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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较之以尊献派为“义”所累，否献派就要轻松了许多。这不是因为同是具有经学素养的否献派人物会超越“义”，而是否献派通过否定献帝皇统，就成功地规避了董卓假借皇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是着眼于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关东牧守起兵之后，董卓就派了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环等高官组成的使团，前往关东阵营，目的很简单，“解释义兵”，换句话说，就是叫关东义兵投降。由此也可说明董卓深谙皇权的妙用。但袁绍却命令河内太守王匡将胡母班、吴循、王环等三人杀掉，使得胡母班至死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昔日同殿称臣的故友会向他们打开死亡之门，而操刀者竟然会是自己的妻兄王匡？是啊，胡母班确实成了牺牲品，但他的死却是袁绍等人对董卓假借皇权的示威，是要让董卓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可以否定献帝的皇统，因为他们尊崇的是被董卓废杀的少帝；因为尊崇少帝，所以他们并没有离经叛道，他们仍旧是“救乱诛暴”的忠义之士。况且，他们想要拥立的新皇帝是汉室宗亲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与董卓扶立幼主相区别，而年长有德又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在皇统继立上一贯坚持的标准，这同样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这样看来，否献派尊崇少帝，拥立新的刘姓皇帝，依旧是停留在东汉的君臣名分中，但较之尊献派对“义”的执迷，却能够在政治上获得较大的自主。就这层意义上讲，否献派的再造新皇统，具有探索汉末政治出路的性质。但它却因受到诸如刘虞囿于君臣之义而拒绝称帝、地方自治政权的渐趋成型、韩馥袁绍之间的利益纠葛等各方面因素的干扰而中途夭折。
尊献派没有改变献帝受制于奸臣的现实，反而会受到董卓假借皇权的牵制；否献派是以再造新皇统为归宿，最终也功亏一篑。尊献、否献两派在政治上的表现俱归于失败，但其意义不容低估：
第一，尊献也好，否献也罢，都没有挣脱君臣名分的羁绊，这就为未来寻求汉末政治的出路设定了来自思想意识层面的规范，冲破它谈何容易。
第二，献帝的价值要重新加以估价。在经过对献帝皇统的单纯尊崇和直接否定之后，是否会存在一条中间道路？从汉末历史的进一步演进来看，袁绍、曹操等人表面尊崇实际否定的“挟天子”设想的出现，就是对这条中间道路存在的认可。而这次在地方牧守之间围绕尊献和否献的争执，恰恰构成了“挟天子”的过渡环节。
中间道路：曹操通使长安（1）
在拥立新帝失败之后，否献派的代表人物袁绍取代韩馥入主冀州，他就向谋士沮授提出了怎样“安社稷”的问题，作为探索汉末政治出路的继续。沮授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通过军事扩张，壮大自身实力，以此为保障，“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讨诛未服”（《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袁绍听完之后，非常高兴，认为沮授的建议与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便说了句“此吾心也”。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沮授建议中“迎大驾”，表明了他对献帝皇统的态度，而从袁绍对沮授建议表示赞同看，亦可说明这位当初否献派代表人物对献帝皇统的认识发生了转向。
继否献派在献帝皇统认识发生转向之后，尊献派的代表人物曹操也没有停留在“幼主受制于奸臣”这一情结中，初平三年（192）四月曹操领兖州刺史后，其属吏兖州治中从事毛玠在分析当前政治形势和竞争对手情况的基础上，为曹操勾画了一幅未来的政治蓝图：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毛玠的立意很明显，曹操要想强大起来，要出师有名，要标榜那个“义”字，那就要“奉天子”，做好准备，成就大业。曹操欣然接受。
至此，袁绍要“迎大驾于西京”，曹操要“奉天子”。在重归对既成皇统认同的前提下，如何付诸实施，袁、曹二人可就要仔细盘算一下了。去西京的道路可不平坦，入关的大门由谁为你打开？难道还要回到讨伐董卓的旧路上？但在地方牧守彼此兼并、弱肉强食之际，谁又会为此而率军西进，与强悍的凉州武人做一次决战呢？而勿需大动干戈即可西进长安的时机却很快就来到了。
这次时机发生在初平三年四月。不可一世的董卓竟糊糊涂涂地死在他所亲信的吕布的长矛之下，董卓的长安也就一度成了士大夫的长安。这时朝臣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远在关外的“山东诸公”，在司徒王允的安排下，使者张种踏上了东去的路途，为关东牧守送去了这一胜利的喜讯。张种此行的目的，想必是要联络关东牧守，入关勤王，这在有人向王允建议派皇甫嵩前往陕去收编董卓旧部时，王允则以为“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便可见一分晓。董卓被杀，朝臣对关东牧守的接纳，驻屯陕一线的凉州军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入关的大门实际上已经为“山东诸公”打开了。但是，张种的下落不明。打开的大门又很快被凉州武人关闭。时机稍纵即逝。
然而，赵岐的河北之行，又重新燃起了袁绍、曹操的“希望”，那“期会洛阳，奉迎车驾”的约定，莫不就是一种彼此的契合？可是，赵岐却没有及时回到长安。他生病了，在陈留一住就是两年。袁绍又要忙于安定冀州，无暇西顾。刚刚出领兖州的曹操却要“独自”去践约了。
《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中记载：“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使者是曹操的心腹王必。曹操为王必能够觐见天子设计了一条路线，那就是假道河内去长安。之所以要这样设计，是因为当时的河内太守张杨是当年西园军中的军官，曹操是西园军八大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张杨作为曹操的部属，应与曹操相识。后来，张杨受大将军何进指派去并州募兵，参加了关东联盟。张、曹之间有如此关系，加之张杨掌河内是董卓的作为，张杨对凉州军还算友好，张杨协助王必到达长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张杨却没有买曹操的帐，拒绝让王必通过自己的辖区。王必是否焦急，权且不论。而张杨身边的幕僚董昭却有些坐不住了。董昭是兖州人氏，原来是袁绍身边的“红人”，自从袁绍与张邈之间发生矛盾后，因为董昭的弟弟董访是张邈的手下，袁绍对董昭就不信任了，还要加害于他。董昭便离开袁绍，想去长安，中途被张杨挽留。而曹操和张邈是过命的朋友，袁绍当初让曹操去杀张邈的时候，曹操大为反感，对袁绍说：“张邈是咱们的朋友，不管他做得对与不对，我们都应该包容他，现在时局不稳，你却要搞什么自相残杀，那会人人自危的。”并且曹操还曾经很郑重地给家里人说：“如果有一天我阵亡了，你们就去投靠张邈。”当然，在兴平元年（194）兖州事变爆发，张邈成了曹操的敌人，是曹操始料未及的，这是后话。仅就曹操和张邈有过如此密切的关系而言，董昭应该对曹操也不陌生，或者说是属于对曹操很是倾慕的那类人。这类人生逢乱世，却能审时度势，要异常冷静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要把自己的前途命运托付给当时兵微将寡的曹操，的确需要些勇气，这也就是“变通之世，君臣相择”的含义。董昭显然对曹操能做出通使长安的举动，很是佩服，他劝说张杨：“袁绍、曹操看起来好像一家人一样，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长不了。虽然曹操现在还很弱小，但是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您应该和他多多亲善。现在曹操的使者来到咱们这里，这可是一次机会啊！您应该予以放行，还要在天子那里推荐曹操，这些事办妥了，曹操自然会感激您。”张杨显然认为董昭的话很有道理，完全照办。董昭在下面做得更加周全，以曹操的名义给长安城中的李傕、郭汜等人写了信，并且给他们都备下了一份礼物。王必又可以踏上西行之路，来到了长安。
中间道路：曹操通使长安（2）
虽然有了张杨的引荐，有了董昭的打点，但是凉州武人认为曹操此番通使，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决定扣留王必。为了打消武人的心理疑虑，黄门侍郎钟繇做了说客。他在武人面前讲，天下大乱，有多少人会想到我们的天子。曹操能派使者来，就足以看到他的忠心，但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这样对待曹操很不明智。
钟繇，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东）人，颍川有饮誉士林的四大家族——荀、陈、韩、钟，钟氏即位列其间。像钟繇这样的清贤名士要站出来替曹操说话，是否可以看作是代表了那群幸免于难的名公大臣的意见？是否可以看作是朝臣与关东“亲人”建立联系的表现呢？关于这次上书的目的，有研究者认为：一是曹操企图与李傕等人和解，使他的兖州刺史一职得到正式确认，以便进一步跻身东汉政府；二是联络包括钟繇、丁冲在内的东汉政府大臣，借以探听长安虚实，以及如何对待李傕等人的办法（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但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如果曹操能做到如此周密，势必要对初平三年的长安形势有着极其细致的了解。难道是赵岐在给曹操指点迷津？但是从董昭为曹操作书给李傕、郭汜这一细节看，曹操对于长安的了解还是不够的。就目前能看到的描述当时零星历史场景的片断，只有在王必完成使命返回兖州，从他那里曹操才可能知道长安的人与事。而王必是否和朝臣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无从考证了。
李傕、郭汜等人的疑虑最终被打消，承认了曹操通使是效忠王室的行为。但进一步的成果则不显见，曹操仍旧是领兖州刺史，而在刘岱阵亡后，有位钦命的兖州刺史金尚前来就职，被曹操驱逐出境，长安方面没有怪罪曹操，就算是恩典了。曹操真正从天子那里得到任命状已经是兴平二年（195）冬季的事情，与此次通使无关。这次通使虽然打通了兖州与长安之间的孔道，但如何完成“奉天子”，依然没有章法。而时局的动荡，又使此次通使的意义变得模糊起来。
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
曹操自初平三年四月入主兖州后，境况比起他起兵之初是大为改观了。济北（今山东省长清县南）一战，受降黄巾三十余万，曹操择其精锐，组建了“青州军”。但是实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曹操可以坐稳兖州。公孙瓒挥兵南下，还任命了单经去做兖州牧；陶谦、袁术先后进入兖州境，这都要让曹操花些气力去应对。更令曹操心惊的是，兖州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最终演成举州改旗易帜，曹操的势力被压缩在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北）、范（今山东省梁山县西南）和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三座县城中。而此番肇事者竟然是自己最为信赖的密友张邈，以及对曹操备加推崇的陈宫。这一下就把曹操逼入了险境。
那么，张邈和陈宫为何要背弃曹操呢？
《三国志》卷七《张邈传》提供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张邈害怕曹操迫于袁绍的压力而对其下黑手。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曹操对张邈的信任，张邈的隐忧似乎是没有道理的。而陈宫作为兖州事变的谋主，他将张邈推向前台，是认为张邈也是一时豪杰，不应听曹操的摆布，应该出来主持兖州大局，“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拿陈宫这番主张与当初他力主曹操出领兖州说过的话——“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作一比较，陈宫移情别恋没有必要啊！
关于此次兖州事变的起因，还有一个答案保存在陈琳为袁绍所作《讨曹檄文》中。檄文中这样说：“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边让之死，成为兖州事变的导火索。
边让，何许人也？他的死会震动兖州，差点让曹操流离失所。
边让，兖州名士，是一个有文才的人，蔡邕则说他是个天才，“聪明贤智”。曹操对他也应该有所了解，当初大将军何进招揽天下名士的时候，边让就是其中之一，做了大将军令史，后来做到九江太守。从九江离职回到家乡的时候，孔融还特地给曹操写了封信，让曹操重用这位有才的人。但是在有人伦见识的郭林宗（郭泰字林宗）眼里，边让固然有才，却“不入道”，也就是不识时务。曹操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边让》说：“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边让看不起曹操，曹操就杀了他和他的全家。田余庆先生曾撰文指出，曹操杀边让，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兖州士大夫从边让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惧”，这就有了“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兖州士大夫站到了曹操的对立面（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这么看来，张邈的隐忧还是其次，兖州事变的主因就在于边让之死对于张邈和陈宫等兖州士大夫的警示。下一个边让莫不就是自己了？
曹操直到兴平二年（195）年底才最终收复失地，但是粮食的匮乏，部队的减员，以及兖州士大夫的背弃，都促使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