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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论父权
５２。这种性质的论文中，如果对于世界上已通用的一些字眼和名词加以挑剔，或许会被指责为一种不恰当的刁难，但是当旧名词易于使人陷于错误时，提出一些新名词来可能不会被认为是不对的。 父权这一名词或许就是这样，它似乎将父母对儿女的权力完全归属父亲，好像母亲是没有份的；但是，如果我们理性地思考，我们就会知道她也享有同等的权利。 这就使人有理由问，称做亲权是否更要确切些？无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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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传种接代的权利责成儿女负有的义务，它必然是要求他们对出生的共同因素的双方承担的。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明文法到处都要求儿女不加区别地服从父母。 如“当孝敬父母”
（《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
；“凡是咒骂父母的”
（《旧约》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九节）
；“你们各人都应当孝敬父母”（《旧约》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节）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那里听从父母”
（《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等等，这是《旧约》和《新约》的论点。５３。假如当初单就这一点加以很好的考虑而对问题的实质不作深入的探讨，也许不致使人们就双亲的权力问题酿成大错。 尽管这一父母亲的权力在父权的名称下似乎由父亲独占时可能并不太生硬地带有绝对统治权与王权的名义，可是如果这一对儿女的绝对权力被称做亲权，原来的名称就会听起来很不顺耳，本身显得很荒谬，因而就会发现那种权力也是属于母亲的。 但是如果母亲也有份，那么对于那些基于他们所谓父亲身份而竭力主张绝对权力与权威的人们，就会很不受用。 这样就会使他们所主张的君主政体失去个很好的依据，因为从名词本身来说，他们所依据的作为仅由一人统治的基础的最基本权威，并非属于一人，而是为二人所共有。但是，且不谈这个名词问题吧。５４。
我虽然己经在前面己说过（第二章）
，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却不能认为我所说的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平等。 年龄或德行可以给一些人以正当的优先地位。 高超的才能和特长可以使另一些人位于一般人水平之上。 出生的不同可以使一些人，关系或利益使另一些人，尊敬那些由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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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义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应该尊敬的人们。 凡此种种都与人们现在所处的有关管辖或统治的主从方面的平等相一致的。 这也就是与本文有关的那种平等，即每一个人对于其天然的自由所享有的平等权利，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或权威。５。我应当承认孩童并非生来就处在这种完全的平等状态中，虽然他们生来就应受这种平等。 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世时和出世后的一段期间，对他们有一种统治和管辖权，但这只是暂时的。 他们所受到的这种支配的限制，犹如在他们孱弱的婴儿期间用来缠裹和保护他们的襁褓衣被一样。 随着他们的不断成长，年龄和理性将解脱这些限制，直到最后完全地解脱，并进而能使一个人自由地处理一切为止。５６。亚当生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身心具有充分的体力和理智，因而他一生出来就能自己维护自己，他的行为是按照上帝所赋予他的理性法则的要求来支配的。从他以后，世界上逐渐繁殖了他的子子孙孙，他们生下来都是婴儿，孱弱无能，无知无识。 但是为了补救这种直到成长和成年以前的身心不成熟的缺陷，亚当与夏娃以及他们之后的所有父母根据自然法有保护、养育和教育他们所生的儿女的责任；并非把儿女看作他们自己的作品，而是看作他们自己的创造者，即他们为其儿女对之负责的全能之神的杰作。５７。支配亚当的法律就是支配他的所有后代的法律，即理性的法则。但是他的后人和他天然出生的情况完全不同，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世界的，这就使他们愚昧无知而不会运用理性，所以他们一时还不受那个法律的约束。 一个人不能受不是对他公布的法律的约束，既然仅由理性公布或发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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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那么他如果还不能运用理性，就不能说是受这个法律的约束；亚当的儿女既不是一生下来就受这个理性法则的约束，他们一时还不是自由的。 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法律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在受这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范围之外作出规定。 假如没有法律他们将会更快乐的话，那么作为一件无用之物法律自己就会消灭；而单单为了使我们不致堕下泥坑和悬崖而作的防范，就不应称为限制。 所以，尽管会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但是自由，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那种自由（如果任何人的一时高兴可以支配一个人的时候，就不可有谁有自由）
，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心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何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５８。父母对于他们的儿女的权力，是由他们应尽的义务而产生的，他们有义务要在儿童没有长大的期间管教他们。儿女所需要的和父母应该做到的，是培养儿女的心智以及管理他们还在无知的未成年期间的行动，直到理性取而代之并解除他们的辛苦为止。 这是因为，上帝既赋予人以一种指导他的行动的悟性，就让他在其享有一种意志的自由与正当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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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意志的自由范围内的行动的自由是在法律约束范围之内。但是当他还处在缺乏悟性来指导他的意志的情况下，他就缺乏可供他自己的可以遵循的意志。 谁替他运用智力，谁也就应当替他拿出主张；他必须规定他的意志并且调节他的行动；但是当那种使他父亲就成为一个自由人的境界时，他也成为了一个自由人。５９。
在一个人所受约束的一切法律中是都可适用这一点，不论是自然法或国家法。 一个人是否受自然法的约束？什么东西使他摆脱了那个法律？什么东西又使他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根据他的意志自由地处置他的财产？我的回答是，成熟的境界，他如果达到了这个境界，就可以被认为能够理解那个法律，从而他可以把他的行为限制在那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如果他达到这一境界，他可以被认为是知道遵循法律的程度和应用自由的程度，从而取得自由；而在这以前，被认为知道法律所容许的自由程度的人必须对他进行指导。 假使这种理性的状态、这种成年使一个人自由，同样的情况也可以使他的儿子自由。 一个人是否受到英国法律的约束？他凭什么不受那个法律的支配？即在那个法律的许可范围内享有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处置他的行动与财产的自由？这就是了解那个法律的能力；按照那个法律的假定为二十一岁，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要早些。 如果这曾使父亲自由，它也该使儿子自由。 在这以前，法律不容许儿子有意志，他要接受他使用理智的父亲或监护人的意志的指导。 父亲死亡，而且又没有委托一个代表来接替，假如他未曾准备一个导师在他儿子未成年与缺乏悟性期间加以管教，法律将负责做这件事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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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尚未达到自由的状态时，他的悟性还不能驾驭他的意志之前，必须有人来管理他，作为支配他的一种意志。 但是过了这个阶段，父亲和儿子，正像导师和成年之后的徒弟一样，都同等地自由了，他们同样地受制于同一法律，不论他们只是处在自然状态而受自然法的约束或者受一个已成立的政府的明文法的约束，父亲对他的儿子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都不再拥有任何统辖权。６０。但如果由于超出自然常规而可能发生某些缺陷，并且有些人并未达到可被认为能够了解法律、从而能遵循它的规则而生活的那种理性的程度，他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而且也能让他依照他自己的意志去行事（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意志应有限制，并不具有作为它的正当指导的悟性）
，在他自己的悟性不能担负起此项责任时，仍须继续受他人的监护和管理。 精神病者与白痴从来不能脱离他们父母的管束，也正是这个原因；胡克尔在《宗教政治》第一卷第七节中说：“尚未达到能正确运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年龄的儿童，自然缺陷而从来不会正确运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呆子，以及第三，目前还不能运用正确理性来指导自己的精神病者，只能以他们的导师用以指导其行动的理性作为他们的指导，来谋求他们的福利。”凡此种种，似乎只不过是上帝和自然加诸人类以及其他生物的一种责任，以保护他们的后代，直到他们有能力自立为止；这个例子并不可以被当做父母享有王权。６１。所以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也是生而具有理性的；但这并不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就能运用此两者：年龄带来自由，理性也随之产生。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自然的自由和服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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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基于同一原则的。 一个儿童是依靠他父亲的权利、依靠他父亲的理智而自由的，其支配着他的是其父的理解，直到他具有自己的理智时为止。 一个成年人的自由和一个尚未达到那个年龄的儿童对他的父母的服从，两者没有抵触但又判然有别，以致主张君主制的最盲目的父权党也不能忽视这一区别；最顽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它们的一致性。 假如他们的学说是完全正确的，假如亚当的合法嗣子现在已经被确定，并基于这一权利而被立为君，享有罗伯特。菲尔麦爵士所说的一切绝对的无限权力；假如他在他的嗣子一出世的时候便死亡，这个婴孩不论他自由、高尚至极，在年龄和教育使他具有理性与能力来管理他自己和他人之前，必须服从他的母亲和保姆、导师和监护人的支配。 他生活上的需要、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培育都要求他受他人的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的指导，然而是否有人会认为，这种限制和服从是不符合或剥夺了他有权享受的那种自由或主权，或把他的王国丧失给在他未成年期间对他进行管教的一些人呢？这种对他的管教，只是使他更好和更早地具备行使他的自由权或主权的条件。 当人们问我，什么时候我的儿子才可以达到自由的年龄，我将答复说，就是当他的君主可以当政的年龄。明智的胡克尔在《宗教政治》第一卷第六节中说：“只有这时一个人才可以说是已经达到这样的运用理性的地步，以致足以使他能够了解那些他必须用来指导他自己的行动的法律，这用感觉来辨认要容易于用技能和学问来决定。”
６２。国家本身就注意到并承认人们要到某一时刻才开始像自由人那样行动，所以直到那时为止，效忠或忠顺的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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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他们国家的政府表示其他公开的承认或顺从根本没有意义。６３。由此可见，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按照他所具有的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且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 在他的理性指导他的行动之前，放任他享有无限的自由，并不是让他得到本性自由的特权，而是把他投入野兽之中，让他处于与野兽一样的不幸状态，比之人所处的状态要低得多。 这就是父母有权管理未成年的儿女的根源。 上帝要他们以管教儿女为己任，并赋予他们以适当的慈爱和关切心情，来调整这一权力，而在儿女需要受这一权力的约束期间，他的智慧正是按照那样去筹划，为了儿女的利益来行使这一权力。６４。但是没有什么理由把父母对儿女的这种管教责任引申成为父亲的一种绝对的、专横的统辖权。 他的权力至多只能是采用他认为最有效的管教方式，使他们的身体有这样的体力和健康、他们的心灵这样地奋发和纯正，以便使他的儿女能很好地具备条件，无论对己对人都成为十分有用的人；而且如果对这种情况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在他们有能力时允许他们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工作。 但是，这项权力，母亲也跟父亲一样，是有她的份的。６５。除此之外，这个权力之所以属于父亲，并非基于自然的任何特殊权利，而只是由于他是儿女的监护人，因此当他不再管教儿女时，他就失去了对他们的权力。 这一权力是随着对他们的抚养和教育而来的，是互相关联着无法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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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属于一个被遗弃的儿童的义父，如同属于另一个儿童的生身父亲一样。 如果一个男子只有单纯的生育行为，对儿女并无照管，他所享有父亲的名义和权威仅仅是由于生育行为，那么他对自己的儿女是没有什么权力的。 在世界上有些地区，一个妇女同时有几个丈夫，或在美洲有些地区，经常会有夫妇分离的情况，儿女都留给母亲，跟着母亲生活，完全受母亲的抚养扶持，在那些地区，父权又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父亲在儿女幼年死亡，在未成年时他们自然而然地都服从他们的母亲，如同对他们的父亲一样，假如他还活着的话。 是否有人会说，母亲对于她的儿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