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正经的群居部落都平静地生活着，他们隐姓埋名，与世无争，讨厌不速之客的造访。然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尚不在不受欢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为了证实自我。况且他已年届花甲，尤其是双目失明，在妻子的陪伴专程来访。盲人很少像冒牌的艺术家那样胡做非为的。我们通常带着礼物，一般是一大袋子苹果或柑桔。
我们和这些群居者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旁放着录音机，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憧憬和规划，聆听他们回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我在录入他们谈话的同时，还录进了婴儿的啼哭、猫和山羊的叫声和震耳欲聋的音乐。我们听ohms，吃豆腐，和一大群赤裸的年轻人在用柴禾加热的土制浴缸里洗澡。有一天特别炎热，我们一边在土路上散步，一边和这些男男女女交谈，他们十分自然地脱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而我却对于他们的举动茫然不知，无动于衷。还有一次，他们递给我一截大麻，我随手扔掉。这样做不是因为厌恶，而是我把它当成胡萝卜根了。和在伦敦一样，雪莉一直在我身边随时向我做出简要的说明。
回想起我所漏掉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认，即使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即使素材搜集起来十分容易，但对一位失明的历史学家来说仍存在一定障碍。尽管如此，我还是将研究结果补充到《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的修订版中，当然，有关裸体和大麻一类的细节自然要受到局限。
也许，我可以举出一个最明显的失明改变研究课题的例子。那是在80年代初，理查德埃图莱恩请我协助他完成“西部人物志”中的一部。那是一套为普通读者写的短篇系列丛书，颇受人们的喜爱。我思想中比较激进的一面起源于大萧条给我留下的烙印。我经常琢磨社会主义的问题，和群居现象相比，它为什么在美国西部形不成气候呢？为了搞清其中的原委，大人物比尔海伍德是理所当然的目标。海伍德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会员，科罗拉多和爱达荷矿工激进运动的组织者，并且只有一只眼睛。埃图莱恩的邀请给了我为这位无政府主义者树碑立传的机会。说不定我能通过这本书为保守的西部历史增添一些激进主义的色彩呢。
为了这一课题我奋力钻研了大约一年的光景，我和我的朗读者查阅了各种传记和辅助材料。在亨廷顿和班克劳夫特图书馆，雪莉为我朗读了一些更加晦色难懂的资料。我逐渐意识到海伍德对于盲人作家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主题。他不断地被人拖到法庭，在无数城市留下了连篇累牍的诉讼档案。联邦政府将海伍德列入危险分子的名单，华盛顿记录他的行踪，在若干年里，有关他的行踪甚至具体到每一分钟的地步。我必须仔细阅读无数档案，粗略浏览根本无济于事，仅看标题和个别字句得不出任何印象。这真是一件令我望而生畏的工作。并且，它意味着需要完全依靠雪莉，因为在不同地方寻找朗读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放弃了海伍德，转向手稿容易合并、材料易于掌握的人物。取代这个西部激进分子的是一位西部哲学家，他叫乔赛亚罗伊斯。用我朋友特德辛克莱的话说，放弃海伍德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理智上看，罗伊斯是一位社会哲学家，除了与我的激进情绪有点儿抵触之外，和我所从事的群居现象研究倒非常吻合。从盲人的角度出发，他是一个理想的主题：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堆积如山的手稿全部付之一炬。
这样，我先后两次被迫改变了研究方向。这种改变是否说明我在历史观方面发生了变化呢？从表面上看，我一如既往地用心筛选史料，评价各类文献，为证实某一事件或事实至少提供两项确凿的证据，然后根据事实得出结论。然而，和任何现代历史学家一样，我在内心深处玩世不恭地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都没有改变。
失明迫使我改变选择的主题，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我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呢？历史学家应该能在他的史料中来去自如，但我只能选择那些适合我的主题，并且无法控制。在我和真理之间出现了另外一种过滤装置。而麻烦在于，它成为了真理的一部分。筛选器不再具有分离作用，反而增加了创造功能。历史蜕变成克利福德格尔茨式的文化：“涵义结构取决于人们自身的经验。”我正在创造另外一种文化，一种盲人文化，它取决于我的经验，取决于我所写出的历史作品。
失明似乎把我造就成一名相对主义者。我有自己看待问题的方法，我的现实世界有别于视力健全的人。我的作品使读者感到，世界不仅美丽而且完美无缺。我有成为贝克莱1式理想主义者的危险。视力健全的人蛮横地认为视觉至上，但他们无法懂得我们通过感官感觉到的“真实”世界，我当时对此类说法颇为赞同。后来我又了解到，号称第一个懂得盲人心理学的迪德罗2把这种观点运用到道德领域，他惊呼：“我们的道德观与盲人的道德观是何等的不同啊！”
此外，对我而言，历史文献在没人朗读时，我只能以盲文的形式阅读，而盲文是如何处理其中的比喻和提喻等修辞手段的呢？不应忘记，我失明的年代正是评论界出现解析主义理论的时刻。根据解析主义者的观点，读者与作品的关系是需要探索的中心问题，它独立于作者的意图或历史背景。我努力使自己想象，我面对着支持自己盲人文化的另外一种语言。它会取得某种效果吗？它像语言学家分析德语对歌德作品产生的影响那样重要吗？我讲的词汇是视力健全者的语言（对盲者不算重要障碍），但这些词汇的视觉形象却消失了。盲文在发明上不同于印刷的文字，它是压缩的音节，是组合的词汇。这些一连串儿的圆点千篇一律，连字型的区别都没有。词汇的基本单元不是字母，而是盲文符号。字母是开放的，利于表达，而盲文符号却是封闭的，
令人禁锢。如果雅克德里达能就明信片做出一套学问，那么他在盲文面前会有取得什么结果吗？
然而，我对盲文的解析并未成功。它对于我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哲学。失明既没有把我变成相对主义者，也没使我成为解析主义的历史学家。如果说我感悟到了什么，那就是，真理按照规律自成一体，万物中心存在着基本统一。对于盲者来说，规律无法假设或假定，只能通过实践加以证实。不论是由于什么理由，失明使我背叛了比尔海伍德，把我送入到乔赛亚罗伊斯的怀抱。
罗伊斯是一位哲学家，他不会容忍把盲人作为弱者，接受他们自卑的谎言。它们是导致失败和失明的原因。罗伊斯喜欢探索失败。它们为他的理想社会增加了重要内容。只要盲人懂得诚恳待人，知道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他们就永远不会像长着双眼的人那样蛮横。视力健全的历史学家认为他所占据的位置是唯一能够代表和判断真理的所在。殊不知盲人历史学家却另有一番优势。也许他们能凭借意志、技能和谦逊的态度从发现历史的矛盾之处入手，发现历史的本来意义及其错综复杂的程度，从而成为一个讲究实际和注重史实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上，他继续前进，利用自己的特殊经验，和罗伊斯一样，最终达到统一和绝对主义的境界。
不论我皈依了什么哲学，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方针，我日常的主要工作仍是研究历史。很多学者好像驾驶着新型汽车，于不动声色之中取得了飞快的进展。对此，我忧心忡忡，不敢掉以轻心，生怕我的老爷车逐渐落后于他人。对此，和我境遇相同的克拉克也有同感，她说：“我有一种即将落伍的感觉，思维变得越来越不健全，我们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艰难跋涉，对外界缺乏了解，而一切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有时我和她一样，恨不能背下一本巨型字典。
后来，计算机革命来临了。1983年，我在圣地亚哥参加历史学术会议时首次听说有一种会说话的电脑。马里兰弗莱斯特电脑公司的业务代表让我坐在他的终端机旁。我在他的指导下往电脑里输入文字，然后回放，根据电脑的朗读纠正输入错误。这种机器发出的语言乍听起来十分难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便可掌握。想到我可以从此摆脱必须请别人朗读才能修改自己手稿的尴尬局面，不禁怦然心动。此外，电脑还能把我的作品打印成盲文或其他硬拷贝的形式。但是，最大的障碍是价格。全套系统，包括打印机和软件在内，需要11，448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过于昂贵了。我咨询了一些电脑用户，尤其是那些使用语言功能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对马里兰的产品称赞不已。
购买问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出乎意料地解决的。学校院长主动表示提供一部分资金，历史系也随之响应。但出资最多的是我们大学的退休人员部，他们认为电脑能给我的工作带来巨大好处。通过多方努力筹集到大部分资金，我投入的2，000美元主要用在了后来的培训方面。
这样，我多了一个会讲“匈牙利语”的伙伴，它患有感冒，畏冷怕寒，因此我们一同搬进了计算机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它有血有肉，我为它起了个名字叫“斯坦尼斯罗斯”。它为我朗读屏幕上的一切字母、单词和整个句子，一切都取决我把光标放在哪里和按动那个按键。我一旦删除了某个字母或单词，它会立刻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俩世界以外的人可能听不懂它的话，对它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但对我来说，它表达得清楚极了，是一位深得我信任的仆人和伴侣。
盲人记者萨丽瓦格纳把她的伙伴称为“卡斯珀”，说它是一个“友好的鬼精灵”。但我没听说它患有感冒，因此我怀疑她的“卡斯珀”比我的“斯坦尼斯罗斯”先进。
在我失明的那段时间里，我在购买电脑前后一共写了三本书、若干文章以及为学术杂志撰写了20多篇书评。其中部头儿最大的是我在购买电脑之前完成的《美国边远地带的群居社会》一书，该书的笔记及手稿全部为盲文。为了它的问世，我们准备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表格。这里，我用“我们”二字是为了说明我的学生所做的贡献，他们为我朗读的素材和那些盲文资料一起保留着。为了我们的友谊和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把这部著作题献给他们。我希望看到他们，我珍视他们的友情，但他们在我的脑海里却模糊不清，他们通过声音传达给我的音容笑貌，永远没有那么鲜明。
我渴望亲眼看到我的著作和文章，它们是我的思想产物与脑力结晶。然而，每逢接到出版社送来的样书和刊登我的文章的期刊时，我只能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里，我无法欣赏里面的文字与插图，无法阅读那些熟悉的字句，它们从我的头脑里诞生，由一架叮当作响的盲文打字机转化成文字。印刷的书籍对能够目睹其中的文字、书脊和封面的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它能换取人们阅读的愿望。的确，新书能带给你一种不同的感受，它散发着特有的油墨香味儿，就连第一次翻阅时发出的声音都不同凡响，这些我完全能够体会。然而，我仍希望看一看它的封面、颜色以及环衬（尽管它们一片空白）。我想看到印有我的姓名的扉页，看一眼献词四周的空白。我想看一下标题的版式和缩写字母的处理，我想看清表达我的思想的所有字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书籍，录音磁带和盲文读物无法取代，它们过于沉重，冷漠无情，令人难于亲近。
此外，书店也是无法替代的。那里摆放着各种五光十色的书籍，你在书中既可找到诗歌瑰丽的佳句，也能发现艳情的细腻描写，新书里面有你十分熟悉的段落。然而，这些美好的一切渐渐弃我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烦恼。
我知道，我的读者在那里，我的新书也在那里。然而，我和他们却如此遥远。我像一辆在错误道路上行驶的货车，走的是无法调头的单行线。我彷惶不定，也许我将无可避免地落入痛苦的深渊。正如盲人记者瓦格纳所说的那样：“适应环境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因为你不知道要‘适应’到何时为止。”有时，这种过程本身就使人厌烦。
我的女儿艾利森十几岁时十分烦燥，常常为获得一副芭蕾舞演员式的身材心烦意乱和拒绝吃饭。为此，我们争论、劝说乃至声泪俱下，真是伤透了脑筋。
这里不是讲述我女儿故事的地方，我只想说明那些年里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麻烦。她的问题有多少与我的失明有关不得而知。然而，我在伦敦完成古根海姆使命的半年却使我们彼此受尽折磨。那是我视力衰退的最后阶段，走路摇摇晃晃，不但要紧张地用望远镜观察汽车站牌，而且要不断向陌生人问路，痛苦程度可想而知。由于我在伦敦的乐大于苦，所以并不如何在意。艾利森则不然，她讨厌这种情况，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拒绝离开我们临时栖身的公寓。她的顽固使我大为恼火，我们争吵，闹得不亦乐乎。弗吉尼亚伍尔芙1笔下的叫喊和我们的相比也只能自愧弗如。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吵闹不休呢？
有时，我的失明是其中原因之一，她说。回家以后，她留下了一个自杀的纸条（后来自杀未遂），上面要求在她死后把双眼移植给我。还有一次，我们动起手来。我抓住她，她一边反抗一边叫喊说，她看不到我的眼睛，无法隔着那层象征死亡的白内障看清我。这些话让我十分难过，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在说双眼是感情交流的工具，眼睛可以表达爱与恨、信任与怀疑、赞同与谴责。没有它们，孩子如何同父母沟通呢？
艾利森对父亲失明发表的意见仅仅道出了盲人不利因素的一个方面。对于盲人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看不到亲人可爱的面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亲人的相互微笑。眼睛既可接收又可表达，是唯一可以同时完成两项工作的器官，耳朵、皮肤或舌头对此都无法胜任。眼睛如此重要，是面部五官之首。试想，我们见到一个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