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一来丁巳就变了初三！他一声不响地捡出一部书来，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书——《中西回史日历》。三言两语的一点拨，我全懂了，敢情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作这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个指南针。从此以后：“新会陈垣”四个字深深印到了我脑中，我还记得他的书斋号作“励耘书屋”，这是刻在这书的右下角的。
离济南前，西山师告诉我到北平后最好去拜见援庵先生：“不过他架子大，不容易见到。”
我却没有去请见，可是我对他的钦仰更加深了。我见到了他著作书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结结实实的惹不起。我只挑着买了两本小书，一本《史讳举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后归纳写成的校书错误举例（原名忘了）。同时将他所有在北大开的课全旁听了。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副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
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地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家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适。他也常讲批评人是求止于至善，不一定批评者就比被批评者强。他举《东塾读书记》的骂崔东壁，说：“休因东塾讥东壁，便谓南强胜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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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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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共产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地踏着方步进来，如常地安详坐下，然后如常地慢腾腾地戴上那副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地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地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地翻了翻，缓缓地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贱价收了。他绘声绘影地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地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地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地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地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
“北大老”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是北平每一位女学生所熟知的话。我初到北大时自负年轻，对这话颇不服气。
过了些日子有机会出城，走入了清华园，悲哀得很。到这里一比，自己果然老了！他们的学生就是年轻，而且许多许多青年得出奇，像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尽管是蓝布大褂，但干干净净的熨得笔挺，一张张红润的笑脸，在宽广无垠的碧草地上闪着，不容易见到北大常见的那种“老气横秋”或“自思自叹”的面孔。下课的十分钟，从园这头的工业馆，顺着对角线，赶到园那头的化学馆、地质馆去，即使是骑脚踏车也不敢走慢，于是来往如织的行人，很少有北大雍容大雅、满不在乎的“方步”。走进体育馆满屋子光着膀子的人滚做一堆，我明白这是“斗牛”，北大没有人做这种傻事。有时还看到一个光着脊梁、只穿一条短裤的人爬在晶滑的地板上，用鼻子向前拱一只小皮球。我不禁哑然笑了，怪不得，连我这做客的都顷刻感到年轻了十五岁！
老，并不一定在年龄上，空气可以叫你老。走进北大大红楼，一些穿着长衫，无所事事的工友在两旁垂手一站，马上使你想到京师大学堂时：“请大人立正”的威风，于是自己不觉将头微微一点，很够谱，可是立刻老了二十岁。有人说北大的工友多到每两位同学可以摊一名，这也许说得过分点，但一与三之比是有的。据说教育部派来视察的督学，曾建议裁工友，但成效似乎不多，我记得我住的乙巳楼楼下，那位老路（倒的的确确是位很好的老人）好像就成天只盘着我们三人的事。当然我们也并不会有多少事的。
初次到注册课，一屋子十多个人都是办注册的，偏偏管我那事的一位不在，于是只好站在柜台外静观办公桌上的职员先生们慢慢喝完了豆浆，吃完了烧饼果子，闲谈。好半天，那位先生来了，我说明是领入学证的，这一下坏了，入学证不知长了腿溜到哪里去休息了，翻箱倒卡的再也找不着，没法，只好再预备一个。这是很讲究的红色硬卡纸做的，小而俊。于是另外一位书记先生为着他那铁画银钩的书法得到了用武之地，一笔不苟地恭楷重新写起。半晌，写完，晾干，交给那位先生，这时就缺一个教务长的章子了，也是活该有事，咔嚓盖下去，偏偏盖倒了，我因为等得已久，建议“倒着就倒着吧，还不一样用？”那位先生却是守正不阿，坚持非重新再写一个不可。书记当然不会反对（他正闲得嫌没事做）。我的腿肚子虽有点不赞成，但也没法拒绝他的好意。又过了半点钟，写妥。注册先生举起了教务长章子，我有点胆颤。总算还好，这回盖得端端正正。于是我欢天喜地地捧了这第三张入学证出了注册课。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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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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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那里等的时候，不知怎样想起一幅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老了。
我更想起另一所学校里一位工友管着上上下下两座楼房，七八十学生的杂务。也想起另一处注册课，一个人将北大这一屋子的活全做了，而且做得没漏洞。
如果北大“老”，仅只老在这种地方，则可以休矣！幸得还并不如此。
当你下课回宿舍，迎面走来那头发花白的老门房，一言不发地从一堆信里捡出一封来给你，没错，准是你的。也许你诧异你搬进来才不几天，这几百人中他怎会认识你？不相干，岂在乎你这一个！他脑中一本四十年雪亮的帐，当初谭平山住的是哪间房，顾颉刚和毛子水是同屋……他可以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摩娑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我们埋头，从图书馆、实验室中去建立我们国家的新文化；我们苦斗，在学生运动中写上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史诗。北大的历史愈古老，北大的精神更发扬！文化教育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有成就的，北大地质馆里几十年收集编制的标本图表，物理化学实验室里精美的仪器，图书馆中一年比一年多的图书，没有一处不使我们感到“北大老”的可贵！
现在这一切好的坏的老北大全给敌人破坏了，我们要打回去，用年轻的勇气，重建起年轻的“老北大”来，去掉那一切腐旧衙门气，那么北大之“老”才是百分之百的值得骄傲了！
沙滩
在一个“天阶夜色凉如洗，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晚上，一位朋友问我道：“下个月你将在哪里赏月呢？清华园？未名湖？还是沙滩？”这话问得非常有诗意。“沙滩”两个字，在神韵上一点也不次于清华园或未名湖，于是我就到了沙滩。
“沙滩”却并没有一粒沙。它只是介于汉花园、银闸、北池子、景山东街之间一个路口的街名，但它之在北平，是和马神庙同样，代表了它本身以外的崇高意义——北京大学。这地方看来虽不美，但正和北大一样，有着极深的“内美”（InnerBeauty）。更何况它的周围绕着很美的地区？在东面顺着北大的砖墙，出了汉花园东口，一道小河，两行绿柳，直引你到三院去，这就是五四时代大家艳称的：“写完于北河沿”。直到今天，当你课前课后，走在那荫道上，还可以平添三分清智。如果你高兴，更可以在大树下静看秋天悬下来的虫子，或观察一只结网的蜘蛛垂下丝来，在你面前摇晃。也许你吹口气将它荡了过去，又看它荡了过来，因此而忘掉了课。但你也正不必发愁，因为教授们既决不会来查你缺堂，而你也许就在这小虫儿的启示中完成了一篇新哲学或作了第二位伽利略（Galileo）。
汉花园东口峙立着著名的一院大红楼，虽说个个人都为它的逾龄服役担忧，但每天仍有无数知名的学者和不知名的未来学者进去，出来，做着文化上承先启后的伟大工作。尤其每年夏天，足有三四千青年集中到这里，坐满了上上下下四层楼大大小小的课堂，来作一年一次的龙门竞跃，每到这时候，我们更为这大群人捏两把汗。可是大楼却有着蔡先生提倡的骆驼精神，始终是老当益壮。听说现在已作了日本兵营，地下室印讲义的印刷所变成了马厩和黑牢。我觉得现在是大楼粉身报国的时候到了。
沙滩往北走是东斋和松公府，这里藏着我们智慧的源泉。从二十四年以后，这里耸起了三座立体型的洋楼，中间那座图书馆，更是分外的窗明几净。每当我坐在这现代化的大阅览室中读古书时，总涌起了一种极端的愉快。我感谢自蒋校长以次的各位先生赐给我这种幸福，这是过去在北大的老大哥们所梦寐祈求而不得的。
松公府往西拐的一条街通到二院、西斋和五斋。二院是我们的科学家们活动中心，别人除了上大班课是不常去的。但这古式的清代四公主府，却给人以幽静的好感。红柱的大礼堂前砖砌的庭院异常平洁，当中一个小荷池，四面几张长坐椅，左右亭亭对立着两棵罗汉松，“花气袭人知昼暖”，课余小息于此也不亚神仙。转到堂后，又是一番景象，静寂寂的院子，悄悄的不见人影，花池里几棵怒放的玉兰花招来成群蜂蝶，点缀了寂寞中唯一的热闹。我最爱饭后一个人踱到这院里来，席地坐在阴凉的花下拆读刚才收到的情书。花香，清冷，悠远的沉思，浑然自忘。
再往后面去最后是一座破旧得不能上去的高楼。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人迹罕至。有时一阵风过，吹得人一身寒噤，仿佛带着三分鬼气。
沙滩往西就是北平最美最平的那条北池子北口。隔着满开着荷花，宽宽的护城河，耸立着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朱红的隔扇，黄碧的琉璃，在绿树丛中时露出一窗一角。平平的柏油路，覆着两旁交叉成盖的洋槐浓荫，延伸着向南，朱门大宅分列道旁。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