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与蒋介石在合谋算计自己，因此，胡汉民接到汪、蒋联名的电报后，非但没有
进京，反而在广州另立门户，决心与蒋、江对抗到底。
孙科抵杭后，张人杰和张继在杭州烟霞洞设宴。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
祥熙、孙科等出席宴会。宴后，决定共同入京。蒋、汪商定，先把汪精卫推上行政
院长的位子，然后由江出面，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
分治局面。
在烟霞洞宴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一通“抗日国必亡”的谬论。1月21日，蒋介石
离杭赴南京。1月25日孙科宣布辞职。
这一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侵略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到了南
京，却忙于政治分赃。他们不提抗日，却攻击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外交政策，说他对
日“和平绝交”的主张是“妄逞一时血气”。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会议，
宣布了与抗日的毫无关联的三项决定：
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曾经发表批蒋言论。
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法西斯统治的表现。
三、改组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扫掌军权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的“下野”表演基本收场了。
2．“攘外”无功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
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以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
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
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
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
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
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
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对日
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
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书告中
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
匪军阀叛乱，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
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
安内，却腐乃能防。”“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
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
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
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
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
常会议的收买，又转过来反张且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
抽调到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
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
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
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答帚疙瘩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
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
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
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
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之
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
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主张采
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
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
良报告。黄由北平返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
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
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
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
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
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
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
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发生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的方针。”
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饶（8月
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
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
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
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
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
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即定了，所以到了9月12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电告，近
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
令驻屯南满沿线日本，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
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
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
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
在固然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开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
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
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
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
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
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
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尊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
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
之气，兄弟阅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
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雪今日无穷之耻辱，
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月10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
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
11月 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
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
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中说：“9月18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
读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
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
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
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
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
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备战为名，徒然日日
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
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其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
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
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
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
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
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
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沈阳发生事变时，蒋介石已前往江西指挥“剿共”去了，电报到了南京，国民
党大员们慌成一团，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日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纵
容下，恣意烧杀奸淫，迅速将战火延及东北全境，东北三省的银号和中国交通银行
均遭日寇洗劫，连张学良的私邸也被日军搜查、捣毁。
张学良眼看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痛不欲生，而蒋介石却仍然不准抗日。他于21
日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后，竟大谈“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
态度”，次日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绝口不提抗日，只要求民众埋头工作，交
捐纳税，“勿问国事”。23日，又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宣布了蒋介石对日的基
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二，鼓吹“以文明对野蛮”，要中国人民以
“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致粤要人电》，
更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
1932年1月28日，日舰炮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
谐率领下奋起抵抗，发出“艳电”，“…·二八”抗战就此爆发了。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这个通
电的发表是有内幕的：十九路军发出艳电的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
夫等人群集溪口，一致决定由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引起国人反
对。蒋介石迫于情势，只好同意。这个通电毕竟表明了蒋介石的态度。通电中说：
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
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
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
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
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
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此与破坏
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
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项奋发，敌汽同仇，勿作
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通电发表之后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回到了南京，2月5日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
（当时军政部长）说：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路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
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而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
不及防为要。
16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
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
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继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
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
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1932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
长的张治中将军去浦口迎接蒋介石，曾趁机向蒋介石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
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
“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备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
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归张治中辖制，率军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
战，是有两种原因的。此前，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的局面，在南京开会商议对策
时，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等都在会上发表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主张要珍惜
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求中央出兵参战。蒋介石却自始至终一言不
发，致使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那么为什么他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了呢？宋
希濓曾就此回忆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紧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
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33天，抵抗了日军六、七万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