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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形象也是对自己的形象的一种加强。我们知道自己的模样，因为我们能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如果无法做到这点，我们本身的形象也会变得模糊起来。胡尔在失明期间经常说“自己像一个幽灵、一个鬼魂、一种记忆”，因为别人都脱离了的肉体“变成了声音、从子乌虚有里说话，在虚无飘渺中消失”。
自己的身体和性方面的某些兴趣与更明显的自我之间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呢？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的回答范围，但我重新扮演起以往失明时无法扮演的角色，这个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所有跛子、瘫子或有生理缺陷的人，他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残疾人。不论他们身为父亲、丈夫、一家之主还是学生，但都摆脱不了残疾人的身份。如今我能通过很多小事使自己得到支持。我能自己开车上班、自己加油、打扫车库、自己付款和向服务员付小费。我的残疾人的身份已经被其他角色所取代，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像一个正常人。
做完脊锥手术之后，墨菲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好像心灵和肉体都获得了新生。”虽然我在失明期间心如止水，现在却更加平衡。我有一种要充分利用所有感官的想法。我像一部发动机，所有的汽缸都在运转；我像一棵大树，意气风发，枝繁叶茂。
现在，我是否更比以前更像男子汉了呢？在过去失明的岁月里，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妻子身后，拉着她的手，让她领着我前进。我坐在车上，让妻子开车把我拉来拉去。餐馆里，她要付帐单；车子坏了，她要送去修理。所有这些都可以十分容易地解释为对男子角色的妥协。在与性有关的陈辞滥调中，盲人没有自由，不属于任何群体。我曾担心会不会由于自己失明而忽视了雪莉的各种需求。她是否渴望过能有一个高瞻远嘱的男人？是不是需要一个能在危险到来之际挺身而出替她抵挡一切的丈夫呢？我不是阿诺德·施瓦辛格1，不是约翰·韦恩，但我在视力恢复之后却对这些成见产生了同感。
弗洛伊德对此曾经做过研究。他把视力同性满足联系在一起，因此失去视力便等于遭受了阉割。同样，在埃斯库罗斯2的悲剧中也存在这种模糊暗示：俄狄浦斯3由于性方面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因此受到双目失明的报应。李尔王失去国王的权力之后，失明似乎是莎士比亚为他安排的最恰当的结局。我怀疑自己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俗套的影响，我在手术台上也曾出现过遭受阉割的一闪念。我想充当新角色的愿望是否支持这种内在的洞察力呢？只有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只是各种象征和社会的固定是模式时才能如此。盲人当然不能和遭受阉割的人划等号。尽管性满足和男子汉的角色是两种互不相同的概念，但在很多事情上却可相提并论。
奥利弗·萨克斯说，他的一个神经病病人突然感到嗅觉变得极其敏锐，令人无法想象，以至产生了一种新奇感。在这种情况下，嗅觉的增强使他无法对其他物体进行分类。过分灵敏的嗅觉压倒了其他感官对具体事物的判断。这种感知上激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手术后的第一年，我也曾被这种强烈的感觉所征服。尽管我不像萨克斯的病人那样重病缠身，但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能断定我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一种体验，过去我只能将其隐藏在心底，因为它在广阔的环境中看不到，现在我可以将之公开了，我的亲朋好友都能看到，可以在所有人之间进行交流。重见光明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为这种对巨大外部环境的鲜明理解和个人的不同内在感受相互结合奠定了基础。
我没有放弃有条不紊的做法。或许这是天生的，或许我很早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把一切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可以让人们接受和适应失明带来的厄运。我知道哪里有我需要的物品并且能从那里继续寻找。如今，同样的规律已经打破轾梏，并且远远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十八世纪的狄德罗1认为，明眼人更容易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他们更容易看到上帝的自然女神所创造的巨大秩序。然而，那些可怜不幸的盲人却无法看到上帝。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我重新获得的视力缩短了我和天籁的距离，至于获得这一感觉的方法，恕不奉告。
所有这一切都是伴随一只眼睛而来的。我将永远不会为没有得到另外一只眼睛而遗憾。
第九章 弃旧从新
摆脱你邪恶罪恶的看法吧。承认头上的天空是固体的天空，承认那些有关月亮和星星的说法是荒谬的。接受盲人的科学和哲学吧，我们不会因此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些是我在读了H。G。威尔斯的《盲人国》之后所获得的强烈感想。该书是对固执和偏见的一种讽刺。在这部书里，盲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努涅兹说话的。努涅兹是一位视力健全的旅游者，他在“厄瓜多尔安第斯荒原”的悬崖上一下子跌入了盲人的国度。这个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人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他们世世代代地生活着，忘记了很多事，同时也凭想象发明了很多事。”他们住在整齐但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他们沿着导槽在街上行走。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工作，在温暖的白天睡觉，因为光线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来到这个世外桃园，他想起了那句“盲人国里，独眼为王”的古训，因此他想做盲人国的国王。然而，他在这个不懂光明的世界里所做的种种艰苦努力均付之东流，甚至不得不殴打一名盲人。他的暴力手段使他陷入了饥饿的境地，最后沦为了一名可怜的奴仆。
他爱上了一名美丽的少女，但当权者却认为他们的婚姻无法接受。盲人科学家认为，他所描述的世界是明眼人的世界，是视力造成的幻觉。如果他接受手术除去视力，就有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正常人。那名少女也乞求他接受手术。由于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因此他决定做出牺牲。在动手术的前一天，他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看到了清晨，清晨就像一名穿着金色外衣的天使一样从台阶上徐徐走来。在灿烂的光明面前，他和他的爱情以及峡谷盲人世界里的一切顿时失去了光彩。”他看了看绿树青山，转过身，慢慢地爬出了峡谷，永远离开了那个他“曾经相当国王”的所在。
在此，我借用威尔斯对固执偏见的讽刺说明盲人与明眼人世界之间的种种误会。我和努涅兹一样走出了峡谷，走出了那个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是国王的所在。在那个峡谷里，我以半途失明作为资本获得了很多优势。如今，我再次试图成为王中王，或者成为一名预言家，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身体缺陷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威尔斯的话为我的这种感觉提供了依据。“束缚”一词是墨菲喜欢的说法。胡尔采用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比喻：残疾好比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它吸走了人们的记忆、兴趣以及他们对时间、地点的感知，对此他们需要重新适应。我也逐渐懂得，重见光明也和失去视力时一样，需要再一次适应环境。失而复明好比死而复生，我要把以前生活中失去的一切全部弥补回来。
在解释重新适应环境方面没有比塑造和重新塑造人的面容更能说明问题了。回顾过去，我发现人们的面容和我的日记标题一样千篇一律。过去，我在脑海里为周围的人一一塑造了形象，熟人的面容通过声音在我的脑海里维持，陌生者的脸也通过声音加以创造。只有几个亲密的人，我可以用手抚摸。尽管有时别人请我摸他们的脸，但我一直感到很尴尬。我和瓦格纳一样：“生怕碰掉了对方脸上的假睫毛或把手指捅到人家的鼻子上。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做。”因此，我所认识的脸只是声音而已。
在正常人的世界，触觉和听觉的感官等级是不同的。失明后，这两种感官对我来说无疑变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明眼人只有在黑暗中摸索时才能感觉出它们的重要。例如，声音对于我来说是感觉别人的头的形状、肤色和年龄的手段。我记得，聚精会神地听自己讲话（尽管我不十分喜欢这样做）甚至能够让我知道自己脸上发生的变化。
视力恢复后，声音突然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我意识到声音能够引起很多误导。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包括很多信息，如皮肤和头发的颜色、身材比例、动作和手势等。它们的出现使我脑海里根据声音形成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模糊的景象立刻被鲜明的色彩所取代。各种感官的级别发生了改变，因为我知道过去所谓的正统方式并非唯一的，并且也不是至高无尚的。
和努涅兹一样，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盲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盲人作用于社会，社会也同样作用于盲人。分析社会的各种不同做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仅以一件事为例：与其他残疾人相比，盲人受到社会不同寻常的关心和注意。为什么盲人和弱视者在罗热1编纂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中用了两栏多的篇幅进行同义词辨异，而对于失聪者却仅仅用了半栏的篇幅？为什么对视力的解释要比对听力的解释多一倍以上？为什么多年来盲人是残疾人中唯一能够享受免交所得税待遇的群体呢？因为盲人是残疾人中的“宠儿”。
当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公正性。眼睛无疑是感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眼睛能够辨别方向、判断远近；眼睛的动作最灵活；眼睛可以任意旋转；只要一合眼皮就可以闭上眼睛；眯缝起眼睛可以改变视觉效果使物体模糊；眼睛具有最聪明的保护机制，能够流泪和迅速眨动。失去眼睛好比丢失了一台出类拔萃的仪器。
很明显，以下这些话说出了人们对于失明所抱的恐惧：“除非上帝安排，否则决不失去双眼”、“宁死不当盲人”。这种精神用肯尼斯·杰尼根的话说就是世人对于“灾难的看法”，不幸的是，这种灾难观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感伤。且看我们从一部娇揉造作的作品中摘录的一段文字吧：
盲人的命运真是太悲惨了，他们的处境那么可怜，所有善良的人都想迫不及待地帮助他们。即使是心肠最硬的人，看到盲人摸索着走过来的时候也会站在一旁为他们让路。
我认识的一些熟人在我看得见的时候对我不屑一顾，而我失明后，他们却不遗余力地向我提供帮助。安德列·迪比说，人们对受伤者似乎存在着一种共性，他们能把盲人做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变成鼓励。饭后洗餐具是一件既容易又简单的工作，但我却为此赢得了不少赞扬，好像我有多么了不起似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愉快地对我说，我刷茶壶的时候比她睁着眼睛看着刷还干净，并且我那“万能的”手指居然能发现壶底沉积的水碱。请相信我，这是真话，我对他们没有任何不满，他们心地善良，几乎每个人都使我高兴。他们不过是运用了伊利诺伊州西斯普林斯一位盲人公理会牧师的夸张手法而已。这位牧师说：“鲍勃·肯珀好似一头跳芭蕾舞的大象：这种芭蕾可能不太好看，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能够跳得出来。”
不过，偶尔我也会对某些行为产生反感。盲人广播剧作家赫克托·舍维尼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的朋友直言不讳地说，他不会到医院探望舍维尼，“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会去参加葬礼。因为（他）无法忍受葬礼。”耶茨说，这种人喜欢“用自己健康的体魄”与残疾人相比。我怀疑，在奥罗斯科2绘制的那幅名为《普罗米修斯》的壁画中，他一定是逃跑的人，决不会向烈火伸出双手。
社会上的另外一些人不仅对失明怀有恐惧和伤感，并且还讨厌盲人。我听说碰一下瘸子会交好运，但从未听说摸一下瞎子会发财的。苏珊·桑塔格认为，我们向癌症病人隐瞒病情，“不仅是因为得了癌症便等于宣判了死刑（或者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看法），而且由于它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从癌症一词的原始意义上看，它具有倒霉、难受和令人作呕等含义。”对于盲人，也存在类似的态度。
也许，更确切的说这是一种怨恨的情绪。它向两个方向发展，盲人和明眼人都会产生。明眼人在下意识中可能觉得盲人有一种威力，一种使他人感到内疚、无能和尴尬的威力，一种引人注意的威力。盲人的力量可能遭到别人妒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推崇吕塞朗的聪明才智，然而重要的是，他为反对法国抵抗运动做出了切实而重要的贡献。
嫉妒盲人的这种威力可以理解但却令人不快。明眼人通常以不愿看到盲人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关心。他们问别人：“他吃糖吗？”“他喜欢把杯子放在哪儿？”等等。从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对盲人的不满。盲童挨打和遭受欺辱的事情屡见不鲜，克伦茨、拉塞尔和我的朋友朱迪思都有过类似遭遇，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实。舍维尼说，偏见从根本上看是不公正现象造成的，黑人和犹太人遭受的不幸，盲人也颇有领略。
在我们所生活的文化里，人们崇尚年轻完美的体魄，根本目的是保持身体灵活。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我虽然重新见到了光明，但身体上却更加不堪一击。尽管我们都懂得以弱小衬托强大是不道德的，但从反面看这个问题也同样令人不快。身体的残疾使人们痛苦地发现了人类的脆弱以及人的思维所面临的各种潜在威胁。对此，墨菲曾针对视力健全的人做过如下阐述：
残疾人永远是一种看得见的形象，随时让健康人懂得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不平等和痛苦现象存在。他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乐园里，同样不堪一击。因为，残疾人体现了他们担心害怕的事。
也许，弗洛伊德把失明与遭受阉割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惧怕某种可能”的象征。崇拜完美体魄确实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它与其他恐惧和担心交织在一起，隐藏在对盲人的关怀之后。
我知道，盲人自己也会产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