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递上了名片。我说：“我是郑容容的妈妈。”
乔万红说：“你不是郑容容的妈妈！郑容容的妈妈姓上官。在我带领十大名模在全国巡回表演的时候，郑容容的艺名叫上官容几，是女孩子自己起的艺名。这女孩子想出名都想疯了，可惜光靠别致的艺名没有用。脑袋大了，腿短了，又不刻苦练功。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找这孩子干什么？”
我不喜欢乔万红用这种语言评论我的容容。我找孩子不干什么。她是我的孩子，我就要找到她！从法律意义上说，我是郑容容的养母，但是我们容容从来不使用养母这个词，她只叫我妈妈。是的，容容的生母是姓上官，长年住在精神病院，是我从小的同学和好朋友。容容半岁多就开始跟着我生活，一直到她十三岁，被国家跳水队选中，由我亲自把她送到北京。此后，容容只要回家，我们母女还是睡在一个被窝筒子里，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不是她妈妈是什么？容容的身世和一般人不同，她有两个妈妈。
乔万红的目光终于停留在了我身上，目光很复杂，她想装出冷静的滴水不漏的样子，可是瞳孔里放射的光线暴露了她内心的秘密。
乔万红说：“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我们到大楼的咖啡厅去，我请你喝咖啡。”
乔万红用很随意的动作，悄悄把相框扶了起来。我看见了相框里头的画面。是典型的三口之家全家福。乔万红和一个帅气的男人，两人亲切地搂着一个约摸六七岁的小女孩，三人都笑得十分甜美。
我为什么要收养容容？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也是我身边的人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的问题。面对乔万红的问题，我发愣了好半天。这个问题对于我，有一点类似于下雨的时候你出门，为什么会顺手拿上一把伞？
为什么？因为需要，那种几乎是出于本能的需要。
最初我是对“上官瑞芳”这个名字感到新鲜和喜欢。报名上小学的时候，我排队排在了上官瑞芳的身后。我母亲牵着我的手。上官瑞芳的手拽着她家保姆的衣服角。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停留一分钟以上，我母亲一定会与她身边的人攀谈起来，不出三分钟，我母亲就会摸清她身边的形势。母亲与上官瑞芳的保姆说笑了一会儿之后，就知道了上官瑞芳的父亲是省粮食厅的厅长。母亲蹲下来，亲切地唤道：“上官瑞芳。”
这个四个字的名字，给了我强烈的印象。在我认识的人里面，还没有一个人是双姓的，我觉得双姓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名字，比如上官云珠。
上官瑞芳是一个瘦弱的女孩，细眉毛，小眼睛，头发稀疏软黄，由于皮肤又白又薄，她的鼻尖、额头和太阳穴，青青的血管隐约可见。我母亲握着她细长的胳膊，说：“上官瑞芳，这是我的女几，易明莉，如果你们是同班同学，就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好吗？”
上官瑞芳看了看我，没有说话，认真地点了点头。点头之后，她的脸蛋红了，红晕从耳朵根子升起，布满整个脸庞。在母亲的要求之下，我和上官瑞芳果然同班，并且还经常同座。我们从小学一直同班到初中毕业。之后，我上高中，上官瑞芳上了中等师范学校。土官瑞芳在初中二年级的那个夏天患了一场脑膜炎，学习成绩上不去了，就放弃了继续上高中和考大学的打算；中专毕业之后，她留校当了教师。显然，是我母亲主动接近上官瑞芳的，因此便认识了上官瑞芳的父母。有一段时间，我母亲非常热情，试图与上官瑞芳的母亲发展友谊，最后由于对方的淡漠而作罢。我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哼，摆什么官架子！”不过，我母亲还是可以随时给上官家打电话，与她的父母在电话里直接说话。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省里，厅长就是比较大的官了。上官瑞芳的父母总是很忙，经常出差和开会，接听电话也总是官腔官调。他们家有五个孩子，上官瑞芳上头的三个都当兵了，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她母亲把她所剩无几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她弟弟的身上。她弟弟是一个天生的骄子，模样出众，成绩优异，乖巧伶俐，上官瑞芳的母亲只要看一眼儿子，心都醉了。上官瑞芳从小学一年级的那个暑假开始，就在我们家度过。平日也经常在我们家吃饭和睡觉。尤其是我母亲，出于义愤，把上官瑞芳当做不受宠爱的小可怜接纳过来，当做了我们的家庭成员。
每天上学，上官瑞芳必定要来约我，放学，当然也必定要等着我。上官瑞芳一直都很瘦弱，走路的时候，喜欢把她自己的胳膊挎在别人的胳膊弯里，然后，整个身体微微地贴着你的身体。她的贴紧分明是有距离的，可就是让人能够感觉到她是你身边的一道流水，随着你柔和地流向你带领的任何方向。上官瑞芳就这样挎着我母亲的胳膊弯，我那性格刚毅的母亲都总是忍不住要摸摸她稀疏的头发，然后悠悠地叹上一口气。上官瑞芳喜欢唱歌，不过她非常胆怯，任何正式场合她都无法开口。只有在我父亲的麦地里，她会主动吟唱。在看麦娘草丛里，不停地吟唱，活像为了吟唱而活着的一只初秋的纺织娘。后来，我父亲去世，上官瑞芳表现得非常清醒和正常，她从枫园请假出来参加了丧礼，她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为我父亲默默地哭泣。我们两人来到父亲的麦地，她伫立在田埂上，忽然引吭高歌，歌喉之自由奔放较之她从前作为正常人，有了本质的飞跃。上官瑞芳唱道：“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片冬麦那个一片看麦娘。”
上官瑞芳啊，无论她处在什么状态，她细腻的心总是悄然缠绵着她的依恋所在。
我们农学院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有一个传统游戏。晚饭之后，在学院空旷的马路上，分成两拨人群对垒。对垒者们轮流对唱，索要对方的某一个人。唱毕，就集体冲将过去，进行掳掠。这大约就是对于古典战争的摹仿了。尽管我们大家乱成一团，打得不可开交，古典战争那优雅的痕迹依然存在，那就是宣战、适可而止、鸣金收兵和穷寇莫追。如果轮到上官瑞芳作为一方的领唱者，如果我在与她对垒另一方，她要抢夺的永远是我。
上官瑞芳领唱道：我们要求一个人，我们要求一个人。
我方的领唱者便领唱道：你们要求什么人？你们要求什么人？
上官瑞芳唱道：我们要求易明莉，我们要求易明莉。
我方唱道：什么人来换她去？什么人来换她去？
上官瑞芳唱道：上官瑞芳换她去，上官瑞芳换她去。
歌声落地，战争开始，他方冲上来掳掠我，我方冲上去掳掠上官瑞芳。我和上官瑞芳在假装的敌对中，巧妙地拉住彼此的手，一起奔逃。这是一个毫无道理，不知所云的游戏，可是我们狂热地战斗，乐此不疲。为什么？后来我为什么成了容容的妈妈？我怎么能够不成为容容的妈妈，上官瑞芳从来都是这么唱的：我们要求易明莉！我们要求易明莉！当上官瑞芳丧失了抚养女儿能力的时候，我难道还会有丁点犹豫——除了把孩子抱进自己的怀里。
游戏玩疯了时候，上官瑞芳的领唱，撕心裂肺，马路旁边的树叶，被震动得簌簌作响。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尤其是在人到中年之后，上官瑞芳那冲破了理智的领唱，一再地回到我的耳边，就像农学院早年的那口巨大铜钟，如果你贴近听过它的钟声，无论多少年，它都还会嗡嗡地回旋不绝，并且总是带着往昔的快乐与忧伤。我怎么能够不成为容容的妈妈？
于世杰简单地说他不记得是否玩过这种游戏。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交换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其实只是恋爱的把戏，找个说话的借口，两人尽盯着对方的嘴唇，肉肉的红红的嘴唇；而耳朵里面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只有再长一些年岁，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才会深入到你的生活中，你才会觉察到你生命的基础和疆界是由什么来铺垫和限定的。这样的傍晚，那早年的钟声才会在你耳边绵长地响起。这个叫乔万红的女人，你可明白？
容容出生的故事，虽然曲折，说起来也很简单。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三言两语说完的，只要你对什么没有兴趣，你就可以最简短和潦草地概括什么。上官瑞芳在中师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来了一个校医郑建勋。郑建勋以一个成熟男人的经验竭力地体贴和讨好上官瑞芳，上官瑞芳立刻就陷入了热恋。一毕业，上官瑞芳就和郑建勋结婚了，她年轻得才刚刚达到结婚的法定年龄，与国家提倡的晚婚年龄还有很大的差距。上官瑞芳坦白地承认，她没有办法不结婚，因为郑建勋一天到晚要和她睡觉。在那个年代，男女要想安全地在一起睡觉，就只能走结婚一条路。结婚了，疯狂睡过了，郑建勋开始经常不回家。上官瑞芳有个学生名叫金农，才十六岁，这男孩子看出了老师的寂寞，主动上门陪伴和安慰老师。天才知道，为什么这种有违校规、道德和法律的师生恋，却被上官瑞芳认为是她这一辈子真正的恋爱，上官瑞芳陷入前所未有的痴迷。当然，有一天就被郑建勋捉奸在床了。郑建勋当场痛殴了金农。不料，这两个男人却在他们贴身肉搏的时候发生了问题。结果是两个男人好上了。当上官瑞芳发现自己的丈夫和情人的关系的时候，她已经挺着快要生产的大肚子。上官瑞芳没有办法解决他们三人之间的问题，后来居然形成了三个人和平相处，同床共枕的局面。在这样的日子里，上官瑞芳开始精神恍惚，丢三落四，容易歇斯底里发作，无法坚持正常的教学工作了。孩子出生的那一天，送她去医院和在医院陪伴她的是她的朋友易明莉，而郑建勋和金农，则双双在上海度暑假。上官瑞芳患上了产后癔症。接着，金农毕业远离武汉，郑建勋提出离婚未获法院准许。两个男人都不承认容容是他们的女儿。上官瑞芳自己，自然也无法判断自己的女儿到底属于哪个男人。于是有一天，人们发现上官瑞芳母女赤身裸体，坐在敞开的房间里，上官瑞芳微笑着，在喂她的女儿吃大便。
顺便说一句，我不怎么喜欢上官瑞芳的这一段故事。我喜欢规矩的平和的互相守信的男女关系。在于世杰之前，我也相处过一个男朋友。我发现了他严重的脚气，腋窝里面一个经久不愈的溃疡和假文凭，我就与他客气地道了再见。于世杰也有不少缺点，可我自己也有不少缺点。从我自己的缺点出发，我能够接受和容忍于世杰，于是我们就是夫妻了。我说过婚姻是船，而我们个人是鱼，虽然都在同一个水域，那还是不能够要求两者具有高度一致的。婚姻爱情这个东西，你越是认真越是失败。在这个问题上，上官瑞芳和我是不一样的人。
然而，我无法不成为容容的妈妈。
我从上官瑞芳怀里抱过容容的那一天，正要去参加全国生物制品学术交流研讨大会。我赶紧把容容送到上官瑞芳的父母家里。我依着容容的辈分，称呼上官瑞芳的父母为爷爷奶奶。我说：“我们容容脏死了，奶奶先替我们洗个澡吧。”
上官瑞芳的母亲似乎非常意外，她说：“怎么洗？我自己的五个孩子，我都没有带过，我不知道怎么洗孩子。”
她一定没有想想我还是没有结婚的大姑娘呢！我赶紧说：“好吧，我替容容洗澡。”
之后呢？之后当然是我得去开会。上官瑞芳的母亲说：“不，我带不了孩子，我有自己的工作。况且瑞芳的事情已经让我们家乱套了。”
我从冰箱拿了一个鸡蛋。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得先让饥饿的孩子先吃一点东西。上官瑞芳的母亲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取走了我手里的鸡蛋，她歉意地说：“对不起，这是给你上官伯伯吃的，是我自己养的母鸡下的蛋。我们家里其他人都吃市场买的鸡蛋，不过抱歉的是，今天家里恰好没有其他鸡蛋了。”
在这个过程中，上官瑞芳的父亲只是出来看了看容容，用一根手指在婴儿的脸蛋上弹了弹，谢谢了我并且告诉我，他将会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与老伴一起去医院看望上官瑞芳；他会与各方面交涉，以保证上官瑞芳住院的医疗费用。此后便一直在他的书房看报纸，一张舒服的躺椅，轻轻摇着，发出柔和的摇篮一般的节奏。
我怎么能够放下容容？一个半岁多的，一身臭气的，饿得吃手指的，没有父母照料的孩子？我只得抱着容容，离开了上官瑞芳父母的家。我带着容容赶到会场，悄悄推开了会场的后门。会场上是黑压压的人群，主席台灯火辉煌，领导们冠冕堂皇坐在那里，电视新闻记者的灯光在闪烁。会议开始不久，现在是一个表彰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优秀专家已经上台，主持人正在麦克风里呼叫我的名字。我一个人呆在会场的最后面，怀抱饥饿的婴儿，左顾右盼不知道谁才能帮帮我。突然，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容容的嗓音比她母亲的还要嘹亮。由于饥饿也许还由于过早地感觉到了人世间的痛苦，容容的痛哭有如瀑布一般汹涌和势不可挡。全场上千人刷地一下回过头来，令我无法解释也无法承受，我文不对题地说了句“对不起”，剩下的也只能是嚎啕了。
容容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女儿。未婚的我，在一个上千人的场合中，与我的养女一起失声痛哭，我就这样，无可逃避地成为了容容的妈妈。
我无法不是容容的妈妈。容容现在整整三个月没有消息了，我能够不来找她？
乔万红说：“我的朋友都叫我大红。你也叫我大红吧。否则，找乔万红是很难找到我的。来份水果和新鲜点心？”
我说：“不要。”
乔万红说：“怎么不要，要！我一定要请你吃点东西！”
乔万红不由分说，拍拍巴掌，招来了服务员。她居高临下地与服务员说话，轻车熟路地要了水果和本店特色点心。她嗔怪服务员不会摆果盘。她自己动手，利索地把果盘摆到了我的面前。她用尖尖的手指钩了钩，过来了酒吧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