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判断我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突向古龙固、小布一带地区进攻，结果又扑
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赵观涛”（这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的第一和第二两部挺
进军的总指挥）。以后，又认为我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妄图利用赣江障
碍，实行四面包围，围歼我军于兴国以北地区，结果又扑了空。我红军主力实行了
一种极端的退却，千里回师，集中主力于根据地后部，整训部队，待机破敌；当敌
发觉我迂回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向莲塘、良村、黄破方面突进。蒋
介石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但无济于事。在6月22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
说：“中刻抵南昌，计划已定，决先恢复南丰与南城间水陆交通，请转告毛、许、
周各师长、以次固守南丰，牵制赤匪主力，勿使猖狂，厥功甚伟。孤军奋斗，无任
感慰，请为我代劳各将士为要。近情盼复。”29日，蒋介石对陈诚自抚州打给他的
效忠电报（陈在电文中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
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但求有补于党国，勿辱及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
所知也。”）复电说：“古云，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又云：
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请弟审慎出之。”7月2日，蒋介石致电右翼
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说：“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
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
袭打吉城。兄以常驻吉安往来于前后方之间，可也。”第二天，又致电左翼和朱绍
良、孙连仲、陈诚，“告以我军左翼兵力部署并指示作战要领”，电文说：“中正
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测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
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
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队如一遇匪军，即
应停止，一面详察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
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
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官长审慎之。”15日，蒋介石复朱绍良电说：
“广昌之宁都大道正面重要，兄是在正面为宜，则派铭三到白水指挥可。敬之约今
日到南城，中将于一二日回南昌一行，请兄督促各部如期进展。左翼前方务请兄全
权负责办理，勿稍客气为要。”19日，蒋介石复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村庄告急电说：
“请兄主持一切，共肩艰危。此间剿匪任务均月内可完，余容续洋。”同时，蒋介
石又致电何应钦、朱绍良、蒋鼎文说：“第九师除留一旅守南丰外，其余两旅速向
宁都前进，而康都、傅坊防备，即由第十师派水南或白水部队之两团接防。第九师
派宁都部队务于22日以前到达。”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巢匪宣言》。宣
言讲了他这次亲自指挥“围剿”的经过：“中正奉命剿赤，于6月20日由京人赣以来，
即于本月2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吹嘘说
对我红军“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宣言的中心点是公开打出“安内攘外”的旗号。
蒋介石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
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
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台。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
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
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又表示他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决心说：“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
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
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30日，蒋介石给北平、南京、汉口、开封、洛阳、彰德
等文武官员发了电报，说：“赣南各匪老巢东固、龙岗、黄肢、小布、古龙岗皆已
为我军击破，确实占领，散匪不难于十日内肃清也。”末了，由于我红军主力发挥
了打运动战的特长，先后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月，将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
死，”在莲塘、良村。黄破、老营盘、方石岭消灭了两个师、两个旅、击溃了一个
师。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就在“九·一八”后以惨败收场。
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又上台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组织了更大的
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拟定的实施计划是“重点进攻、分区围剿”，以期达到各
个击破我红军根据地的目的。
1932年5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
令，曹浩森为参谋长。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何成
浚指挥，对付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右两路军则全力围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两路合计有30万兵力。6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武汉。18日，在庐
山召开了所谓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匪”会议，在这个会
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匪”方针，“确定了第四次围剿
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计划第一步攻占我红安、七里坪、新
集、商城等要地，将我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
我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我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
沿岸而歼灭之。还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地方
反动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其军事进犯。
7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行动。蒋介石给参加“围剿”部队的将领
是电报频繁，调兵遣将。7月15日，蒋介石致电林蔚转朱培德、李济深，“霍邱既克
以后，皖省剿匪交王均总指挥负责处理”。8月20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匪之主
力全在鄂东，此次在黄安七里坪决战，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则皖西各
部应乘机急进，如期占领指定地点，并严令督促勿延。”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曹浩
森说：“七里坪匪既东退，则我军部署，拟以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为一
纵队，归陈继承指挥，向新集进攻；而以第二师调回开封，第十师调回武昌，整顿
补充，第八十九师暂驻七里坪附近为陈纵队之预备队。第三十师驻黄安附近清乡。
第十三师调麻城，第三十一师调武长路，第十一师仍调罗山集中，为豫南总预备队。
如此布置较妥。希以此意转商经扶，并摧限期速占新集为要。”9月22日，蒋介石为
了庆贺胜利，致杨永泰条示：新集县名准称经扶县，金家寨县名准称立煌县，”同
一天，蒋介石向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报告说：“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
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虞念。”
蒋介石在鄂豫皖“围剿”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采取军事与政治并进的方针。军事上，划分地区，逐步“清剿”，先行消除各区分
散的红军，夺占一地，即恢复其反动统治秩序，然后对赣南大举围攻。政治上，按
其庐山会议决定，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我根据地，加强地主武装，
加强镇压和诱骗民众等。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鼎、蔡廷谐、陈济棠，反复阐述他
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但是，无论蒋介石“围剿”红军多么不遗余力，这次来势汹汹的“围剿”最终
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日军于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又
开始向热河进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和部队官兵纷纷要求北
上抗日，不愿再“剿共”。这样，导致参加“围剿”的部队军无斗志，将士皆不用
命。二是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连遭败绩，大量生力军被我工农红军歼灭。2月底
至3月初，在黄破登仙桥地区，陈诚苦心经营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主力
全歼。3月4日，蒋介石在给陈诚的电报中曾说‘“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
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
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
一方面是军无斗志，一方面是大量生力军被歼，内外交困中，第四次“围剿”
又以失败而收兵了。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我们剿匪4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
且牺牲了许多官兵，匪势一天在狂撅起来。”于是，他痛下决心，整顿军队，开办
训练团，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年8－9月间，蒋介石完成了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分
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其中北路军为主力，总司令为刘峙、前敌总指挥为蒋
鼎文。9月10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
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举凡中正在抚州与南昌参谋会议以及此次庐山训
练各讲义，皆应仔细察阅研究，均为缺一不可之要诀，尤其对于剿匪手本与剿匪训
练要旨，更应时时实施。凡遇将领必时时以此为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有无决心
也。”10月初，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曾记述说：“他（指蒋介石）采纳了德国顾问
的建议，采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集中兵力的战术，最后靠
优势兵力逐渐缩小包围圈取胜。”
但与其说是蒋介石的“新战术”起了作用，无如说是红军内部的失误帮了蒋介
石的忙当彼之际，毛泽东同志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运动战、游击战等战术被
“阵地战”取代，兵力和火力均处劣势的红军与敌人展开“寸土必争”的正面对抗，
大打消耗战。结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使红军主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1934年10
月6日，石城失守；接着，古龙岗、兴国陷落，致使红色根据地的“首都”瑞金外围
屏障皆失，蒋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1934年10月中旬，我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开始大规模转移，至此，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
幕，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终于得手。
可是，“围剿”虽告得手，但接下来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却没有奏效。
我中央红军仅以三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左右夹攻
之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甩开敌人，挺进陕北，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
使蒋介石“彻底消灭赤匪”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泡影。
1935年9月末，蒋介石结束了他为“统一川军、困死共军”而开设的峨嵋山军官
训练团的训练，沮丧地下山返回南京。他心情郁闷，暴躁异常，为自己“六载含辛
茹苦、未竟全功”而大发感慨。
4．终酿“西安事变”
自从《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从1933年6月到1935年10月，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
蒋介石一直奔波于赣、川、滇、黔几个省区，全力进行其所谓“安内”的反共内战，
而对日寇的不断挑衅却不闻不问。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和党政军各部门中布
满了自己的亲信和特务组织，蒋介石就是靠这些亲信和特务分子维持其独裁统治的。
1935年5月，日本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目的，制造了张北事件，将其侵略势力扩
展到华北。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人，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
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地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有两
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因此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
应钦提出了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
撤职等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进入关内，威胁平津。驻天津的日军派出装甲
车和炮兵，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威，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
“自由行动”。
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蒋介石仍是“不抵抗主义”。5月31日，国民政府电令河
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其后又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调离。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其河北省主席一职是张学良安排的。因此，免去于的
职务之前，蒋介石不得不向张学良征求意见。他从成都给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
良打电报称“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
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学良立即复电反对，说：“中国的封疆大史，
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的事
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张学良的电报发出后，未接到蒋的复电，却收
到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询问电：“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
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未及作答，南京政府已经发布了免去干学
忠职务的命令。蒋介石在这件事上耍了个流氓，弄得张学良无从插言。
然而，国民政府的退让，非但不能使日本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了日本得寸进尺、
侵战华北的欲望。6月9日，酒井又找到了何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