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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帝驾崩后的第三天，即四月戊午（公历5月15日），皇子辩登上了皇位，是为少帝，何后成为太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样。朝堂上有了新君，政治的运行看样子可以接续下去了。但是宦官对外戚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治会自行跳出桓灵弊政的阴影。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仍旧摆在人们面前，是重走桓灵旧途？还是有所改观？不走桓灵旧途就必须斩断宦官伸向朝堂之手，重新将政治运作的职能交还士人，其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宦官成为刀俎之肉。此局面一旦形成，也许会削减政治运行的惰性，为士人理念的恢复创造条件，从而将国家引入治平之世。毕竟，东汉王朝过早地进入衰世，内部耗损实在太严重了，舍弃此途已别无选择。而继续与宦官维持暧昧的合作，那将是一条死路。况且，袁绍等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除掉一个蹇硕。
何进虽然已经摆脱了一重苦恼，但随之而来的苦恼使他又陷入到犹疑当中。宦官已经和他重续友情，士人也围聚在他的周围，可是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两个群体所能提供给他的宽慰，士人与宦官的仇怨不会因为蹇硕的死而得到化解，何进的快乐自然也无法消融他们之间的冰障。苦恼的延续，使得何进在犹疑当中失去了方向。接受宦官的友谊，可以安享富贵，但士人愤怒的矛头将指向他，作为当朝的大将军，汉帝国的实际施政者，失去了士人的扶助，作为屠家子的他又怎能管理好这个国家？如果固化与士人的结盟，以士人的理想为自身理想，势必要与宦官为敌，危及家族的利益，这对于何进来说，又是极不愿意出现的一种局面。
而作为非士人的外戚，何进在士人眼中也许永远只是一个屠家子，这在何进为女求婚之事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何进求婚于长史王谦。王谦，山阳高平（今山东省济宁市）人。祖王龚，顺帝朝太尉。父王畅，是党人的领袖人物之一，名列“八俊”，后在灵帝登基伊始，做过司空。王谦的事迹，我们知道得很有限。但是王谦的子孙们，却是很伟大。王谦的儿子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王粲的孙子王弼（王粲的两个儿子在后文要谈到的建安二十四年魏讽案中受到株连，被杀。曹丕将王粲族兄王凯的儿子王业过继到王粲名下，王弼是王业子），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天才般的贡献，创造出了一个充满思辨的玄学世界。按常理讲，王谦为何进属吏，与大将军结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作为名公的后代，王谦对此却嗤之以鼻，坚决回绝了这门婚事。何进的尴尬可想而知。要被士人真心接纳怎么会那么难？让何进去守护士人理想，似乎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
名士入府：是装点还是另有企图（4）
两难的选择摆在面前，何进会走向何方呢？士人在期待着，宦官同样也在期待着。一切仿佛都在未知中要悄然地走向自生自灭。
这时，给予何进以无限荣耀与地位的异母妹，当今的皇太后向何进表白了自己的心声，她说：“宦官管理禁省，是汉家的制度，不能说变就变。况且先帝尸骨未寒，我怎能同士人一起共事呢？”这是太后们共有的想法。而这时再说出来，显然在告诫何进不要忘记家族的荣华来自于宦官的关照，背弃宦官，就意味着荣华的丧失。士人吗，可有可无。皇太后是在为兄长驱散迷雾。
而何进身处省外，很难有妹妹的那种心思。他实在不想在士人与宦官之间做一个裁判的角色，但来自各方的压力正在促使他及早做出表白。
在犹疑中，他竟然采纳了袁绍的建议：征召四方猛将进京，从而胁迫太后让步，诛除宦官。从表面上看，何进是要下决心投入到士人的怀抱中。但细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里面的文章，在当时没有调集四方兵马的必要。汉帝国在遭受了黄巾军的冲击之后，京师的武备极大地充实起来，做为中央可以直接调动的西园军可谓兵精将广，对于京师可能出现的非常局面，足以应对。在其统帅上军校尉蹇硕死后，这支兵马已由大将军何进控制，加之何进大将军府与其弟何苗的车骑将军府的家兵，何进要动用武力来解决士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调集四方兵马，显然是画蛇添足之举。当此议付诸实行的时候，质疑声就不绝于耳了。
大将军主簿陈琳这样评价何进的征兵行为：“将军现在大权在握，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对付宦官，就好比洪炉燎毛发。况且宦官的所作所为，离经叛道，诛除宦官是天人所顺的事情，如今却要放弃这些优势，去求助外援，而外援的到来，会出现强者为雄的局面，这样的话，将军的功绩就无从建立，只会为新的动乱创造条件。”
当时做为西园军将领的典军校尉曹操也说：“宦官的危害是帝王纵容的结果。现在要治他们的罪，就应该诛除权宦，要做这件事情只需要一个狱吏就够了，何必劳师动众求助于外将呢？要想将宦官斩尽杀绝，事情一定会泄露出去，我没有看到什么希望，只看到了失败的结局。”
时为侍御史的郑泰看到这一局面，干脆就辞官不做了，他对他的朋友颍川名士荀攸说：“辅佐何进实在没有必要。”
的确，在当时形势下，诛除宦官易如反掌，决非需要假外兵来完成的事业。那么何进的目的究竟在哪里呢？
先看这四方猛将的组成：
1原前将军、当时还在赴任途中的并州牧董卓。
2原并州刺史、时任武猛都尉丁原。
3东郡太守桥瑁。
4大将军掾王匡。
5西园军假司马张杨。
6原并州从事张辽。
7骑都尉鲍信。
8都尉毌丘毅。
除董卓所率亲兵以及丁原率领的并州军具有相当战斗力以外，其他各路兵马不是郡国兵，就是临时招募起来的武装，且各路兵马距离洛阳远近不一，像王匡、鲍信去了泰山，张杨和张辽回到并州，毌丘毅到了丹杨，要集聚于洛阳，在时间上难做统一的安排。而这种近乎全国范围的兵力募集，不可能不为宦官所觉察，既要诛除宦官，又要宦官明白自身岌岌可危的处境，让他们有所收敛，何进的苦心就这样公布于天下了。
迫于形势上的压力，何太后也改变了初衷，将诸宦官遣返出宫，与其说是给士人一个交待，不如说是给何进一个台阶下。何进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让宦官暂避锋芒，先保全性命要紧。此时已经出任司隶校尉，有纠察百官并掌握着京畿地区治安权力的袁绍却有些坐不住了，假借大将军的名义，命令地方搜捕宦官亲属，想借此来敦促何进果断行事，将宦官一网打尽，免生后患。
而何进这时又陷入到不安狐疑之中。他似乎已经能体味到征召四方猛将给政治带来的丝丝苦意。慌忙间，他派出种劭宣诏阻挡住进军神速的董卓，并为业已进入京师的丁原安排了一个执金吾的位置。执金吾负有京师防务的职责，对于丁原的使用，可能也有袁绍的主意在里面。此意将在下文予以揭示。何进阻兵，否定了他先前的做法。而太后又重新起用了诸宦官，所有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汉末政治似乎是要在无尽的徘徊中打发时光。
名士入府：是装点还是另有企图（5）
然而时间并没有改变宦官的命运。在一进一出之后，皇权的威力正在减弱，士人的态度似乎愈发强硬起来。而缺少了士人的认同，皇权就形同躯壳。宦官在这单薄的躯壳下，将失去往日的尊崇。他们要开始思考自己的将来了。但皇权与宦官的连带，使得他们无从确立日后从容脱身的路径，或许在躯壳之下，再次清理自己的门户，乞求得到士人的宽容。然而奉献出一个蹇硕，被遣返出宫，这些让步足以化解他们的罪过了，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实在无法去寻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士人的怜悯。一旦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忍耐限度，他们就要孤注一掷了！
这时，何进又来到了太后的长乐宫，禀明要诛杀宦官，清整宫省。何进的此番举动，究竟为何？是象征性地走一过场？还是坚定了与士人合作的信念？宦官没有摸清何进的用意，脆弱的神经已无法负担这一再的恐吓，便假传太后之诏，将已出宫的何进重召进来，在一番苦诉衷肠之后，对何进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剑斩何进于嘉德殿前，在何进的身后就是灵帝驾崩之处。
宦官的一剑虽然发泄了他们的一腔愤怒，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士人刀林剑雨的审判。何进的死，唤起了士人解决宿怨的冲动，他们挥舞着刀剑冲入了宫省，众宦官随之魂飞魄散。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积年的怨恨就在殷红的血流中漂去了。
但刀剑的锋刃能够破除东汉长久以来的弊政吗？
士人的心灵创伤就这样被抚平了吗？
硝烟散尽，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呈现在眼前？破碎不堪？复兴有望？还是……
这一切的未知拉开了汉末（189～220）政治三十一年迷离动荡的帷幕。
*士人兵变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八
出离困境：重整山河的旧思路（1）
历史总会在不经意处显露出她戏剧性的一面。长久以来就被士大夫认定为变乱皇权的两大毒素——外戚和宦官，居然在中平六年八月戊辰到辛未（公历9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时间里，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在这场疾风骤雨的宫廷政变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1此次政变的导火索是宦官杀了外戚大将军何进。随即何进家兵发难，围攻南宫。担任宫内卫戍任务的虎贲中郎将、袁绍同父异母弟袁术火烧宫门。张让、段珪等部分宦官在慌乱中裹挟天子、何太后和陈留王协（即后来的献帝）仓皇逃往北宫，中途何太后被尚书卢植截留。稍后车骑将军何苗增兵南宫，何进家将与何苗不和，认定是何苗导致了何进之死，并且有保全宦官的嫌疑，两部遂发生火并，何苗被杀。而何进、何苗兄弟先后丧命，日后何太后归政，已无何氏外戚可以凭借，自此断绝了外戚专政的可能。
2士大夫介入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八月宫廷政变爆发后，先是袁术充当了急先锋，这与他宿卫宫省的职责有关。随后，太傅袁隗与司隶校尉袁绍迅速做出反应，“矫诏”清除了宦官在外朝的党羽。此举，可以看作士大夫已经从理性行政的空间中挣脱出来，付之武力的表现。而“矫诏”虽然在形式上还有依托皇权的色彩，但它的出现，足以显示出士大夫已经学会了利用皇权，以此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图谋。从事态进一步演变的过程看，袁绍俨然已经成为操控全局的首脑人物，由他下令开始了对宦官群体的大肆杀戮，其景象大为血腥和恐怖，“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3张让等虽裹挟天子和陈留王逃离洛阳城，但河南尹王允随即派出中部掾闵贡予以阻截，张让等投河而死。自此，宦官被彻底肃清。
如果照此态势发展下去，在宦官和外戚两亡的情况下，下一步的结果顺理成章地就是士大夫接管政权，他们也许会因为宿敌的消失，而致力于朝纲的修整，抒发一下他们被压抑太久太久的政治情怀。
而如何使国家走出疲敝的困境，长久以来，士大夫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解决问题的思路，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使用经学所提供的政治修复机制，试图实现皇权的独立自强。
在汉代，经学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而且有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功用。在建章立制的同时，经学还为士大夫提供了一套政治修复机制。这就是源于天人感应学说的灾异警示，其在东汉政治事务中的应用，大致是以这样一个程序来体现的：先言灾异的发生，显现出天的意志；再引用一些经书大义，继而切入人事，从而来表达士大夫对于政治现状的理解，最终是要把灾异的出现归结在现实中人的因素对政治的干扰上。确切地讲，在这时候就要把此意上升到外戚或是宦官的干政，造成了皇权下移，导致政治败坏的层面上，从而对“天谴灾异”作出解释。举例来说，如出现日食，和帝时的司徒丁鸿就把它理解为“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进而可以导出“威柄不可以放下，利器不可以假人”的道理。采用这样的灾异警示，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天不可以不刚”，“王不可以不强”（《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皇权要独立自强就成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所表露的共同思想。
第二，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官僚职能，剔除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努力扭转政治的颓势。
范晔在《后汉书》中多次论及东汉中后期衰而不亡的原因，例如：
永元之际，天子幼弱，太后临朝，窦氏凭盛戚之权，将有吕、霍之变。幸汉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乐、何之徒抗议柱下，故能挟幼主之断，剿奸回之逼。不然，国家危矣。（《后汉书》卷四三《朱乐何列传》范晔论）
出离困境：重整山河的旧思路（2）
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后汉书》卷六一《左周黄列传》范晔论）
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范晔论）
东汉之所以衰而不亡，就在于士大夫还在国家政治中起着支撑的作用。这种支撑，是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层面中寻求到的官僚职能，以此来抵制政治中不合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