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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前传 作者：于涛
三国前传序
“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名家推荐语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花间一壶酒》作者李零先生：
斩黄巾，诛宦竖，董卓进京。故事要从这里说起。乱世英雄起四方，家家思乱，人人思危，大家全玩阴谋诡计。讲史是中国传统，《三国演义》之前有太公故事。政治独爱强权，文学偏怜弱者，历史的是非或在二者之间。
清华大学教授、魏晋史研究专家王晓毅先生：
历史选择的北中国的霸主，不会是武夫董卓，懦夫韩馥，迂夫孔融，只能是那个有恶少气的“英雄”曹操。这位一流的大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他那慷慨悲凉的诗句犹如璀璨的宝石，被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三国前传》营造的历史情境中，为不可替代的建安时代精神，画龙点睛：“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自由撰稿人、《帝国政界往事》作者李亚平先生：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三国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有资格与《三国志》《三国演义》并列在一起。如果你想不被误导地弄清三国时代是怎样形成的话，读这一本书就够了。
三国前传序
瓜熟蒂不落，水到渠不成，依据“不打不倒”这一极有中国古代特色的政治规律，腐朽透顶的东汉王朝毫无理由地继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在宦官手中作惯性运动，按权力竞争的“舔痔”比赛规则（《庄子·列御寇》记载，曹商为宋王出使秦国，秦王赐其马车百辆，回国后去贫民窟向面黄肌瘦的庄子炫耀。庄子故作惊讶问：“听说秦王有病求医，挤疖子破脓疮，赏车一辆；用舌头舔痔疮，赏车五辆。治疗方法越下贱，赏车越多。您得这么多车，究竟干了些什么？”），这类不阴不阳人物因与皇帝身体的距离最近而总是赢家。巨大的历史转折往往以偶然事变为契机，中平六年（189）八月戊辰，袁绍率军突入宫省，对宦官实施了灭绝式屠杀，从那些无胡须而仓促中来不及脱裤“验明正身”的冤死鬼身上，可以看出这次行动干净利落地铲除了寄生在东汉皇权政治中枢近百年的毒瘤，病入膏肓的东汉王朝也在这次大手术中名存实亡，拉开了三国历史的序幕。
于涛博士以敏锐的史识，将189年汉灵帝死后洛阳上层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为叙事起点，通过穿插进行的倒叙，追溯了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士人、武人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将郁积了百年的社会矛盾在这个特殊时空聚焦：正在“西园卖官”的宦官，不甘心政治边缘化的西北武人，准备付诸暴力的清流士大夫，在该年四月至八月之间围绕控制皇权进行着最后的较量，一度因大将军何进犹豫不决而陷入僵局。洛阳政变打在了东汉王朝这个泥足巨人的脚上，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事态没有清流名士预设的那样恢复社会正义与秩序，而是一发而不可收：董卓进京、关东联盟、献帝西迁、中原混战……留下的是社会总崩溃后一片血肉模糊的记载：“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曹丕语）
从公元189年洛阳动乱到220年汉魏禅代的三十一年间，中国历史蹒跚在通往三国鼎立的路上。这是一条空前酷烈的战争兼并之路。当天命论与纲常礼教随东汉皇权一起倒塌之后，游戏失去了规则，道德不再有底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礼义廉耻，智力与武力才是生存的依据。废墟中站起的士大夫埋葬了自己的过去，拿起了剑戟，开始了由儒士向军阀的转化，从温文尔雅的书生，一变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曹操语）者。
于涛博士以生动的笔触，从士人变异的特殊视角，再现了汉魏之际新兴士族社会诞生的宏大历史画卷，如临其境。不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阴谋诡计、叛卖厮杀的历史细节，而且展现了细节背后的动机、意志、情感与欲望，还有心灵的挣扎与无奈。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当这些后来被称为建安名士的新兴士人最终聚集到曹操幕府的时候，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历史选择的北中国的霸主，不会是武夫董卓，懦夫韩馥，迂夫孔融，只能是那个有恶少气的“英雄”曹操。这位一流的大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他那慷慨悲凉的诗句犹如璀璨的宝石，被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三国前传》营造的历史情境中，为不可替代的建安时代精神，画龙点睛：“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如果从本科学士论文选题开始算，历经硕士、博士至目前，于涛博士在这一领域已经耕耘了整整十二年。他出于兴趣而非谋稻粱地选择了历史专业，这在当今时代为数不多，其中缘由是自少年时代对历史的痴迷。当初我曾劝他不要将汉魏之际政治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方向，因为经上世纪50年代一流大家密集轰炸式研究之后，继续开拓的难度太大，犹如挑战高起点的跳远记录，每增加一厘米都要付出超常的代价。幸好他没有接受我的经验之谈，兴趣加勤奋，在这一领域别开生面。书中除了标明的前人论点外，精彩之笔多是其独到见解。更可贵的是，多年艰难探索到的学术理念和细节，在作者同情的理解中复活，化为鲜活的历史意象和情境，将读者带回一千八百多年前，血腥的三国前夜。
王晓毅
2005年11月10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继位之争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序》
谁做天子：新规则带来的大混乱（1）
东汉中平六年夏四月丙辰，即公元189年5月13日，三十四岁的灵帝在他母亲——董皇后的寝宫——洛阳南宫嘉德殿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身旁只有一名宦官，时任小黄门之职的蹇硕从灵帝手中接过了遗诏。有关这份遗诏的内容，想必董后也已经了然于心了吧！
皇帝的母亲还是皇后，而不是太后，这未免有些不合常规，但却是事实。皇帝驾崩前，没有召集自己的大臣们，嘱托一下自己身后应注意的国家大政方针，这总是让人费解的事情吧！而灵帝生前又没有立太子，那份遗诏是否关涉新君继立，蹇硕没有及时公布，大家也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便是确定谁来登基。
按理说，这本该属于国家政治中的大事情。可是，从东汉和帝至灵帝的一百年间，却变公为私，成了纯粹的“家务事”，料理过这桩家务事的有三种人，他们是：
后宫的女主子——旧朝的皇后、新朝的太后。
女主子的父兄。作为外戚，他们通常在“家务事”中要扮演出谋划策的角色。因此，我们在史籍中就会看到，凡是记录有关新君继立的事情，就会出现一种固定的书法，即后与兄某某“定策禁中”，也就是说新皇帝的位子由谁来坐，这两种人就可以商量定了。
此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宦官。百年间他们在新君继立上也出过面，那还是在安帝延光四年（125）十一月二日（公历12月14日）的时候，由中黄门孙程为首，十九名小宦官“聚谋于西钟下”，发誓改变阎太后和其兄长车骑将军阎显迎立外藩继统的计划，要把废太子刘保重新扶上皇位。十一月四日（公历12月16日）夜，孙程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斩杀数名大宦官后，控制局势，拥戴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虽试图反扑，但终无所成。孙程等十九人因此举，皆封侯。
可见，皇帝的继立已经脱离开了法定的程序，甚至还要出现暴力夺权的事件，显然是不正常了。而百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十位皇帝，这十位皇帝继位时年龄都不大，最大的是桓帝，十五岁；最小的是和帝之子殇帝，还在襁褓中就被抱上了朝堂，供百官朝拜。
之所以如此，范晔在《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序》中说得就很明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所谓“皇统屡绝”，是说皇帝没有子嗣，也就没有了接班人。这从和帝开始就有了先兆，和帝十岁登基，在位十六年，虽然有过很多皇子，但都早早地夭亡了，皇室自身无法找到病因所在，情急之下，索性把新生的皇子们寄养在民间，后来似乎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灵帝的皇子辩就是在一位有些法术的“史道人”家里长大的。而和帝直到驾崩前才勉强保住了一个百日大小的男婴，算是可以继统了。但婴儿还没到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告别了人世，和帝一脉自此断绝。
不过，这并不是多么要紧的事情，毕竟皇族还很壮大，新皇帝可以从皇族成员中产生。要紧的是，选定新皇帝的太后和外戚迷恋上了幼主登基、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模式，虽然他们会受到来自于制度层面的惯性干扰，尤其是东汉前期的当政者基于对前朝政治失误的自觉反思，明确规定了后族不得参与政治，使得他们在政治领域中一度还有所克制，像明帝时的马皇后尚能出面限制马氏兄弟的参政、封侯；和帝时外戚窦宪还需借尊崇太傅邓彪，变相地来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等。可是，太后、外戚一经控制了新君的继立，就完全可以确立天子对他们的依附，而天子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绝不能因为他年幼无知就可以被臣下否定的。手中有了天子这样的砝码，太后等人就没有必要去屈从于制度的摆布，而反过来就摇身一变成了皇权的代表，制度就可以为己所用了。
更需注意的是，太后临朝称制，却认为自己要和朝臣们在一起商议国家大计，是不成体统的事情，便让身边的宦官作了传声筒。宦官们一经有了这样的机会，摇身一变就成了现实皇权的代言人，正所谓“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宦官专权又在所难免。
谁做天子：新规则带来的大混乱（2）
如果上述掌握着国家命脉的各色人等，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能够让手中至高无上的皇权服务于政治清明，普惠子民百姓的话，出现另类的皇统继承模式，出现非士人的专权者，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历史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美好的幻想和真实的现实总有着很大的差距。
太后、外戚和宦官对东汉政治的介入，使得皇权发生了变异。变异后的皇权却是以侵蚀国家政治肌体为能事，把构成国家政治的要素，都看作是可以变卖的财产，甚至出现了三公九卿可以待价而沽的怪现象，并且产生了与之相配套的交易规则——“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这些人一旦品尝到了美食，穿上了锦衣，有着挥霍不完的金银，沉浸在“现实利益”的无穷“欢乐”中的时候，再让他们有所放弃，让他们用一个健康的成人的头脑思考思考为这个国家做一些执政者应该做的有益的事情，那可就是千难万难了。大将军梁冀因为听到了八岁的质帝说他是“跋扈将军”，敏感的神经就绷起来了，在他看来小皇帝认识是超前了，与年龄不符，对他构成了威胁。于是，就鸩杀了质帝，换个皇帝，让自己永葆富贵。这就是“贪孩童以久其政”。
任由私己利益的大肆膨胀，外戚和宦官的门生、故吏、姻亲、宾客充斥于国家政治机构的上上下下，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东汉末期有位很有才气的思想家仲长统，他在《昌言》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
政治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东汉帝国的崩溃看来是迟早的事情了。
而频繁的帝王更替也会使母后、外戚、宦官处于变化之中。新帝的确立就可能意味着新母后、新外戚、新宦官的出现，而旧集团一旦败亡，其所释放出的杀伤力极其巨大，往往会把国家政治推向解体的边缘，像桓帝诛杀梁冀及其宗亲，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灵帝刘宏不是桓帝的儿子，其帝位的获得，也是太后和外戚商量定下来的，属于外藩继统。灵帝的母亲虽然能跟着儿子来到了京城，进了皇宫，但却没有资格做太后。灵帝在位二十一年，比起列祖列宗来，时间不能算不长了，他是否能够有所作为，遏制国家政治的颓势呢？虽然灵帝自我感觉不错，曾经问臣下说：“我和桓帝比起来，怎么样啊？”言下之意，灵帝认为自己要比桓帝强很多了，自然也希望臣下知趣，说些恭维的话。可是，被问及的大臣却不想昧着良心说话，但又不能让这位正在兴头上的皇帝丢了颜面，便对灵帝说：“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话中有话，不要比了，桓帝就够糟糕了，灵帝还不如桓帝。可以想见，灵帝一朝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后世人一般也把东汉桓灵等同视之，认为那时是宦官专政，小人当道，上下离心，社会风气败坏，像曹丕在《典论》中说：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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