们有的已经炸断了双腿，依然向前爬着。担架不够用，伤员比担架队员多几倍。漫山遍野都被血水浸红了！ 那时候年轻力壮的我姥爷，抬着担架整日奔跑都没有累趴下，而跟他搭手抬担架的人，没有一个能跟他抬到底的，不是半路跑不动要求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就是彻底躺倒爬不起来了。
面对山坡上遍布尸体和伤兵，远近炮声、枪声十分密集，可以看得到远处有打散或负伤的战士在和攻上来的日本鬼子做殊死决斗！ 我姥爷热血上冲，大声吼叫着催促担架队员们动作要快。有担架队员也倒下了。我姥爷重新调整人手，两人一组两人一组抬上伤员迅速往后方跑去。
后来姥爷剩下单个一人，没人同他抬担架了。他把腰带扎紧，背起伤员就跑。
一连又救下去四个伤员，我姥爷已跑得两腿酸软，两眼直冒金星。当他又返回战场时，一个受了重伤的战士爬到了他的脚边就昏过去了。
我姥爷当时看到他左胸受伤，鲜血已把军衣湿了一大片，顺着他爬过来的血迹看过去，足有六七十米远，一条长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