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果然没有像周镐那样自动跑到法院作证。
同年4 月我到南京交通警察总局报到后，闲时到四条巷杏园8 号去看周镐。当
时他充保密局少将设计委员，我们因同是湖北省人，认识以来感情也很接近，所以
一见面我就问他：“周先生（指周佛海）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说：
“我住在南京就是等着给他们作证。你不知道，现在局本部对这问题根本不负责任。
程克祥和彭寿因有人告他们贪污，局本部把他们关了两个多月，现在要是提起周佛
海的事，他们就噤若寒蝉，见着我还要我不管这事。林矾也因住周佛海的房子，坐
周的汽车，也有人告他吞没周的家财未报，已被关押，更不会讲话。”他讲这些话
时很激动。我当时安慰他说：“镐兄！你真古道侠肠，示人肝胆。我没有力量帮助
佛海先生，很希望你能这样做。”
大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从原籍汉口又回到南京，再到四条巷去看周镐。屋
内一位女人说：“我们是新搬来的，周家已搬到上海去了。”我到了上海，“就找
介绍我认识周镐的罗教植（罗宝）问周镐的下落。罗告诉我说：”你想找周镐吗？
他这次在南京给周佛海出庭作证后，保密局就把他关起来了。关他的理由，是说他
1945年当汪精卫的无锡行政督察专员，没有向军统局本部备案。我看这一切都是郑
介民吃死鬼戴雨农的醋搞出来的。你现在搅在他们一伙（指周镐等），要当心啊！
“从此以后，我也就不敢再过问周佛海的事了。
军统在华南勾结汉奸伪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始末
何崇校
策反委员会的成立
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前，蒋介石曾对他的一部分亲信讲过一段重要的话，说什么
：日本侵略我国，我国受到屈辱，这是许多历史因素造成，不能由我们完全负责。
今天国际关系复杂微妙，列强角逐正剧，日本不可能吞并我国；纵使日本占据我国
一部领土，甚至全部占据我国，我们尚有恢复、复兴之日。但如果我们的国家为共
产党所颠覆，亡于共产党，我们就会万劫不复。
1939年，广州已为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在韶关碰到一位黄埔前期同学，谈到抗
战形势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现在抗战，不过徒为共党制造机会而已。”我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说：“抗战失利，我们节节后退，日军占据了点和线；
而广大的面，日军无力控制，我们也无法去控制。这些广大的沦陷区，就成为共产
党活动的广阔天地。将来即使抗战胜利，那些已被共党控制的地区，不知要费多大
的劲，才能争得回来。抗战无论胜败，对共产党都有利，所以我说徒然为他们制造
机会。”
这些，也正是蒋介石集团至感苦恼的。为此，他们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其
中包括组织“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混城队”、“挺进队”等特务武装，
在交界地区袭击人民武装，制造摩擦。但这些特务武装没有深入敌后，为了在日军
失败时，抢时间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便决心勾结沦陷区的汉奸、伪军，供其驱使，
实行蒋伪合流。这也是一种敌后工作，蒋介石将这项任务交给军统局负责去搞。
1943年，军统内部刊物（家风）上刊有戴笠一篇论沦陷区工作的文章，大意说，
我国的主要大城市都在敌后，我们不能控制，设若一旦胜利反攻，难免为异党捷足
先得。在文章里他引用古语“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来表示他忧心忡仲。那时候，
军统在敌占区除了在交接地带派有一些武装特务之外，在敌占区的大城市只布置有
潜伏的站或组，主要是搜集情报和间或干些暗杀破坏勾当。认真去从事勾结汉奸伪
军，实自1943年开始，且美其名日策反。
军统搞策反，先从华南开始，然后推广到广东，以后再推广到华中、华北。1943
年，军统先成立一个“粤海站”（后改称光粤站），专门负责勾结在华南的汉奸伪
军将领。随后在军统局本部成立一个“策反委员会”，统筹指导这项工作。当年我
是粤海站的负责人，在广州亲自去与伪军将领招桂章、许延杰、黄克明等勾结，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时，又将伪军改编为先遣军，窃踞广州。这部分汉奸部队直到国民
党军受降部队开到，才开往郊外，而后甄别遣散。
潜入澳门进行秘密活动
1943年，我在桂林任军统广西站副站长。是年4 月，黄埔六期同学姚虎臣来找
我，说他是局本部派赴澳门去和一个汉奸伪军将领联系的，现已有眉目，回重庆复
命。他还说局本部将在澳门另设一个站，专门和伪军将领联络，这个站一定会由他
负责，他因未干过站的工作，希望我去帮助他。我因当时广西生活清苦，早想调离，
苦无机会，当即表示愿去帮助他。约十天后，姚从重庆返回，过桂林时对我讲：
“局本部已特设一个粤海站，我们两人分任正副站长。你的调职令不日可发下，希
望你早日离开桂林，我在三埠（开平）等你。”隔了三四天，局本部来电，调我充
任粤海站副站长。等待工作交接完毕，7 月下旬我才得离开广西站，这时姚虎臣已
先赴澳门。我根据姚的安排先到三埠找到熟人谭培根（军统分子，时任广东缉私处
台山查缉所所长），谭告诉我：“从三埠到澳门，要经过日军几道关卡，危险很大，
最好还是循走私者的小路，从海道去，比较方便。姚虎臣上次到澳门，结识一个大
私枭梁秉銮。梁是金城公司（专干走私勾当的黑帮，其后台是日本海军驻澳门的特
务机关）的台柱，拥有几艘武装走私电扒。姚走时就是搭梁的电扒走的，你去澳门，
我可以安排你也搭他们的电扒走。但这种电执不是定期经常来，你需在此耐心等候。”
9 月上旬，我搭上同日军有关的走私船，作了一次沿海航行，日军和葡萄牙的
巡逻艇虽望见我们电扒，均不予置理，就这样，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偷渡。到了澳门，
找到姚虎臣的寓所，我们作了一次长谈。
姚告诉我：1942年10月间，一个军统外围人员李夏荣从澳门到重庆，带有一封
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写给蒋委员长的信。当年蒋介石在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手下
任参谋长时，招桂章是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他们是老同事。招在信中说他不该落
水做了汉奸，表示忏悔，请求许他自新，表示愿意接受蒋的任何驱策。蒋批示：
“如招某确系接受驱策，许以将功赎罪。着军统局派员妥与联系具报。”局本部就
派姚虎臣跟李夏荣赴澳门与招接头。姚不知招桂章是否真心诚意反正，不便贸然上
广州，邀招到澳门见面。招怕自己到澳门会引起日本人注意猜疑，派其参谋长陈眉
介到澳与姚接头，表示愿绝对接受蒋委员长命令指挥。姚返重庆复命后，局本部特
设一个粤海站，任务就是专与招桂章联络。
姚又说：我在三埠等你很久，不见你来，只好先来澳门。到此后得知招桂章已
被汪伪政府调往南京，改任海军部次长，遗缺由何瀚澜继任。招的参谋长陈眉介又
已病逝。这些意外使我们的任务受到挫折。幸好去冬我结识了私枭梁秉銮，梁说他
有办法将香港物资运进内地，只须内地许以等价土产出口作为交换。上次我回重庆
时绕道韶关见了李崇诗（广东缉私处长兼货运处长），李表示此事可行，他可以通
知台山查缉所长谭培根给予方便，并派冯德恭为驻三埠专员，收购梁运人的物资。
我回局本部报告，局本部同意李崇诗的意见，并命我粤海站在澳门就近监督梁的货
运，这也成为我站的任务之一。
姚又说：粤海站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招桂章，局本部指示，要我们确实掌握招桂
章，平时叫他提供有关敌伪情报；到将来反攻时，叫他联系其他伪军将领反正，尽
力配合盟军登陆和策应我军反攻。尤其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务必尽一切方法，
阻止共产党武装进入广州等大城市，等候我中央部队到来，务必不让共产党得到任
何抗战胜利品。现在招桂章走了，我们失去了主要工作对象，真是尴尬事。我对秘
密工作是外行，几个月来一点都未开展，就是等你来。
我想了一下，对姚说：“中央意图很清楚，就是在将来日军溃败时，不让沿海
大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现在距反攻时期还相当远，还有足够时间给我们准备。招
虽调到南京去了，我们仍可伺机再与他接上头。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一些
汉奸也想脚踩两条船，来和重庆勾结，所以利用汉奸伪军，其他高级伪军将领的工
作也可做。我想请示局本部一定会批准的。另外，我们也应多做些情报工作。姚听
后频频点头说：”决定这样办，以后一切听你。“
除了粤海站之外，军统在澳门尚设有一个澳门站，但两站之间没有横的关系。
1943年11月，粤海站建立了香港组，12月又建立了广州组，到1944年11月，我将站
部由澳门迁至广州。
在广州与招桂章初次晤谈
1944年4 月上旬某日，广州组组长苏德深派人来澳门向我报告，说招桂章事假
回到广州，将有一周逗留。我获悉后，立即去见郑卓（郑是招的老朋友，招给蒋介
石的信是经郑转托李夏荣带往重庆的），要他同我同往广州会见招桂章。次日下午
来到广州，经郑前往联系，招约我晚8 时到他住宅会面。
经过郑的介绍，寒暄一番后我就说：“我从重庆到达澳门已好几个月，此来是
想会见招先生的，因招先生已去南京，无缘得见。今得到见面机会，深感有幸。”
我接着说：“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想招先生尚会记得，当年你和委员长在大本营
和粤军总部共事的情况，委员长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嘱咐我在见到招先生时代他问
候。”我这些话当然是杜撰的，但招桂章听我这样讲，似乎有些感触，他敛容郑重
地对我说：“桂章堕落为汉奸，蒋委员长不以桂章为耻，竟派人远道冒险来看我，
桂章能不感激。委员长对桂章如有驱策，桂章一定绝对服从。”我就说：“现在日
军败势已显，美军在太平洋对日军再予几次打击之后，我们就可以反攻，美军也会
在我国沿海登陆作战，到时我们希望在沦陷区的伪军将领，和我们配合行动。我们
也知道伪军力量有限，只盼望他们能设法对日军起一定的牵制。……我们最希望的
是，到时不能让共产党的武装占据沿海大城市。招先生现在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实
力，但平时可联系一些人，我们也会自己去多策反一些伪军将领，到时交给招先生
指挥。”招说，如果这样，他一定尽力去做。我说：“现在距反攻的时间还相当远，
在未到那天之前，我们希望招先生利用你的身份，尽量搜集敌伪情报供给我们。”
招说，这一点他完全可以做到。此外，还商妥我们派一人携带电台在招的身边充当
联络员，人由招负责带到南京，电台由我们自己运送。
我回到澳门，立即发电向局本部详细汇报了会见经过和谈话内容，局本部复电
对我嘉奖，还说俟选定适当人选，当派到澳门随招赴南京。局本部还电令我在华南
尽力相机策反其他伪军高级将领。
敌伪渴望的“和平运动”
1944年6 月，军统局电令我接任粤海站站长。1944年8 月上旬，因何瀚澜为军
统广州行动组分子所刺杀，敌伪政权又调招桂章复任广州要港司令。军统局本部决
定姚虎臣任光粤站站长，站部设在广州，专司与招桂章联络。以后因为招桂章对姚
的印象不好，说姚性情过于浮躁轻率，担任与他暗中联系不甚相宜，要求改由我与
他联系。局本部知悉后命我上广州接替光粤站站长和对招的联络任务，取消粤海站
名称，调姚回重庆。
我在广州住在一个经营轮渡等商业的商人陈晴峰家里，因电台尚在澳门，每隔
一周左右回澳门一次。事先总通知广州组长苏德琛。12月下旬某日，我从澳门归来，
先到苏德琛处，开门的是一个未见过面的老妇人，说屋主都已回乡去了。我感到惊
奇，转身去找黄达明（我们的人都是分散居住的），黄一见我就说：“姚虎臣夫妇
在肇庆被日本宪兵逮捕，已解回广州，苏德琛闻讯怕姚供出住址，已经躲避。苏昨
天派人赶往澳门通知你暂勿来穗，大概走的不是一条路线、未能碰见。”我心里一
惊，就去找招桂章的亲信叶维揪。叶一见我就说：“老姚给日本人抓去了。”我说
：“我想知道姚被捕有无牵连招先生，招先生对此事有什么表示？”叶说：“姚被
捕时即直供是重庆派来进行和平运动的，自承是国民党方少将，所以日本宪兵并不
难为他，解回广州由日军南支派遣军参谋长富田少将审问他。富田问他到广州曾联
系过什么人？姚说曾联系过招桂章，招同意和平运动，要重庆方面提出条件和办法，
所以他要回重庆复命和请示。”其时汉奸中的所谓和平运动，亦即是蒋伪合流，和
对日方单独媾和。这是日方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人对姚优礼有加。富田邀招桂章
到日军司令部，问招认识姚虎臣否？招是很机警的人，知道姚出了事，就说：“见
过此人，姚自称是重庆的代表，来问我这方面的人对和平的意见。我答以我们是渴
望和平的，但要先看看条件怎样。”富田到此反而鼓励招说：“你们不妨试探进行，
日方是不反对和平运动的。”富田还叫招将姚虎臣夫妇保释出去，并说日军司令部
可以发给通行护照给姚，让姚平安通过日军防区，回到中国后方去。我听了之后，
心中一块石头才放下。
姚被捕事虽给我一场虚惊，但也使我更摸清了日方的底子，因战事不利，日方
急于和重庆单独媾和。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