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老弟。什么呀？”
“您阁下在这个世界上并不需要教士们……”
“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不需要。我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教士，因为我到了天上也不需要天主。这正是我要说的话，老弟，我心中自有我的天主，那就是指导我行动与判断的原则，一般称为良心。也许你不太懂。事实上，我正在这儿阐述颠覆性的教义……真的，已经三点钟了。”他给他看了看表。
若昂·埃杜瓦多走到院子门口又说：
“我希望阁下能原谅我——”
“没什么要原谅的。让济贫院路见鬼去吧！”
若昂·埃杜瓦多激动地打断了他：
“这么说说倒挺容易，大夫先生，可是当爱情把人折磨得痛不欲生时，做起来就难了！”
“啊！”大夫说，“爱情是多么美好，多么奇妙的东西啊！爱情是文明的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引导得好，它能够举起整个儿世界，足以引起一场道德上的革命。”接着他又换了一种口气说：“可是听着，你要头脑清醒，有时候这并不是爱情，并不来自你心中。通常，我们为了面子上好看，用‘心’来称呼另外一种器官。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感情这一类事情上唯一感兴趣的正是另外那一种器官。在那种情况下，痛苦是不会长久的。再见吧，希望你的痛苦也不会长久！”
第十三章
若昂·埃杜瓦多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卷着一根纸烟。他度过了一个绝望的夜晚，整整一个上午又白白跑了这么多冤枉路，跟戈丁尼奥博士和戈韦阿的谈话一无所获，所以此刻他只觉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
“完了，”他想，“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只好自认倒霉了。”
在经历了如此剧烈的悲痛，饱尝了希望破灭的辛酸，又动了那么大的肝火之后，他心力交瘁。他真想走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远远离开律师、女人和教士，直挺挺地躺下，睡上它几个月。可是这会儿已经过了三点，他得赶紧上事务所去，因为到得太晚，也许还得挨努内斯一顿训斥。他的生活多么可悲呀！
他转过广场的拐角，来到奥索里奥开的小酒馆门口，迎头碰上了一个人。这人年纪很轻，穿着一件长长的、颜色鲜明的茄克衫，边上镶着宽宽的黑色缎带，留着黑黑的小胡子，在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衬托下，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假的。
“你好！若昂·埃杜瓦多，你打算干什么去呀？”
这人名叫古斯塔沃，是《地区之声报》的印刷工人，刚在里斯本呆了两个月回来。按照阿戈斯蒂尼奥的说法，他是个“头脑清楚，见多识广的小伙子，不过满肚子的坏主意”。他有时候写几篇评论外交政策的文章，文章里用上一些富有诗意的、夸张的词语，咒骂拿破仑三世、俄国沙皇和一切压迫人民的统治者，为被奴役的波兰和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大声疾呼。他和若昂·埃杜瓦多对宗教持有同样的见解，因此他们常在一起聊天，谈论他们对教士的痛恨以及对耶稣基督的爱戴。西班牙发生的革命①使古斯塔沃欣喜若狂，他简直想要去参加国际工人协会②。他一心想要生活在一个有组织、有演讲、有兄弟般友爱的工人阶级中心里，这种欲望使他到了里斯本。他在那里找到了好工作和好同志。但是由于他还得奉养生病的老母，所以他又回到了莱里亚，他觉得和她生活在一起更节俭一些。另外，也因为正值选举前夕，《地区之声报》生意兴隆，报馆老板有能力增加报馆三个印刷工人的薪水。
①指一八六八年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了斗争，但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西班牙支部中的绝大多数人遵循了巴枯宁路线，致使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犯了许多错误。
②指一八六四年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他又和驼子在一起了。
他正要去吃饭，于是立刻邀请著昂·埃杜瓦多陪他一起去。见他的鬼，他一天不去上班天也不会坍下来！
若昂·埃杜瓦多忽然想起来，他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都是因为饿得发慌，他才变得那么迟钝，那么容易泄气。他立刻接受了邀请。经过了上午那一番感情的激动和劳累的奔波之后，他很想舒舒服服地坐在酒馆里的长凳上，面前摆上满满一大盘子好吃的，和一个跟自己同仇敌汽的同志畅谈一番。此外，由于上午遭到的冷遇，他正渴望得到同情，于是，他便非常热情地说：
“老兄，我一定从命！你简直是从天而降啊。这个世界是个猪圈。要不是我们还能跟朋友在一起呆上几个钟头的话，妈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小伙子们给若昂·埃杜瓦多起过一个外号，叫作“和平天使”。因此现在他说这番话的口气叫吉斯塔沃吃了一惊。
“怎么啦？近来不太顺利？跟努内斯那个富生闹别扭了，是不是？”他问。
“没有，只是有点儿怨恨。”
“可是，只有英国人才怨恨，我们跟它没关系！喂，朋友，你真应该看看《伦敦之恋》里的塔卜达！别怨恨了。吃点，喝点，把肚子填饱，你就不会再怨恨了。”
他拉住他的胳膊，把他带进了酒馆，一边大声嚷着：
“奥索里奥大叔万岁！祝你健康，向你致兄弟般的敬意！”
酒馆老板奥索里奥大叔是个大胖子，日于过得心满意足。他衬衫袖于一直卷到肩膀上，肥白的光膀子撑在柜台上，狡诈的面孔胖乎乎的有些浮肿。他立刻对古斯塔沃回到莱里亚表示欢迎，他觉得他人看上去瘦了点，那一定是因为里斯本的水质不好，里斯本人在葡萄酒里搀了过多的食用染料。他能替两位先生送点什么菜上来？
古斯塔沃站在柜台面前，把帽子推到后脑勺儿，急于要把他那句曾在里斯本博得了满堂彩声的笑话说出来：
“奥索里奥大叔，给我们来一份国王肝、两份教士腰子，要烤的。”
奥索里奥大叔向来是对答如流的，他把擦盘子的抹布在柜台上嗖地一甩，马上回答说：
“我们这儿可没有这种东西，古斯塔沃先生。这是京城里的高档名菜。”
“那就算了，你们这儿的人太落后于时代了。我在里斯本每天中饭都吃这个。好啦，没关系，给我们两份三明治加土豆——多加点儿盐！”
他们在一张由两块松木厚板拼成的桌子边坐下。一幅印花布的帘子把这块地方跟店里其余的部分隔开了。奥索里奥大叔很敬重古斯塔沃，觉得这小伙子很有教养，能尊重别人；所以亲自把红葡萄酒和橄榄送了上来，一边用他那肮脏的围裙擦着玻璃杯，一边说：
“喂，古斯塔沃先生，京城里有什么新闻？那边情况怎么样？”
印刷工人马上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用手捋了捋头发，说出几句莫测高深的话来：
“一切都还未见分晓。政治上卑鄙之极——工人阶级已经行动起来了，可是他们还没有联合一致——他们正在等着瞧西班牙的形势如何发展。形势肯定会发展顺利的！一切都看西班牙了……”
但是，奥索里奥大叔很害怕局势动荡，他曾经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了一笔钱，买下一个农场。他只希望国内太太平平。他最最厌恶的就是依赖西班牙人。两位先生一定知道这句谚语：“从西班牙吹不来好风，也带不来好亲事。”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古斯塔沃大声说。“提起把波旁家族①和皇帝、国会议员和贵族拉下台的事，就不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了，大家都是亲兄弟！大家都亲如手足，奥索里奥大叔！”
①波旁家族曾先后在法国（1589－1792，1814—1830）、西班牙（1700—1868，1874—1931）和那不勒斯（1735—1806，1814—1860）建立王朝，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那好吧，最好的事就是举杯祝他们健康，开怀痛饮，这样才好做生意，”奥索里奥大叔一边安详地说着，一边挪动他肥硕的身躯，走出了那个小房间。
“猪秽！”印刷工人见他竟然对人类的手足之情如此无动于衷，大为震惊，不禁咆哮起来。话又说回来，对一个有产业的人，一个选举代理人，又能指望什么呢？
他哼着《马赛曲》，把杯子斟得满满的。他很想知道，这些日子他的朋友若昂·埃杜瓦多一直没上《地区之声报》去，究竟在做些什么？驼子说过：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从济贫院路拖开。
“婚礼到底定在什么时候？”
若昂·埃杜瓦多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
“什么也没定下来。出了些麻烦事。”接着他伤心地苦笑了一下，补充说：“我们吵过架了。”
“胡说八道！”印刷工人脱口便说。他耸了耸肩，表示一位革命者对于浅薄无聊的感情用事不胜轻蔑。
“胡说八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胡说八道，”若昂·埃杜瓦多说。“我只知道它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他们把我给毁了，古斯塔沃。”
他停下不说了，咬着嘴唇，拼命想把奔腾激越的感情强压下去。
可是印刷工人觉得所有这些有关女人的事情都很无聊可笑。这不是谈情说爱的年头。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劳动者，如果老是紧紧抓住女人的裙子不放，那他就是个饭桶——他就是出卖了自己！一个人心里应该考虑的不是爱情，而是怎样尽力把自由带给人民，把工人从资本家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结束垄断，建立一个共和国！我们不需要呻吟，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们需要的是力量！他一边狂怒地拖长了声音，一遍又一遍说着“力——力——力量”，一边对着侍者刚刚端上来的那一叠三明治，激动地挥动着他那因患肺结核而消瘦下来的手腕。
若昂·埃杜瓦多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想起了往事。当年，这位印刷工人热恋着面包师傅的帮手朱莉亚的时候，跑到事务所来两只眼睛总是活像燃烧的煤块，一边发出可怕的叹息，一边僻里啪啦地打着字。他每次“唉”地一叹气，他的同伴们就轻轻地咳嗽一声，取笑他。有一天，古斯塔沃跟梅德罗斯为了这事还在院子里动手打了起来。
“听听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他最后说。“你也跟别人完全一样。你在这儿胡说八道，可是当你自己堕人情网的时候，你也和别人完全一样。”
印刷工人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自从他去过里斯本，经常出入于阿尔坎培拉的民主俱乐部，并且帮着罢工的香烟厂同伴印过一份宣言之后，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一个誓为无产阶级和共和国效劳的人了。他？他像旁人一样？他也在裙钗队里浪费时间？
“先生，你大错特错了！”他回答说。他怒气冲冲地啃着三明治，一声不响，神情阴郁。
若昂·埃杜瓦多生怕得罪了他，就换了一种口气说：
“喂，古斯塔沃，我们应该知情达理：一个人可以信奉他的原则，可以为了一项事业而奋斗，可同时他也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哪。”
“绝对不可以！”印刷工人兴奋地大声说。“男人一结婚就完了！一结了婚，他就会只想着养活孩子，再也离不开那个窝，再也没有工夫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他的小鬼们出乳牙痛得大哭大闹的时候，他晚上只好抱着他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成了没用的饭桶，他出卖了自己。女人对政治是一窍不通的。她们老是提心吊胆，怕她们的男人会打架闹事，跟警察发生麻烦……。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手足被捆的爱国者！而且，如果需要保守机密呢？结了婚的男人是没法保密的！于是，一场革命往往就这样给出卖了。让家庭生活见鬼去吧！再来些橄榄，奥索里奥大叔！”
奥索里奥大叔的大肚皮出现在两块厚木板之间。
“我说，两位先生正在谈论些什么呀？是不是马伊阿集团要进区议会了？”
古斯塔沃把身子挪动到长凳的尽端，伸出腿去，大声打断他说：
“这个问题该由奥索里奥大叔来解决。请告诉我，我的朋友，你这个人会不会按照你老婆的意旨改变你的政治见解？”
奥索里奥大叔搔搔后脑勺儿，用精明的口气说：
“这点我可以回答，古斯塔沃先生。女人的头脑比我们来得清醒，在政治上，就跟做生意一样，按她们的意见去干肯定没错。我一直请教我的女人，我很乐意告诉你，她的话我已经听了二十年了，还从来没有后悔过。”
古斯塔沃从长凳上跳起来大声喊道：
“你出卖了你自已！”
奥索里奥大叔对于印刷工人爱用的这句口头掸已经听惯了，一点没有生气；他一向喜欢有问必答，因此便开玩笑地回答说：
“出卖，我可不这么说，不过你要是想把我叫作买卖人，那倒还差不离。你先听听我的劝告，古斯塔沃先生，你还是先结了婚然后再来谈论这些吧。”
“我告诉你，革命来到的时候，我就会肩上扛着步枪上这儿来，把你拖到军事委员会去——你这个资本家！”
“好啊，不过在那之前，除了痛饮，喝得一醉方休之外，可就没别的事好做了，”奥索里奥大叔说着，便安详地走开了。
“河马！”印刷工人咕哝着说。
他就爱和人争论。于是他又开始说起来，硬说受女人左右的男人在政治上是绝对不能依靠的。
若昂·埃杜瓦多伤心地笑了笑，这话他虽然不同意，可他并没吭声，只在心里想尽管他爱着阿梅丽亚，他最近两年却没有去作过忏悔。
“我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古斯塔沃大叫着说。
他举了个例子，他认识的一个自由思想家，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听从了妻子的话，每礼拜五斋戒，而且礼拜天还胳膊底下夹着祈祷书，步行会望弥撒！
“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我说，你对宗教的看法还算有眼光，可是我预料有一天会看见你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袍，手里拿着一根蜡烛，跟在举着耶稣蒙难像的行列中往前走。当小伙子们在酒馆里谈天说地的时候，是不用为哲学和无神论付出什么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