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辛丑条约；清政府下诏改科举，废八股，考中国政治事论；武科也废了，建立武备学堂，操习新式枪炮，令当时的天下文武学子大吃一惊而无所适从；西太后跑掉了又起驾回京；正与俄国人谈判的李鸿章突然去世，不该死去的人死了。这一年国际上也不太平，有相当重要的人物死亡，一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统治了英国半个多世纪，创建了一个辉煌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二是美国，这年死了两个总统。一个是第二十三任总统哈里森，一个是第二十四任以及二十五任总统麦金莱，后者很不幸，是遇刺身亡。在纽约的一个博览会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用手枪击中了他。他在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人疑念重重，想入非非，他说：“上帝，我离你越来越近了。”真的有上帝吗？不管是否真有上帝，他信仰，他便去得很安详。
对于年份的迷信，可能也就是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的糊涂信仰，以便依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怨尤以及内疚悔恨之类的杂乱思绪。一百年前的美国，死亡两个总统却并没有妨碍它立刻获得新的总统，而且是朝气蓬勃的年仅四十二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罗斯福。所以这一年，无论美国总统的死亡率高达多少，美国还是丝毫不受影响地出现了钢铁巨头，这就是拥有十亿美元的摩根钢铁公司。这一年的英国，似乎也没有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而出现衰弱迹象，英国皇家海军力量空前强大，与德国海军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军备竞赛。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积累了战争风云。战争可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从更长远的空间来看，战争是最快的文化交流方式，并且优胜劣汰，最有效地为增长过快的人类自然减员，还是文学名著的摇篮——如果没有大悲大痛，哪里有那么复杂动人的小说？而欧洲，比如法国，在任何年份都醉心于艺术，也就是百年之前，年轻的毕加索在巴黎一家著名的画廊首次展出了他的作品。他对于蒙特玛塔街头贫困小市民生活的迷恋和表现，赢得了艺术界的青睐，使他成为了一代天才的画家。说实在的，我觉得上帝有一点偏袒美国和欧洲，而我们，似乎命中注定只能被迷信一再地损害。
假如我更早地醒悟到这一点，我一定会竭力支持我父亲去美国的，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至少证明，它无疑是一个更有福气的国家。1990年，联合国有一个小麦科研项目，需要父亲去美国工作一年半。如果他去了的话，将会在1992年上半年回国。因此至少我敢说，我父亲肯定就不会在1991年的初夏，为了购买便宜的盗版书，在路灯坏掉的马路上，死于小偷什么都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时候，在我们家庭里，我母亲的意见分量很重。我母亲认为，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腐朽和黑暗的东西很多，如果一去那么长时间，在学院众多要求入党的教职员工当中，父亲入党的希望就很微弱了，说不定在将来的政治运动中，他在美国的经历还会变成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像这种一害自己、二害子女、三还得夫妻分居一年半的事情，何苦呢？哪里没有土地，哪里的土地不生长小麦？父亲转而征求我的意见：“你说呢？你都三十岁了，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你们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使我悔恨终身的正是我自己的表现。父亲的人生处在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在委婉地寻求我的支持。我咬住嘴唇，半天没有吭声，其实有很多想法涌进了我的脑子，只是一时间我不知道把它们如何说出来。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五年的婚姻生活，于世杰已经使我不习惯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母亲是快嘴，她说：“这么大的事情，要她说什么？她长再大，在父母家里，也是孩子！她吃过几斤盐，走过几座桥，中国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形势，她能够闹懂和把握？”
接着，母亲支开了我，让我洗碗去了。我洗碗的背影，烙满了父亲失望的目光。我一向畏惧我的母亲。我母亲中年发胖的身体里面有一种强悍的、一定要支配别人的气势。她一说话，两个鼻孔就有力地开张，好像是三个嘴巴在说话。我一直觉得她更像是于世杰的母亲，因为他们的性格更相像。再说了，我身上穿的这件全毛花呢西装，是母亲压在箱子底下的最昂贵的陪嫁，珍藏了三十一年，每天夏天，她都要把它拿出来晒太阳，晒过之后，等它凉透，再放上防虫的樟脑球，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收入箱子最底层。即便她每年只为这块心爱的全毛花呢花费了二十四个小时，三十一年来，她的青春与精力，也有七百四十四个小时付与了这块呢料。最后，这块昂贵的呢料却没有穿在她自己身上，她把它穿在了自己女儿的身上。就冲这一点，我也不忍违逆母亲的意思。
父亲发生了意外几个月之后，只要谈起来，我还会哭得昏天黑地。母亲都认为我过分了，她很纳闷，问我：“你怎么哪？就是因为你小时候，他经常带你到麦地里玩耍？”我点头，又忍不住要哭。母亲凡事都要找寻原因，只有原因与结果的分量等同，她认为才合情合理，否则，她会嗤之以鼻。哪个小孩子不被父亲带着玩耍呢？仅仅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在父亲的麦地里去玩耍，三十岁上，父亲去世了几个月，还哭得一脸鼻涕一脸泪，母亲就有一点瞧不起我了。她说：“人总得是有一点精神的。亲人去了，我们哀悼他。可是，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下去才是！”
母亲不知道，在我这里，原因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在别人眼里的许多小原因，在我这里非常重大；别人的许多重大原因，在我这里，则常常轻于鸿毛。母亲还不知道，我父亲把这一趟去美国的公差，看的是多么重大，重大得相当于他事业上的一次嫁接和杂交。父亲是一个善于忍让善于克己的人，他从来不提出自己的个人要求。只有在获得亲人大力支持的时候，你才会看见他踌躇满志的向往。嫁接和杂交，是一种革命，住往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个认识，是我在父亲的麦地里收获的。父亲守护着他的麦地，一再地警告嬉闹着的我，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同学上官瑞芳。他把我们当做大人，郑重其事地说：“请你们切记不要糟蹋我的麦地。它们不是一般的麦子。它们是杂交品种。为什么要杂交？因为近亲繁殖容易退化，杂交可以优化小麦的品质，新的品种会更加强健，产量更高，适应性更强。从而，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懂吗？”
如果我三十岁那年，真的懂了父亲的话，我就应该说：“你去美国吧！家里有我照顾，即便将来受到政治牵连，我也不怕。我们相信你，爸爸！”我没有这么说，我洗碗去了，我把沉默而含糊的背影给了爸爸。从某种角度来说，父亲的意外死亡，我是有一定责任的。可是这种话我无法说出来，说出来谁都会觉得荒唐，母亲也一定不高兴，所以，我只有哭。
我父亲戴眼镜，却也戴大斗笠，穿中山装，却又挽裤腿打赤脚，活像个伪装的农民伯伯。他黢黑的皮肤，巩膜浑浊，对待小孩和小动物特别和善和宽容，做事情认真，耐心得出奇。无论是短暂的寒假，还是漫长的暑假，我和弟弟，还有上官瑞芳，都在父亲的小麦试验田旁边度过，经历着小麦的播种，出苗，上肥，锄草和收获。父亲戴着他上过桐油的大斗笠，手持放大镜，酷似在麦地里寻宝。附近农村的妇女在远处踩水车，田野的风把她们水车的咿呀声一阵阵地传过来，她们寻常的说话声默默消失在田野里，而尖锐的笑声和突兀的骂声，深深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打湖草的农民，赤身裸体，晒得像泥鳅，从他们自己农田的田埂上走过，瞥见了我和上官瑞芳，就赶紧背过身子，用双手捂住裆部，阳光在他们的肩头和屁股蛋上闪闪发光。我们三个孩子故意放声大笑。弟弟总是喜欢咏唱他酷爱的歌谣：“报告班长，屁股发痒；请假三天，越挠越痒。”
父亲严肃地批评我们说：“不要嘲笑贫下中农！”
父亲麦地的周围，环绕着茂盛的狗尾巴草。我们把狗尾巴草做成环状的圈套，将两个圈套套在一起，两个人同时用力一扯，谁的狗尾巴草断了，谁就输了。输家就得答应赢家的三个条件。最初一段时间，我和上官瑞芳总是输给弟弟。输得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以为是女孩子的力气比男孩子的小。父亲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对我和上官瑞芳面授机宜：关键在于挑选什么样的草。
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满天晚霞的明丽黄昏呢？在田头，父亲带领我们仔细地辨别与认识着狗尾巴草。从此，我们骄傲地知道了，我们这一带，大多是早熟禾科看麦娘属与狗尾巴草属，而父亲麦地的四周，是父亲特意栽种的大看麦娘品种，是从欧洲过来的，它们与本地的小看麦娘杂交之后，产生了植株适中的最强壮的杂交看麦娘，这便是弟弟精心挑选的看麦娘，所以它总是能够获胜。只有普通老百姓才通称这些植物为狗尾巴草。其实环绕在父亲麦地四周的所谓狗尾巴草，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看麦娘。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都回护着麦地，无论日出日落。
“看麦娘”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和上官瑞芳的心。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一篇作文当中写到了它，不过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作文并没有引起老师的特别注意。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含混地说狗尾巴草什么的，而我们，只说“看麦娘”。我和上官瑞芳特别喜欢看麦娘，我们两个小情调十足的女孩子，在父亲麦地的看麦娘草丛里，搔首弄姿地拍了许多照片，还常常在午后时分，在农学院那寂寞枯燥的打麦场上，用粉笔写满大大小小的“看麦娘”三个字。我们端详着这三个字，舌头上会无端地涌出甜甜的滋味。我们不知道“Alopecurus”一词怎么就能够翻译成为“看麦娘”的。这种文字的奇迹，启发和滋生了我们对于汉字的热爱，还使我们的语文成绩节节升高，还使作为女性的我们，从此开始觉悟女性的优美气质。这是一生一世的塑造与缠绕，是一生一世的暗示与默化。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心的深处，怎么能够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以便获得他人的体会和理解呢？尤其是我的母亲和丈夫，他们自认为已经太了解我了。
于世杰曾经陪我去父亲的麦地里散步，当我满含泪水，试图告诉他这些貌似相同植物的细微差别和不同名字的时候，于世杰频频地看手表，然后失去耐心地插话道：“还不就是狗尾巴草吗？”
弟弟自从进入青春期，就对植物失去了兴趣，后来他从事金融专业，个人爱好是炒股。
只有上官瑞芳，一直与我呆在一个共同的角落里。在枫园精神病院的二十年来，上官瑞芳单单只坐一张湖边的靠背木椅，那木椅的油漆脱落了许多次，腿也腐朽了，其舒适程度，远远比不上亲水平台的沙滩靠椅，可是，上官瑞芳永远只选择这张靠背木椅，风雨无阻，因为那木椅的四条腿周围，生着一丛丛茂密的看麦娘。上官瑞芳因为脑子坏了，便彻底单纯了，她可以公然而固执地喜欢看麦娘。
我不想对任何人解释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不上班了。我要开始休假。我要用我休假的时间，去北京寻找容容。容容是上官瑞芳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什么“亲生女儿”和“养女”呢？那指的是法律定义，在我这里完全是无稽之谈。当我预感不好的时候，我一定要遵循自己的感觉去做。我不能一再地失去亲人。更不能一再地让自己陷落在无穷的内疚与忏悔之中。我想，我自己是否休假，是我自己的事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也无须对他人解释我内心那复杂难言的种种原因吧？
于世杰把头伸到阳台上，说：“嗨，该上班了！”
我吓得一个大哆嗦。我转过身来，捧着心，睁开了眯缝的眼晴，说：“你吓死我了。今天我不想去上班了。”
我的丈夫于世杰摊开巴掌，用一种询问加讥讽的姿态，说：“就因为我吓着你了？”
我说：“当然不是。”
于世杰持续着他的姿态，说：“就因为今天热？”
我说：“也不全是。”
于世杰说：“就因为今天是夏至可是它不像夏至？”
于世杰说话已经很不耐烦了。本来说好于世杰送我去上班的。早餐吃过了。出门的衣服都换好了。我居然说不去上班了。天气是很热。可是昨天就很热，前天也很热，再加上成千上万的空调都开了，高温积累，今天热得烈焰晃眼，这是肯定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武汉这个著名的火炉城市不热谁热？你敢这么热北京和上海？于世杰说话是很刁蛮的。他是一个很吊（读三声）的男人。武汉现在说谁“吊”，就是说谁很霸气很神气很有一点二杆子劲。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易明莉的丈夫于世杰很有一点吊，而易明莉很有一点憨。我们的朋友说：这两口子也算是绝配了。男的能说会道可以把死的说活，女的三天可以不说一句话足以把活的闷死；男的灵活得赛过了万象轮，女的还是从前的有轨电车——一条道走到黑。其实这是朋友调侃我们的，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我是可以三天不说话，可是并不等于我心里没有话，更不等于我没有说话。我在自己心里说话，这就够了。谁要是指望靠倾诉获得别人的完全理解，那才是憨呢。
对于于世杰的吊，我习惯了，一点不生气，只是他不应该挖苦我对于节气的敏感，这伤害了我的记忆深处的某种东西。
我说：“于世杰你别这样说话嘛。你可以不注意节气，我习惯注意节气。我是在农学院长大的，我爸爸一辈子研究小麦，我们家一直习惯注意节气。这又不妨碍你，是不是？天气这么热，汗流得刷刷的，你还挖苦我做什么？”
于世杰说：“我没有挖苦你！只是你今天必须上班，你知道吗？今天的气候再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