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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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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学校管一个头尾。头，指入校之初学校配买两张床单，一个洗衣袋，无论卧具多么肮脏破旧，加上平时不整理或不及整理的衣服什物，只要有大幅白床单加以掩盖，形成所谓“一包葱”，就不碍观瞻了。尾，指出洋前夕学校发折合美金二百五十元的一笔治装费，每人一份，在上海出发前自己张罗。
一所千把亩的王爷园子里住上起初只二百几十个学生。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五六百人，居住与游息的条件是足够宽敞的。铁床、钢皮绷、厚草垫，四个人一大间，另有自修室，各有固定的书桌，后来学生多了，自修桌才并到卧室里；图书馆里的座位一直有富余，池边、林下、土山坡上的石磴，到处是读书游息的好去处。满园是花木，九秋的菊花，除园艺工人广泛地培植外，又有一位姓杨的搞斋务工作的职员出色当行地加以指导，尤为量多质美，据说极盛的一年曾培育到两百个品种。记得每年暑假回家，一到开学期近，就一心指望着返校，说明校园的吸引力实在很大。每年也有不少边远省区的同学留京度假，则学校把他们安排在西山的卧佛寺、大觉寺等处，也是十分幽胜的地方。京西郊区活动范围之大与游览地方之多，是尽人而知的。出西直门，从万牲园（一称“三贝子花园”，即今日的西郊公园），迤逦西行，直到西山八大处，一路的各大名胜，当时都已开放，尽管交通不便，只步行、骑驴两途，每逢周末，去的人已就不少。较远的如十三陵、八达岭、潭柘寺、妙峰山，乃至房山县的清陵，也往往有人集体去游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校园的西邻圆明园，当时虽已成为狐兔的窟穴，而破碎的琉璃砖瓦，片断的白玉雕栏，纷纭狼藉，遍地都是，“寿山”还相当高，“福海”还相当深，乃至“大红门”还像个门，“西洋楼”还像座楼……成为课余假日闲步的一个最好的区处。至于闲步者的感情反应如何，是作为“汉家陵阙”凭吊一番了事呢，还是对帝国主义强盗感到愤慨而想有朝一日报仇雪耻呢？那就因人而有所不同了。但说也奇怪，对清华附近这样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富有刺激的游览地区，却也还有无动于衷的少数同学。例如，有人告诉我，一九二一级同学，解放前去世的一位有名的物理学家萨本栋，在校八九年，就从没有进过颐和园。有人说他是书呆，也有人说他真是“不窥园”的苦学之人，也许后一说法是更近事实。
学校行政对学生食、宿、游息和课外团体活动的主要管理部门是所谓“斋务处”。中等科的斋务管理特别严。斋务管理人员吃饭和同学一堂吃，夜间熄灯后要到宿舍巡视一周；学生每两周必须缴阅零用帐和写家信一次，信即由处中代为付邮，学生所收信件也先经斋务处，然后由处分别纳入特制的多格信箱，一人一格，格有小玻璃门，有锁，信件由后纳入，同学由前开锁取信。犯规记过，三小过合一大过，满三大过开除学籍，这笔帐也归斋务处。学年终了，成绩报告书后必附有一些奖惩的记录，奖用评语，有时也用实物，如墨盒之类，无论惩或奖，实际的教育意义都不大，奖尤其是官样文章。我在中等科前后五年，被记过一次小过，也曾得到过奖语，奖语是“言动安详，殊堪嘉尚”八个大字，一条腿的人也自不得不“安详”些了；但这除了算是把以前所记的小过抵消过去，让家长看了舒服些之外，别无作用。总起来说，当时的“斋务处”已经颇有后来“训导”的臭味；而当时的一个“斋务主任”，外号叫做“陈胖子”的，十多年后，听说终于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所谓“励志社”的一员头目，通过办一系列的所谓链锁食堂搞些勾当。据许多同学反映，直到解放以前不久，他一碰到凡在中等科耽过的同学，不但都叫得上姓名，并且还指得出学号，也正好说明他没有投错人。
清华的学生运动，像许多别的北京学校一样，开始于一九一九年。运动有内因，有外因。外因是当时北洋政府的腐败与卖国行为，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无须多说。只说北京学生，在北京大学同学的倡导下，围打赵家楼的消息传到城外以后，清华学生就立即响应，一面参加进去，从此对北京一地以及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我最后留校的两三年间的情况来说，是无役不与，至少曾进行过同情性的罢课罢考；一面，对内，终于争取到了全校学生会的成立。而在此以前，上面说过，学校所准许的一般性的学生组织只限于各级的级会而已。一九二○年全国学生会的筹组与成立，清华也自有它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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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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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学理科，最后还学了一年医。在校时，我很爱好运动。有一次我同一个美国教师打过一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们一班九个学生，有一次背药名，有个同学背不出来，那个美国教师就骂我们，说：“你们太笨，在美国，连小孩子都能背出来的，你们还背不出来。”我很不服，就同他打了一架。
我初来清华时（一九一四年），教化学。有一次，跟校长周诒春谈体育问题，他起初没有兴趣。后来，因为有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清华每年要送出一百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吧！因此学校才考虑到搞点体育，活动活动，除了让学生念书，盖图书馆、大礼堂外，也要学生搞点体育，盖个体育馆，等等。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清华的学生，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尤其长于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伤了腰，以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的。
总之，那时我们有一种气魄，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
那时，清华全校的中国教师、外国教师和校长都因为学生不肯出来运动，而主张采用强迫锻炼的方式，让学生出来活动，出来玩。所以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让学生出来活动。强迫虽不好，但对增强学生的体质，还是起了作用的。我要求学生要生动活泼，自由地玩儿，自己去活动。不会活动不会玩儿的，我就去教他们，学生对我都很有感情。
我初来时，有个美国教员叫Shoemaker，他是美国春田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是清华第一个体育部主任。此人不学无术，成天呆在屋子里，空嚷要学生出来打球玩儿，他自己根本不动，只是在同学打棒球的时候，才出来看看。他什么东西都要到美国去买，所有的球类和器械要买，都得通过他，令人很不满意。当时学生打球，除学校供球外，他们自己也向学校买些球。学生买球，就向他买；可是他不把钱交给学校，却放进自己的腰包。后被学生发现，向学校控告，于是他就被开除了。此人在清华时，兼做地毯生意。他的夫人每年回国一次，回国时就从中国带一些地毯去卖。他被学校开除后，就干脆到北京城里做地毯生意去了。
第二个体育部主任，也是个美国人，叫D。K。Brace。此人有点技术，有点学问，特别是游泳和器械运动很好。我曾同他讨论、辩论过一些体育方面的问题，也向他学过不少东西。此人在清华倒没有什么坏意思，也愿意教学生一些技术，但因他的目标不在清华，所以工作不很积极，干了大约两年光景，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体育系主任去了。
美国大学中的一些坏习惯、坏风气，如“拖尸”，就是通过美国体育教员带来的。不过那时清华高年级的学生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很坏的意思，多半是为了逗一下低年级学生，让他们不要老关在屋子里，要出来活动活动。这种“拖尸”的风气，没有经过很长时间，大约两三年后，就基本没有了。
关于“强迫锻炼”，前面已经说了一些。当时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虽然锁了屋门，但仍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我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发现这些学生，但不是去威胁他们，要给他们记过，等等，而是说服他们，要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外国时不被人讥诮为“东亚病夫”，不给中国人丢脸。那时学生一般都接受我的劝告，躲着看书的，也出来活动了。当然，我的工作，我的说服，只起到部分的作用。对于学生，最大的动力，最大的压力，是万一体育不及格，就不能出洋的问题。那时有个“五项测验”①，在校学习八年期间，必须通过。测验的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放在最后一年可以，提前也可以。当时确实有少数学生因为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按时出洋的。如吴宓，跳远跳了十一英尺多，要跳十二英尺才能及格，他就被我扣了半年，通过后才出洋的。
关于清华体育的普及，是由我提倡起来的，体育的普及，一方面要求普遍到每一个人，一方面要求把体育的一些基本技术，如跳高、跳远、赛跑和某些球类等，加以普及。清华体育的一些器械，固然绝大多数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只有善斋南面那六副铁支柱的篮球架，是我设计并由清华工人制作的，花了八十元钱。当时我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一切都从美国买。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改为大学后的一两年内）；但是训练方法，如几百套的徒手操，拉力器的练法，田径球类的练法，各种矫正体格的方法，洗澡怎么洗法，以及体能的测验方法等，都是我创造的，不是从美国搬来的。一开始就有计划安排，建立了制度，如检查身体“五项运动”，都是我弄出来的。我在体育的普及中，特别强调一种精神，即普遍的、活跃的、自动的、勇敢的精神，强调“干到底，决不松劲”（Fighttothefinishandnevergivein）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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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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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年，校队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因为当时教师少，这些队都是由我一人指导。那时学生也很听话，工作开展得很好，我是很痛快的。
一九二五年以后，清华各项球类运动都搞起来了。我们训练球队，是先让他跑，跑完再练球，练完再跑，目的是增强体质，练好硬功夫，有耐久力。同时要求队员吃好睡足，爱惜身体。队员干劲很高，我也感到很愉快。
在训练学校的体育代表时，我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那时我很讲民主，比赛时不很在乎输赢，输了我不生气，也不骂人，但我强调千万要讲运动道德，球可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运动员不能说假话，不许欺骗，不许踢人、压人、打人。由于我贯彻这种精神，清华校队的体育道德一直很好。这一点，蒋南翔同志和荣高棠同志都知道。
有个足球队员，叫翟克恭，是中锋，球踢得很好，最快，最准确，不但在全校有名气，就是在华北也很负盛名。他的踢球作风本来不错，但经过一个暑假，就变了。原因是，有一个暑假，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踢球，什么勾人、压人的坏习气都学来了。他一回到学校，在踢球中就表现出来。我挺生气，当场就叫他下来，狠狠地批评了他，并严肃地说：“你不改掉，就开除你。”后来他接受了批评，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清华的校队不仅要求有好的技巧，而且要求有好的风格。
当时华北各校，谁都愿意同我们玩儿，同我们比赛，但同时又都嫉妒我们，所以后来一比赛就打架。对方看到局势不利了，快输了，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无法进行，造成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把北大、燕大、师大、辅仁和清华的体育教师们请来，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向他们讲，踢球打架，很不好，应该讲体育道德，教师应该科学地训练学生，应该注意青年在体育道德上的修养，教师应该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眯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好的体育风尚。总之，我们五大学应做出个榜样来，千万不能一踢球就打架。此后，五大学的教师成立了体育会，订出了比赛计划。这以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好极了，各校的成绩也都上升了。北平的这种体育景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到临近解放，情况都好。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侄子曹霖生来到清华。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前十二名毕业生之一。论名次，是很高的。他来清华教军事。他见我对学生太民主、太自由、太宽厚，说这样教学生不行，体育要用军事办法来管理。他要求当学生找教师时，要报告，要立正，教师说话，学生要唯唯称是。总之，教师要有一副官架子。那时的学生，多数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练什么都肯干，挺听话的。因为我不理他那一套，他就到校长那儿去拱我，我也不在乎。大约在发生这件事不久，在同一年，我就出国（休假赴美）进修去了。出国前，曹校长跟我说，要让曹霖生做体育部主任。我说可以。让他试试吧。但是，当我一九二六年回国，到清华后，校长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仍请我做体育部主任。原来曹霖生经常向学生发脾气，他教不好就骂学生，学生不买帐，就把他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