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情感，它与其他恐惧和担心交织在一起，隐藏在对盲人的关怀之后。
我知道，盲人自己也会产生这种怨恨。我理解胡尔在别人故意炫耀自己视力优势时感到的愤怒。例如，有一次一位讲师故意大声对他说：“约翰，你可能想知道这是什么颜色，它是黄色的。”听到这句话，胡尔产生了一种受到排斥、与世隔绝和低人一等的感觉。看到社会对于盲人的态度和所抱各种偏见，舍维尼进一步寻找有力的措施呼吁盲人进行反击，他说：
解救盲人要避免一种恶性循环，即世界对盲人有一种成见：盲人的无助是造成无助的原因，盲人因此表现出的无助又使世界的这种成见得到确认。
这种循环是一种全面的循环。明眼人对盲人的怜悯（我看得见，你却看不见，真是太不幸了）恰好说明了他们的恐惧，他们担心盲人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看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更为有效、也许更加高超。这种心理和白人对待黑人的心理十分相似。他们尽管不愿成为黑人，但对黑人的性活力却充满想象，对此他们嫉妒、害怕并且恼火。
高人一筹使人感到愤愤然，除了种族偏见外，盲人也认为高人一筹。我的朋友比尔·布兰登推荐我阅读奥维德1写的有关提瑞西阿斯的故事。读完之后，我对盲人高人一筹的说法感触颇深。故事讲述了提瑞西阿斯在森林里行走并遭遇毒蛇的传说。这位年轻的底比斯人走路时被一对正在努力交配的毒蛇绊倒。他用拐杖击打毒蛇后立刻被变成了一个女人。此后，他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生活了七年。后来他又回到了那座森林，又遇到了那对正在交配的毒蛇。再次击打毒蛇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性别。因此，提瑞西阿斯成为了一生中领略过男女不同生活的人。上天赋予了他从别人的角度观察生活的能力。
故事随后转移到了奥林匹斯山上。宙斯和赫拉为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争吵：在男女做爱的过程中，谁能获得更大的快感？宙斯说是女人，赫拉则认为是男人。无可奈何之际，他们找到了提瑞西阿斯。由于他有了解双方的天赋，因此解决了他们的争端。他对宙斯说：
如果把爱的欢乐分为十份，九份属于女子，一份归于男人。
他的回答触怒了赫拉，提瑞西阿斯因此失明。在无法违背妻子的意愿和可怜提瑞西阿斯不幸的情况下，宙斯赐予了提瑞西阿斯先知先觉的能力。因此，在希腊神话中，盲人先知始终是哲人的化身，即使像奥德修斯这样的大英雄也去请求盲人指点迷津。
现在，事实应该十分明了，我在失明期间从未感觉过高人一筹，请相信我的话。我不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爱穿灰袜子的人在性方面能有什么特殊悟性。然而，提瑞西阿斯的故事却使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资格对盲人和明眼人的问题了发表议论了。尽管我没有任何先知的感觉，但我认为像吕塞朗和胡尔这样的盲人正以一种现代提瑞西阿斯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失明。可以明确地说，他们二人正在证明盲人具有这些天赋，打破社会认为盲人没有视觉的残酷论断。
我从未见过正在交配的蛇，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失明期间，我有幸受到了最好的保护，没有认真思考失明造成的许多神秘暗示。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看出失明与先知先觉之间的联系，盲人的先知能力来自他们办事的规律性。人一旦准备迎接将来并在心理上做好了充分准备，将来对于他来说就是可知的。盲人的秩序不是神赐的，也并非盲人所独有。丧失视力后，有条不紊的生活对于盲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秩序进一步加强，成为了盲人的附属感官。也许，宙斯赐与提瑞西阿斯的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对秩序逻辑的准确判断。
既然盲人对秩序如此敏感，秩序又是美感形成的基础（比例、平衡、典雅的姿态等等），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认为盲人对于美有特殊的欣赏方式。可惜，我对失明的有限体验并没使我在这方面得出任何结论。视力对我来说更有用。首先，当我判断比例和距离的时候，视力使这项工作变得更容易。的确，在失明的那些年里，我确实有过美的体验，我从音乐演奏、鸟的歌唱、风的呼啸以及抚摸形状可爱的物体时都感觉到美。如今，我在听见风声的同时能看到绿草在地上摆动、白云在天空飘浮；我去听音乐会，看得见各种乐器；听见鸟语便看到了鸟。过去，我曾绞尽脑汁地根据声音和触觉猜测物体的颜色、形态和运动方式，视力恢复后，一切迎刃而解。要想欣赏美，视力无疑是第一感官。
然而，我也曾有过不能完全相信视力的体验。在手术后的最初几周，我几乎分不出美丑，即使是那个既不整洁、又不漂亮的车库。那时，我又成为了一个小孩，一切都十分新鲜，经常大惊小怪。满是油污的地毯在我眼中呈现出奇妙的色彩和图案。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我才从一度认为十分辉煌的事物中发现了它们的丑陋和庸俗。如果成熟和重要的艺术判断需要视力，那么它也同样需要历史，需要对时间和经验进行衡量。
当然，视力不仅仅是用来欣赏美，它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视力使一切变得容易和直接，对此我深有体会。现在，我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路，我能一直走出门外，不用中途停下来用手触摸门框。我能更迅速地从架子上拿起茶杯、果断地把插头插入插座，既不用担心触电，更无需摸索。进行乘法计算时，我不再需要用脑子记住所有数字。挤牙膏时我能一次完成，不需要再用嘴试探挤出的牙膏的长度。用电动剃须刀时，我能在胡子刮干净时立刻停止。现在，无论干任何事情几乎都能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
我想念过去失明的岁月吗？毋庸讳言，盲人确实有一些优势。据我所知，看不见外界有利于思考，用瑟伯的话说就是“做盲人有注意力集中的好处”。然而，我和他的情况不同。瑟伯几乎完全失明后凭借大量的生活积累，从过去的记忆中反复挖掘新鲜题材，组成故事和硬笔漫画。作为《纽约人》的一名盲人撰稿人，他的成果甚至比失明之前更出色。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越来越依靠出色的记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内在的世界里”反复修改他的腹稿。
重见光明后，我的内在世界几乎荡然无存，注意力经常受到各种外界干扰。我发现参加会议时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集中了。我不停地打量身边的一切：我留心发言者身后摆放着什么书、观看桌子上的文件或书籍的护封、端详着闪亮的咖啡具和杯子上印的字。学术会议要求花大量时间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过去我能很轻松地跟上发言的要点，如今发言者依旧，但他身后的窗子外却有一棵随风摇曳的大树。我在欣赏窗外美景的同时忘记了身在何处。我读过历史上很多有关复明后产生心理抑郁症的记载。心理学家解释说，这种紊乱与视觉突然过于丰富和感官同时持续作用有关。
失明期间，我的其他感官是否变得更加敏锐了呢？在此，我对胡尔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说失明以后，他的面部和手上的皮肤对光线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把脸对着灯的方向就能知道出它是否开着。比亚诺夫说，他拉着心爱姑娘的手时能知道她的眼睛什么时候闭上。吕塞朗声称他的手特别有灵性，比以前更柔软，对大小、重量和压力感觉得更准，当他用手触摸物体时，物体同时也在触摸他。吕塞朗说的这一切，无疑已经超出了黑白比白色更能吸收阳光的热量一类的范畴。对此，我只能认为他的这些话是对第六种感官的描述，即所谓的特异功能。
“树木和岩石把它们的形状像手指在蜡上留下指纹一样传给我，”吕塞朗说。他简直是圣方济的化身，圣方济恰好也是盲人。
我可以证明，盲人能对障碍物能够有所感觉，这一点和蝙蝠有些类似。他们能感觉出障碍物的大致形状或所谓的“面部视觉”。波托克认为这是因为物体有“视频辐射”和“声音阴影”的缘故。吕塞朗说：“失明好比一付药，它使某些感官得到加强，经常使听觉和触觉突然变得敏锐起来。”
我认为，对于盲人感官增强做出最好解释的人莫过于拉塞尔了。他既不用导盲杆，也不用导盲犬，然而却能准确地辨别出方位和距离。他依靠的是脚步发出的回声。当两只耳朵不能同时听到回声时，他就调整头的方向直到两耳能够同时听到为止，以此辨别面前出现的物体。他知道声音从他脚下传到他的耳朵时所需的时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将其与物体发出的回声相比较，从而判断出物体的距离。研究认为，盲人对物体的感觉是通过声波和听觉实现的，拉塞尔的说法为其提供了证据。此外，没有任何研究说明盲人不具备辨别物体的能力。
我不敢说我也有这种敏锐的感觉，只记得自己在游泳时的感受。每当我游到池边时都能预先知道，因为水的声音向我发出了警告，强度达到了构成“面部视觉”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明眼人也是如此，他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有所体会。瓦格纳同意我的看法，她说：“你听不见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即使失明能使其他感官有所加强，那也主要是盲人努力的结果，心理变化居其次。
然而，如果有些盲人确实具有出类拔粹的敏锐感觉，那也是天生失明使其然。我成年后失明，竭尽心力地培养这种感觉犹有不及。掌握面部视觉宛如学习一门外语、好似锻炼肌肉、好比年轻人明亮的双眼，越年轻越好。
失明期间，我从未有过感觉得到加强的体验。我知道，全国盲人协会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受到了有害的蛊惑。然而我的感觉恐怕恰恰相反，非但没有加强，反而萎缩了，就像一部没有小提琴的交响曲（或用吕塞朗的话说是琴弦松垮垮的）。我经历了心理学家乔安·勒梅斯特（本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病）描述的很多感情阶段，例如对医学的无能为力感到气愤、对“幽灵般的自我”感到沮丧（“如果不失明我会干出一番大事业”）、在命运无可挽回的情况下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重打鼓另开张等等。即使我产生过感官不完整的想法，那也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但我确实认为，这一过程肯定会使人的性格有所改变。胡尔失明四年之后，他感到胆子变小了，在酒吧中既不能、也不愿意和陌生人交往。
我发现自己失明时很难对陌生人找到感觉，需要通过名字而非面孔慢慢体会，因此我理解胡尔变得怯场的原因。我认为，随着背景的消失，头脑中对各种事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视觉永远是一种诱惑。在我失明的十五年里，我对视觉世界逐渐变得淡漠了，不像开始时那样执着。人和环境的视觉形象似乎离我远去，无关痛痒。正如胡尔所说，“已经开始习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了”。这一点也说明了提瑞西阿斯变性后在性格上发生的变化。
谈论什么是完整的感官无异于自寻烦恼。我发现，在探索原子和星云一类的问题时，即使五种感官皆在也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说四种感官不健全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只是定义，即所谓的完形概念，而非基本内涵。失明在此应当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在新的局限内的完整单位。舍维尼举过一个例子说：一辆四轮马车坏了一个轮子，把剩下的车轮移到中间，马车还可以行走。蜥蜴失去尾巴后体型发生了变化，但行动却和完整的蜥蜴相同，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不妨假设有可能对感官的完整性重新定义，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讨论刚才有关盲人优势的问题。残疾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如果你是一名听话的学生，她会让你懂得什么是自豪、虚荣和限制。我十分欣赏拜塞尔对问题的回答。别人问他，瘫痪多年以后假如能够重新行走将会怎样？对此，他反问道：“那么我将为此放弃什么呢？”他的回答并非盲目乐观，而是一种明确的表示：欢乐总是伴随着悲伤，两者永远同在。
我怀疑盲人对流离失所的人有一种更亲密的感情，克拉克无疑就是这样：
我认识那些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和在门道里过夜的人。他们经常和我交谈。有人可能躺在肮脏的地上认为残疾使我进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人也许会说我还无权走入他们的阵营。
那些权力的外部象征，如卡迪拉克和布鲁克斯豪华套间等，对盲人来说没有多大作用。盲人只有亲自接触到有权势和受歧视的人之后才能对他们有所认识。我不知应该如何对此进行一步阐述。很早以前我就是一个心肠软弱的逍遥派，并非失明使其然。我知道，有些事眼不见心不烦，例如蓬乱的胡须、肮脏的衬衫和各式各样的鼻子等。一些让人产生偏见的因素失明后看不见了，我想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件好事。因此，有人把正义比喻为盲目一定有其道理的。
我经历过依赖别人和听任摆布的痛苦阶段。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祈求和希望过别人帮忙，但我在内心中还是不情愿地悄悄这样做了。有时，我最大的心理负担就是感到自己必须接受明眼人的帮助，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必须使用盲人手表、必须等待朗读者或者司机的到来。有时我必须多等半个小时，否则就会耽误别人的时间。无论我多么渴望自由、多想写自己的书、多想自己讲课、多想为自己的家庭尽一点义务，但都无济于事。我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把自己放在首位。失明使人产生依赖与合作的意识，好比一种衬衣，故意把纽扣缝在背后够不着的地方，藉此培养人们互相帮助的习惯。
回顾过去，这种依赖只是我在向明眼人寻求帮助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盲人是最需要依靠别人的群体，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人类的共生关系。拜塞尔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尽管我们看不到别人，但并不孤单。”我想，他的话无非是要说明没有眼睛能更容易看出人类的亲情。假如如此，我可以告诉他，视力恢复后他能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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