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年，复旦监督（相当于今日之校长）马相伯年老退休，校董会董事长孙中山先生推他继任。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扩充为复旦大学。
李登辉从一九○五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主持复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达四十年之久。他中年时儿女殇亡，后又丧偶，乃以校为家。国民党政府一再邀他为“立法委员”，他始终不就，而专心教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病逝沪寓，时年七十五岁。
以上是李登辉简单的史略。朱仲华在五十年以前，陈于德在四十年以前，都是复旦学生。仲华毕业后，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任过校董；于德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间办过“复旦通讯社”，关于李登辉生平事迹，亲身见闻甚多，现合作本文，以供参考。
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
一九○五年一月，李登辉从南洋回国即创“寰球中国学生会”于上海，据曾任复旦校长室秘书四十余年的老校友季英伯说：一九○五年一月间，他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分发会友的通知书说：我们首获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的李登辉先生近自南洋返国，已商请他于某日莅会讲演，欢迎会友听讲云云。届期往听，见李年仅三十许，黑须玄鬓，穿着朴素的西装，令人注目。因这时大家还垂着辫子，穿着清朝袍褂。由于他生长海外，还不会用中国语演讲，说的是满口英语，却讲了许多动听的话。他说，“外国人办得好的事业，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办，不一定要外国人来办。但我们要吸收外国人的长处，发挥中国人的智慧。”记得他讲到，“现在基督教青年会规模虽大，但非中国人自办。我们应立即迎头赶上世界新潮流，自己站起来创办一个既像个学会又像个福利团体的组织，研究科学技术，与国际互通声气，吸收国际间先进文化，力求走改革自新之道，并须提倡高尚有益的娱乐，锻炼身心，以图改造社会，贡献祖国。”他说他“生长南洋，留学美国，目睹侨胞常受外人欺侮，又受到中山先生的教益，所以回到祖国来提醒国人，重视教育，提倡科学，以期革命自救”云云。不久，李登辉就在上海创立“寰球中国学生会”。当时同道发起人有留美同学宋耀如、颜惠庆（骏人）、王正廷（儒堂）等多人，与李都担任董事。李兼任会长，后因主持复旦，教务繁忙，邀朱少屏为总干事。季英伯本人，曾充驻会书记有年。
“寰球中国学生会”于一九○五年春创设于上海，为海内外中国青年服务，辅导留学生。例如代办出国及入境护照，指点报考的手续等。该会经常办理文教界和青年界福利事业，随时与国外侨胞互通音讯，征集各国科技资料，并举办讲座，聘请名人学者演讲。孙中山先生曾到会演说民族革命。又出版刊物，为中英文合编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月刊》，附设日夜班辅习学校、职业介绍部、文娱活动室和图书馆等等。在各国主要城市分设联络处，以资联系。
当时上海跑马厅及外滩公园等处，均为美英帝国主义势力霸占。帝国主义分子蔑视中国人，不许入内。李登辉一再联合“寰球中国学生会”各董事，以该会全体董事名义向“租界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但因清王朝国势陵夷，抗议未获效果。而该会再接再厉，终于在所谓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公演了新剧（即今话剧）《十年后之中国》，其剧情为推翻帝制，改建民国。由该会董事曹雪赓饰大总统，上海名医唐乃安饰内阁总理。观众大为轰动。
一九一七年，复旦由公学扩充为大学后，“寰球中国学生会”由总干事朱少屏代理会长职务，会务不像辛亥革命前后那样有声有色了。后来附设日校夜校收费较贵。其他代办福利和文娱工作等也往往带收费用，就有些营业性质的趋向了。
就任复旦大学校长的经过
一九○五年李登辉和颜惠庆等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后，上海爱国人士曾少卿等以美帝国主义到处在压迫华侨，虐待华工，发动了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李登辉擅长英文，参与对外和对华侨的宣传工作。这是中国人民首次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当时马良（相伯）为反对帝国主义天主教会侵入震旦学院，正另办复旦公学，也参加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曾少卿就介绍李登辉于马相伯，由马聘任他为复旦公学总教习，主持教务。
就在这一年的秋季，复旦公学诞生于抵制美货和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文化侵略的两大风暴之中。李登辉是实际负责人之一，编制教程，聘请教师，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压迫之下，披荆斩棘，克服种种困难，建设复旦。从此，李登辉毕生尽瘁于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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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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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复旦师生于右任、邵力子等数十人去参加革命，学校停课。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两次电请李登辉去担任外交部长，他复电“不会做官”，婉言谢绝。到了南北议和时，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秩庸）聘他为临时顾问，他曾代表南方革命派意见，向伍建议。在这以前，复旦吴淞校舍，为辛亥革命军兴时毁损，事后李登辉力谋恢复，获得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的关怀照顾。南京临时政府指定上海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复旦校舍，并特给临时补助费银元一万元。复旦即于一九一二年迁至徐家汇开学。后由李登辉与马相伯商议决定，为使学校稳固发展，聘请孙中山先生为董事长，聘请伍廷芳、程德全、颜惠庆、萨镇冰等十余人及复旦第一期老同学于右任、邵力子为校董。组织校董会，举行成立会议，研讨发展校务等事宜。半年后，马因年老（时已七十二岁）要求退休。即经中山先生领导的校董会同意，改请教务长李登辉继任校长，马仍为校董，帮助复旦。
一九一三年二月，笔者（仲华）考入复旦肄业。三月一日举行春季开学式时，亲见校董于右任和邵力子先生等陪同李校长到大礼堂台上，宣告就职。李向高等班及附中全体学生宣布的办学方针：第一点，为培养民治的能力，注重学生自治，反对封建专制；第二点，为复兴祖国民族，重视世界大势，提倡体育军训；第三点，为培植科教技术人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展开学术研究；第四点，为改革社会，须从个人做起，必须提倡德育，即人格教育云云。这是当时国人自办的一所私立高等学校。
革命党人荟萃复旦
到了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笔者仲华正在复旦肄业），不少革命党人，由于北洋军阀重重压迫，不得不退处上海一隅，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时，中山先生正在起草他的“实业计划”，他的重要干部胡汉民、戴天仇和王宠惠等也到上海出版《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邵力子和叶楚伧办了《民国日报》，宣传革命，都在艰苦奋斗之中。李登辉不怕南北军阀的嫌怨，社会绅富的指责，邀请他们来复旦教课。当时，胡汉民教伦理学，王宠惠教名学和法学，戴天仇教经济学，叶楚伧和邵力子教国文。还有曾任欧洲中国同盟会干部的薛仙舟教财政学和合作等课。复旦在李登辉主持之下，就像是革命党人的讲学会和逋逃薮一样。当时，中山先生的战友廖仲恺和朱执信等正在上海。李登辉也常请他们来校演讲，鼓吹革命，勉励青年。笔者还记得廖先生莅校演讲时，全校大中两部的师生齐集听讲，人数虽挤，肃静无哗，倾听他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讲话。他教导我们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他讲完时，掌声雷动，人们对他十分钦仰。
复旦有这样多的革命人物讲学，实为当时华东各大学所少有。记得那时上海有些老辈人，认为这些教授是“过激党”，是“可怕人物”，不愿让子弟投考复旦。尤其是那些买办资产阶级的人物，更不赞成李登辉的做法。五四运动时，复旦学生代表上海学联向上海总商会要求动员商店罢市，会长朱葆三避而不见。代表们赶到他住宅时，他竟打电话邀龙华军队来恐吓。他曾对人说，李登辉教育出来的学生大都是“过激党”。五四以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申新纱厂荣德生等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则对李登辉办学予以资助。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亦应李邀请，与简照南等同任复旦校董。
一面编英文课本，一面读高小国文
辛亥革命前后，李登辉曾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兼任该书局英文编辑有年，编著了《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英语会话》、《文化英文读本》等书。还著有《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也是用英文写的，曾引起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外人士的重视。从五四到北伐革命战争时期，他还编过《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文修辞学》等书。他早期编著的《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第三册第一课为《DoctorSunYat－sen》（《孙逸仙博士》）。窃国大盗袁世凯非法镇压癸丑二次革命后，认为李登辉仍与革命党有关系，敢在教科书里宣传孙中山“造反”，于是通令各省，不准各学校采用这部英文教科书。那时国人自编的英文教本还少得很，中华书局以该书销路很好，但在袁世凯残暴的压迫之下，只得在该书再版时把这一篇文章删去。但李登辉本人及各校教师授课时，则另印讲义，补充宣讲，并作说明，使青年学子对袁世凯更起反感。不久，袁终于失败，一命呜呼。中华书局将该书重印发行时，又恢复第三册第一课原文。
当年，李登辉回国时，还不大懂祖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大了解祖国的实际情况。那时清政府正在考试“洋进士”（指留洋生回国，经考试后，赐称进士）。他以为考“洋进士”就是考“博士”，取得政府的承认（承认他在国外学术上的成就），乃盲目赶到北京应试。凡是用英文和法文写答的各科试卷，成绩都好，而国文课却交了白卷。清政府的考试官认为这位“洋进士”太洋了，但还是留名存记，预备派他用场。李在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学术方面很有些功夫，成绩超群。因此一九○七年清政府送官费留学生时，派他为江南留学生考试官。一九○九年又为浙江省派赴美留学生的主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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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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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早年也曾在复旦读过短时期，清末考选留学生时，竺去应试，李是主考，所以一九四七年李登辉病逝后，在杭州复旦同学开追悼会时，竺尊李为老师。
李登辉为复旦校长兼任教课时，曾述及他回国时北上应试时的感想。他说，一到北方，就看见“满坑满谷”都是官，打官话，装官腔；重虚伪，轻实际；上下贪污，贿赂成风。他看得头痛极了，下定决心“教育救国”。同时，他立志发愤学习祖国语言文字。一九一三年间，他每天早上与夫人汤佩琳（上海清心女学堂毕业）坐着马车来校时，还抓紧时间要夫人教他国文。笔者（仲华）很想知道他们俩在教学什么书本，有一天清早特去探看。在门房扶他下车时，笔者也挨上去，只见他手执《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本！到一九二○年笔者毕业时，他已能用祖国语文讲演和写作了。后来他不但能用汉语作长篇大论演说，而且还能引证“四书”了。当时有几个大学生的国文程度还不及他呢！他继续攻读古文，并把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编入讲义，或发表于西报。他这位大学校长先生，比小伙子学习还起劲。他经常对学生说“学无止境”。
主张民治的民主作风
据抗日战争前上海会计师余裴山（一九○五年复旦老同学）说，母校（复旦公学）第一次招考在静安寺路张园楼上，投考学生约在五百人以上。校长马相伯当时年已六十六。入学后，知总务主任为袁观澜，教务长即李登辉。李对学生，一如家人父子，很有民主化的精神和作风。他规定每日每餐，轮邀学生四五人与他在膳厅里同桌共餐。那时同学还不太多，第一、第二学期，各班诸生一一轮到。他利用这时间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听取各人对学校的意见。在清代光绪末年，办学者有这种作风，确是很少见的。
他曾叫学生组织过“临时自治法庭”，由学生自己审理同学中发生的“案件”。为了提倡民治，他对学生“临时自治法庭”的审理结果，还真的照办。
反抗帝国主义的凌辱
据抗日胜利后曾任上海常德路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教师的汪云史说，他岳父曾告诉他一件李登辉痛打美国水兵的事：清代末年，李主持吴淞复旦公学教务时，经常搭火车往来吴淞与上海之间。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看报，听见另一车厢里有女人叫喊的声音。跑过去一瞧，见有几个美国水兵正在调戏中国妇女。他愤怒了，用手杖指着那美国兵厉声说：“什么事？停止！停止！”美国兵听到他流利的英语，又看他是个上流人的样子，也就住了手。那妇女乘机逃走后，李又教训了那些美国兵。他们被训得面红耳赤。有一个悍然抢过他的手杖，掷到车窗外面去了。李奋勇奔上去，撕下了那个美国兵的肩章。这时火车刚停靠站头，李立即管自下去了。美国强盗用茶杯掷向他，想追打他而火车已开动。第二天，李到外滩去访问美国领事，对美国佬大讲道理，表示决不允许美军在中国胡闹云云。那时清政府崇美惧美，美国的军人在上海为非作歹，清政府不敢交涉。李登辉敢于斗争，并向美领事评理。当时《申报》等即略予报道。李事后在课堂里对学生说过：“外国水兵常在上海调戏女同胞，侮辱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官厅置若罔闻？我撕了他的肩章对不对？你们有什么意见？”
记得他在辛亥革命光复后，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时，有一次他来复旦授课之余，对我们学生说：“外国人在我住处越界筑路，‘租界’工部局还派人来征收‘巡捕捐’。昨天我拒不交付。我对‘征收员’说：外国各地纳税人有‘代议士’代表居民说话，表达意见，上海‘租界’里纳税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