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 言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
第六章第七章
第八章第九章
前言
转变也许是一件痛苦和启发兼备的事，当你置身于光明与失明或失明与光明之间时尤其如此。当我得知失明十五年之后而又可能重见光明时，痛苦似乎变成了启发，它促使我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我对这件事做出的反应。开始，我用盲文打字机写，随着视力日渐清晰而改用手写。后来，呆滞已久的眼睛在不情愿的情况下逐渐看清了书上的印刷字迹，我开始阅读盲人写的书。这是一个略带强制性的过程。失而复明不仅令人激动，它还让我必须懂得我所发生的一切，懂得失明和复明的原因。别人的经验也许能说明我的一切。然而，荷马、参孙、海伦·凯勒或约翰·弥尔顿都太遥远了，只有目前在这个复杂而可怜的世界里生活的现代人才有借鉴价值。
例如，约翰·胡尔和我都是大学教授，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探索自身遭遇意义的哲人。失明对他来说是一种“全身视觉”，他用整个身体代替了眼睛。然而，这是一种“痛苦的馈赠”，他不是专为黑暗带来光明的以赛亚。他“思考的是失去光明的原因”，宛如《失乐园》中的那些堕落的天使，在黑暗中寻找上帝。
在书中，我发现了一位具有神秘意味的法国盲人雅克·吕塞朗，我们能从法国抵抗运动的阵营中、从布痕瓦尔德恐怖的集中营里听到他的声音。失明对他来说不是黑暗，黑暗只有当他感到害怕、愤怒或生病时才会到来。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我是光明的囚徒，受到惩罚，因而看不到光明。”
在书中，我认识了埃莉诺克拉克。她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才华的诗人，一位文笔典雅的作家。她能打网球和滑雪，住在康涅狄格州，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写小说，获得过全国图书大奖，并且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她丈夫罗勃特·佩恩·沃伦所属的文化领域。她对失明十分憎恨：“谁说你尽管不太喜欢，但还必须接受和体验失明的遭遇呢？”她的结论是：“我们需要通过钩子、拐杖或特洛伊木马来工作。”
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确实不乏英雄气概，因为他们有探索新世界的勇气。他们是沉默的另一面发出的呼声。但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听到的只是克拉克的叫喊和牢骚。
有时候，我认为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并不代表盲人，他们代表的只是神学和神秘主义。我既不是神学家，也非神秘主义者，我只是一名大学教授，一个写几本描写美国野蛮西部的书的人。我和他们到底有哪些共同之处呢？克拉克是不是我真正的代言人？倘若他们也能体验一下重见光明的奇迹，我怀疑他们的想法是否也会改变。
最后，我对两种不同经历进行了深入探讨。卡尔·比亚恩霍夫讲过这样一件事：一名男孩用手指使劲挖自己失明的双眼，当眼睛感到疼痛时，他看到了流星。天文学家并不相信失明的眼睛能看到血红的流星，但男孩说得千真万确，令人无法怀疑。而我只能隐隐约约地想象出维德·梅赫塔在克莱尔蒙特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情景。此外，转变还有各种不同方式。安德鲁·波托克努力地争辩说：和他这样一个画家相比，作家兼历史学家们根本不存在失明的问题。对此，在勘萨斯城俯案工作的萨丽瓦格纳也许会微笑地说：这是一句“蠢话”。我听说罗伯特·墨菲和汤姆·苏里文因为一个问题发生了争论：最积极的人是运动员，但他们是否也是最不健全的人？詹姆斯·瑟伯1面带微笑地讲述着自己发生的变化：随着视力的减弱，他笔下的狗画得越来越精炼了。
这里，我不是想和他们争辩，而是喜欢他们这样。这种情形好比一个热闹的大家庭，虽然各有各的主意，但实际上却是统一的。与胡尔和克拉克相比，我失明的时间比他们长，但和很多其他人相比则自愧弗如，然而我知道重见光明后的快乐。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奇遇带给这个大家庭里的其他人，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就别无所求了。
第一章 莱德维尔
当你二十岁的时候，谁会相信一个古怪的老头儿说你会失明的话呢？他端坐在那里，头上歪戴着一个圆圆的反光镜，像动画片里的独眼巨人一样。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迟早会失明的，现在应该开始做准备，学学盲文、练习一下走路。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有意思了。谈话是在丹佛一个医生冰冷的诊所里进行的。那地方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后来再也没回去过，既没去医生的诊所，也没去过那个城市。我想，当时我并未多说什么，只是出于礼貌向他道了一声多谢。以前我看过很多医生，但从来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
公共汽车驶进冰天雪地的落基山脉，驶向我当时住的城市莱德维尔。我孤身一人，凄凉抑郁，科罗拉多的三月寒冷刺骨。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记得这一切，因为一切都好似《呼啸山庄》里的一幕：没有沮丧的旅程，没有最后而长久地向太阳、白雪和人们的面孔张望，也没有声泪俱下地向命运发出抗争。小提琴在哪里？二十岁的人还不到咒骂和反抗命运的年龄，统计结果忽略他们的存在，预言是为其他人准备的。特尔斐女神回去吧，带上你的医生回到属于你们的幽静的隐居地去吧。
也许我生性如此，与我的年龄无关？是的，我顺从命运的摆布。这种性格使我成为一名普通人。首先，因为失明而嚎啕大哭会使我不好意思，我不愿意令自己难堪。当我回想起一些办过的傻事时，尽管算不上什么灾难，却使我感到汗颜。至今，我仍然为那个夜晚感到羞愧。当时很多年轻人挤在一辆汽车里，西尔维娅坐在我的大腿上。她有意无意地偎依着我，我的心里感到一阵冲动。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彼此的对话。她有口无心地大声问我裤兜里放了什么。我未加思索冲口便说：“一支手电。”可笑的是这竟是事实，我那里确实装了一支小手电筒。然而真实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代价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即使是成年以后每逢想到那次谈话仍使我感到赧然。我害怕讨论有关性和金钱的基本话题。我和西尔维娅分手了，在那以前她对我说我需要买一双绿袜子，因为我身上灰褐的颜色太多了。
就是这样一个灰褐色的我独自一人乘车返回到莱德维尔。面对失明消息的首次发布，我不过耸耸肩膀而已。我还不至于那么惨，还不到自己可怜自己的地步，而且我也不能那么做。眼睛的问题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个小小的尖峰。多年来，我一直与之抗争的是可恶的小儿风湿性关节炎。和西尔维娅分手后不久，延髓膨胀侵袭到我的膝盖、肘和手腕关节。事实上，我身上的所有关节，包括面部的颌关节都在发炎，僵硬和疼痛的症状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像吃爆玉米花一样吞服着水扬酸盐药片。17岁那年我是在床上度过的，长期的卧床不起使我的关节锁死，最后不得不请几个身强力大的理疗师在热水池中为我松动关节。尽管如此，我的膝盖和双肘还是变得畸形，腿和胳臂既伸不直也无法弯曲15或20度以上。我再也不能做出双膝蜷屈的姿势，而且也不会因此做出愚蠢的事情了。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大部分已成为过去，谁会为过去的事而伤心呢？如今，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汽车上，我们从丹佛蜿蜒缓慢地向莱德维尔沉闷的街道进发。车上很拥挤，由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德维尔在迅速膨胀，忙于为盟军生产枪枝所需要的铅、黄铜和钼。我踏着泥泞回到了鲍威尔太太那张铺着油布的餐桌旁。一共十五个人在那里包饭，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如路易、里弗斯、斯威舍和达姆达姆等等。这些以前曾经当过拳击手、码头工人、伐木工或二流子的人现在成了双孔凿岩机的操作手或工厂的工人。他们从军队退武或听从征兵局的调遣来重要的矿山工作。他们庆幸脱掉了军装但却不满意现状，称自己是“倒霉的奴隶”。这群手上长满老茧的人永远搞不懂我，搞不懂一个步履蹒跚、戴着墨镜和干一些剥甘蓝菜皮工作的大学生。
从蒙特罗斯来的路易布莱恩是唯一能够真正吸引我的人。他似乎很喜欢我。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他的简易宿舍并送给我一些矿石标本（我在日记里它们称为“莱德维尔矿山里蹦出来的漂亮石子”）。阁楼里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床，屋顶的椽子上垂挂着衣服。一名矿工坐在床上用嘴吹着漫长忧伤的小曲儿。不管怎样，我可以把眼睛的事情告诉路易了。他不擅言谈，屋子里面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气息，一种包括我在内的孤独男人的气息。他们渴望女人和家庭，他们陷入在一个不愿停留的地方，像萨特存在主义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寻找着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我住的地方在哈里森大街一所俗气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的楼上，房东是斯特朗太太。莱德维尔太拥挤了，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同时吃住的地方。我在鲍威尔太太那里吃饭，在两条街以外斯特朗太太的地方睡觉。我的住处小得可怜，放下一张床之后便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了，但我在窗前有个小桌，从那里可以看到泥雪夹杂的街道、邮局和哈里森大街对面长老派教堂的方尖顶。朋友们送给我一架电唱机和几张唱片。星期天下午，窗外下着暴风雪，我一边写着长长的家书，一边漫不经心地换着唱片，欣赏着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和德彪西的《云》。
由于我的眼睛的瞳孔一直处于放大状态，外出时必须戴上墨镜，有时在光线明亮的房间里也是如此。当我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黑色的镜片走在莱德维尔的大街小巷时，我知道狗是不太喜欢我的。我在家信中写道：
莱德维尔的狗比任何地方都多，无所不在。它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五、六成群。最小的品种有墨西哥的齐瓦瓦狗，最大的有瑞士伯纳德救护犬。我刚到这个地方时，身穿羊驼呢大衣，头戴墨镜，立刻成了无数猎狗的注意目标。它们见了我都狂吠不止，在街上走路时有些狗竟然跑到我的跟前咆哮。城里老居民的身上都有被狗咬过留下的伤疤。只要哪只狗接二连三地咬人，警察就会赶来将其击毙。然而，我的大衣和眼镜渐渐在群狗的世界里闻名，它们知道我既不是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也不是1890年代的匪徒，于是接受了我，不再对我嚎叫了。相反，它们伴我走路，在我身旁蹦跳玩耍。莱德维尔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我征服了。
信的结尾明显是为了取悦母亲。那些狗除了对我狂吠嚎叫之外再没有过任何其他举动。
我来莱德维尔的原因确实有点儿奇特。关节炎使我的双眼患上了葡萄膜炎，更准确地说是虹膜结状体炎。关节炎和眼部并发症让医生施展出浑身解数：配制水扬酸盐、服用葡萄糖酸钙、黄金注射法、肌肉注射异体蛋白（水解蛋白）、用蜜蜂蛰嘴、静脉注射伤寒菌（是真的，绝无夸张！）、肝部组织提取（此举出奇地疼痛）、结核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青霉素和布鲁氏菌疫苗。后来，我的加利福尼亚医生约翰洛丹提出了高原疗法。至此，我真怀疑他们有点儿黔驴技穷了。他建议我至少要在高原住六个月。他解释说，去高原地带能增加我身体里的白血球总数，这些增加的抗体将组成强大的阵营与关节炎和葡萄膜炎搏斗。
时值二次大战初期，搬家不是一件容易之举。我的父亲在一家船坞工作，母亲忙着照顾其他两个孩子。一位姨姥姥跑来说：“你们打算把这个可怜的瘸腿男孩单独送到哪里去？难道就因为医生那句可能使白血球增多的话吗？他至多是建议而已，他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可又有谁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然而，我的家正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想，钱对父亲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我能找到工作分担一部分开支。另外，这个建议看上去至少比注射伤寒菌有趣儿得多。除了弟弟和妹妹之外，全家人一致采取了保护性缓冲立场，他们目睹我多年来一直饱受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不愿看到我前功尽弃。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我有能力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应付一切，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办法吗？我们几乎尽了一切努力，而这个建议又不无道理。充其量只需要一点儿乘火车的路费，此外再提供我一些钱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我的母亲是位读书人。十九岁那年她在伯克利求学，梦想成为一名新闻撰稿人。后来，她和我二十一岁的父亲私奔并生下了我。现在，她不情愿地取出了她的地名字典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在里面寻找美国大陆上最高的城市。搜寻的结果是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市，海拔10，200英尺，其高度足够改变我的白血球数目。莱德维尔满足了我所需要的高度，父母同意购买火车票，其余的工作则留给白血球去完成了。
一月份一个天寒地冻的一天，我乘丹佛至里奥格兰德的列车抵达莱德维尔火车站。火车站奇异荒凉，地域偏僻，周围两三英里内渺无人烟。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城里。食宿地点安排妥当后，我踏着积雪来到哈里森大街，这时一幅“史福威食品杂货店”的招工启事映入我的眼帘。我得到了这份儿差事，工作是照看所卖的农产品。此刻，我志得意满，怀着独立的喜悦回到住处，提笔给家里写信。
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住处时发现了父母给我发来的电报。“立刻停止史福威杂货店的工作，”电报上白纸黑字地写道。父母告诉我，医生认为搬运蔬菜一类的工作会给治疗带来不良后果。我能想象得出家里得知我在食品杂货店工作后发生争论的情景：他在搬那些沉重的水果筐啊，会使眼内娇嫩的血管受伤的，我们必须问问医生。
我很难掩盖自己的失望。次日给我家里写信时尽量显得很潇洒：
昨晚接到你们的电报，我仍然不太明白。今天早上我把电报拿给史蒂夫看（他是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