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所以衰而不亡，就在于士大夫还在国家政治中起着支撑的作用。这种支撑，是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层面中寻求到的官僚职能，以此来抵制政治中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如，以袁安、任隗、杨秉以及周景等为代表的三公对外戚、宦官及其党羽的奏劾，致使大批贪赃枉法的高官落马；又如，士大夫在监察执法上力度的加大，宦官们会因为“李校尉”、“骢马御史”的存在，而心生畏惧，在行为上有所收敛。“李校尉”指的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李膺，党人“八俊”之首。对于年轻人来说，李膺就是他们的偶像，是天下的“楷模”，有幸被这位名人接见一次，那就等于登龙门了；“骢马御史”指的是侍御史桓典，桓氏《尚书》传家，世为帝师。桓典后来也参与了策动何进诛除宦官的行动。
矛盾：无法摆脱的君臣之义（1）
不过，还应指出的是：虽然对于士大夫来说，作为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国家政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政治命运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客观上需要他们有所作为。但就其作用而言，还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士大夫在政治中的作用，要通过天子这一环节，才能得到最终的转化。在经学的知识体系中，政治的根本讲求的是君臣之义，君为本干，臣为末枝，君权神授。能够对君主施加影响的只有“天”，臣在国家政治中只扮演了一个效忠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费孝通先生在《论绅士》一文中就曾指出：“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这就使得饱读经书的士大夫，纵然“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的初衷，而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还需要通过天子才能实现。由此就产生了两组矛盾：
一组矛盾是士大夫要求改良政治现状的愿望和天子的不作为之间的矛盾。
在东汉中后期，经常会出现检讨当时政治和频繁要求选拔贤良的天子诏书，这似乎是在满足士大夫改良政治的愿望。但事实上只是为了应付上天谴告的一种敷衍，选拔上来的贤良，也大都是些欺世盗名之徒，即便有一两个贤才，也常常是选而不用，像黄琼那样的练达之士，起初是公车征聘，礼遇有加，后来是“久处议郎，已且十年”（《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表面文章做多了，“天子”干脆就不再对灾异的发生负责，将其转嫁给三公，免掉几个大官的职，算是给老天一个交待了。究其原因，就在于发生变异后的皇权具有排他性，要“亲小人，远贤臣”，到何太后那里，甚至会认为士大夫是可有可无的，是可怕的异己势力。这样大凡是士大夫要求矫正的政治弊端，都会受到来自皇权的保护，像以天下为己任的陈蕃，愈是呼唤政治清明，政治就愈离他远去，“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以下多至抵罪”（《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而皇权排斥了士大夫，就随意地割断了臣通过君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链条，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了士大夫群体的分化。
一部分士大夫明知不可为而奋力为之，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唤醒麻痹的皇权。像周荣、张纲、杨赐、李固、杜乔以及桓灵时期的党人们等，都表现出了舍身取义的精神和对社会正义回归的企盼。但热血的抛洒，换来的却不是他们所向往的“中兴政治”局面的出现，而是士人政治理想的破碎。当李膺遭遇党锢，免官还乡，“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拿这里所说的“道”，与荀爽在给李膺信中提及的“知以直道不容于时”中的“直道”做个比较的话，二者有所区别：“直道”是一种外在表现，是人们都可以感觉到的行为举止，正如当时人对陈蕃、李膺的评语那样：“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楷模李元礼。”而“高尚其道”的“道”，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此，因为罢官归隐的李膺，已不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他的“直道”，而是以一种士人的“气节”来维系着人们对美好政治前景的向往，就此点而言，“高尚其道”的“道”，就转为内在的“道德”，这就意味着对道德的尊崇已经超越了对政治的认同。
而对道德尊崇，实际上就是对东汉国家的抛弃，钱穆先生就这样认为：东汉士人道德有些偏狭，他们所讲的孝廉，只是个人和家庭的，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国史大纲》第三编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0～191页）。但孝廉，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的体现，最终是要延伸到国家社会中，是道德—政治一体，是儒家政治理想在现实中的具体措施，原本是没错的。而在皇权变异之后，在仁人志士的血泊中，促成的道德与政治的分途，从更深层面上讲，则是天人感应学说在士大夫思想中的解体，是遭遇挫折后士大夫理想寻求安置、精神得到解脱的表现。
矛盾：无法摆脱的君臣之义（2）
这样一来，有为的士大夫要离政治而去，渐行渐远，而天子却成了人们质疑的对象，这里可以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延熹年间（158～166），桓帝巡幸云梦，百姓争睹天子真颜，惟独一位老父耕作不辍，这引起了时任尚书郎张温的注意，他向老父问及原因，老父说出一番惊世骇俗的话：“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事天子邪？”（《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老父认为立天子没必要，有了天子很麻烦。张温肯定也无法让老父回心转意。而天子受到质疑，是因为天子及其能够代表他的母后、外戚、宦官一干人等，其作为与“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的皇权宗旨相背离，天人联系随之中断，天人感应学说为之解体，有为的士大夫在现实中报效无门。虽然也有人开始探索建立新的天人联系的可能性，像《潜夫论》的作者王符，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起点，君主仍旧是天人联系的桥梁。因此，对道德的尊崇，会使士大夫暂时忘却现实政治的残酷，但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并无多大的裨益。
一部分士大夫则在宦海沉浮中，逐渐丧失了激越的情怀，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黄琼，后来在李固的推荐下，在仕途上终于有了起色，在桓帝时做到了太尉，但是目睹宦官专权，“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又有灵帝时司徒桥玄，他的辞职很特别，“以国家方弱，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众灾以自劾。遂策罢”（《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大凡不是对政治丧失信心到了极点，桥玄也不会“引火烧身”，把“天怨”顶在自己的头上。
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随波逐流，迎合皇权的口味。陈蕃对于此等人物评价是：“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这里面的名人却是陈蕃的故主，那位能历事六帝，在三公位置上做了三十多年的胡广，究其奥妙，大概就因为他在政务中标榜“中庸”，能够做到“万事不理”，又能和宦官缔结秦晋之好吧！
另一组矛盾是源于士大夫自身在行政层面上的苦恼，即理性行政与皇权压制臣权之间的矛盾。
如前所述，士大夫运用自身所拥有的官僚职能对贪官污吏进行举劾，打击非法，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政治的良性运转，来拯救皇权危机。但东汉前期，君主集权的态势极其明显，皇权在刻意地削弱臣权，“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往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这则记载虽然有夸张之处，但是，光武帝要大权独揽，事必躬亲，而启用台阁近臣来协助他处理国家政务，就是对以三公为代表的朝臣持不信任的态度。台阁指的是尚书台，位于宫内，原本是一个管理国家文书的机构，办事人员的官秩比较低。光武帝的做法，在后人看来，实际上是一箭双雕，“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权，大臣不相亲也；授尚书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在东汉盛产幼主的年代里，太后“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诏书的起草、政务的决策、国家官员的任免，也就交给了尚书，尚书台渐成规模，成为一个“小政府”，是国家权力中枢所在。
而东汉又是士大夫政治定型的时期，表现为儒生和文吏的融合，阎步克先生就指出：“当儒生进入帝国政府之后，就必须承担起官僚职责，而非单纯的文化角色了。”（《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8页）这种角色的转变，带来的是儒生进入行政层面成为官僚后，就要用制度、法令或故事来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工具，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从经学教义中走出来，用更实际、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政治现实。
矛盾：无法摆脱的君臣之义（3）
因此，在面对皇权危机的时候，士大夫在申述天命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援引制度条文、前朝故事来破除外戚、宦官专权，诸如“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高祖之约，非功不侯”（《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等。但士大夫所要惩治的是控制皇权的那部分人，制度、法令一经遇到皇权，其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或根本就无效。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1）
但是对制度、法令的娴熟运用，还会出现一种结果，那就是促使士大夫走上一条谋求自强的道路。这里我们来看一则史料：和帝的时候，外戚窦宪派人刺杀了都乡侯刘畅，此案一直拖而未决。当时担任太尉宋由属吏的何敞，要求由他来具体查办此案，但是阻力重重，何敞就对宋由说：“……敞备数股肱，职典贼曹，故欲亲至发所，以纠其变，而二府（指司徒、司空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贼盗。……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惑于所闻，公纵奸慝，莫以为咎。……请独奏案。”（《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何敞的大意是讲：查处此案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而司徒、司空二府却认为没有依据，实际上是用典不明，姑息养奸，既然这样，自己就要独立办案了。最终，还是在何敞的带动下，三府联合，将案情查实。
其中应引起注意的是：光武帝削弱相权，造成三公府职能的弱化，三公属吏似乎是无事可做了，这就出现了“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而由何敞主持，三府联合办案，则在事实上否定了前朝故事。可见，士大夫在明晰制度、法令的前提下，就有了以合理的、适合现实形势的制度来取代限制臣权的不合理制度的取向。
桓帝朝太尉杨秉上奏要求惩治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具瑗。这侯、具二人可是当时的强势人物，奏章到了尚书台，尚书可不想得罪他们，便告知杨秉：“他们不归您管，您要管也行，可是制度上有规定吗？”杨秉马上作出了答复：“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这无疑为解决理性行政与皇权压制臣权之间的矛盾，开辟了一个出口。
然而，臣权的自强是建立在皇权危机的基础之上，其初衷是要将外戚、宦官控制的政权转由士大夫掌握。桓帝当年也像后来的灵帝那样，很重视自己的形象，向臣下发问：“朕何如主也？”侍中爰延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后汉书》卷四八《爰延传》）从爰延的话中，我们大致可以悟出：以拯救皇权危机为目的的臣权自强，还需在净化天子上下功夫，使之出离外戚、宦官的控制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可是，行至出口处还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
一条是沿着理性行政的道路走下去，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涉入皇统的继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法定继统程序的维护。延光（122～125）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就爆发了以九卿为核心的大批士大夫的集体抗争，出现了太仆来历等十余人前往鸿都门的请愿事件，而对于继嗣的北乡侯刘懿，士大夫则视之为“疏孽”（《后汉书》卷五二《崔瑗传》）。至永和（136～141）中，司隶校尉周举就更加严厉地指出：“北乡侯本非正统，奸臣所立。”（《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
二是通过“豫议”来掌握皇统继立的主动权。在东汉，一般在皇统中断，需要外藩入继的情况下，士大夫有权在公卿会议上提出继统人选。虽然是在走过场，但提出来，就在表明己方的立场，或可有万一的收获。士大夫的标准，如李固所言：“今当立帝，宜择年长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而且事先士大夫之间也要达成共识，像质帝崩后，李固就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合达成意向，才在公卿会议上提出了以清河王刘蒜作为继统人选。
这两个方面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以确立新君为契机，扭转政治颓势，“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还有一条路就是将臣权自强发展到极至，行非常之举。这在党人严惩外戚、宦官党羽处，就有了最初体现，像司隶校尉李膺审完权宦张让弟张朔后，随即杀掉；南阳功曹岑晊等虽见赦令，仍旧将桓帝美人的亲属张泛绳之以法；更有甚者，如山阳郡督邮张俭道逢宦官张让母，以其“不避路”而使吏卒收杀……虽然这些都是党人的激愤之举，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