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瓦砾堆中呢。直等到去外地寻人的都回来说毛太君没有去，大家才开始从近处
找，怀疑到这个瓦砾堆。后来奉化县长何扬烈赶到，连夜点起汽油灯，发动许多人
把瓦砾扒开，果然发现了她的尸体，她是中了弹片又被倒墙压死的。遗体寻到后，
暂时停放在佛殿内，立刻发急电向赣州经国告丧，经国闻讯后便和方良、爱伦乘汽
车连夜往回赶，两天之内赶到了家，他在摩河殿母亲遗体前号陶大哭，痛不欲生；
他自15岁去苏联多年，回国后又去江西，母子相聚不到一年竟告永别，怎能不叫他
悲痛已极。当时他立誓要报杀母之仇，写了“以血洗血”四字，在母亲罹难处立石
纪念。日军侵入溪口后，取走了此石。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国民党奉化县学部书
记王恩本摹写了一块石碑，此碑现存放文昌阁小洋房内。
帐房宋涨生同时被炸死，经本周运姑文和毛娘舅等推荐，我接任了涨生的工作。
经国要为母亲造墓坊，请了多位风水先生到各处看坟地，我先后陪过十三位风水先
生到溪口四处看，都没有合意的地方。有一位杨寿棋先生说：“高山见平地有大地，
平地见高峰也有大地。”那时候，在摩河殿所在地的松养园，满处是大松树和大樟
树，环境十分清幽，我就向经国建议：不如就近安葬于此。经国同意了，就让母亲
安葬在这块地方。
在毛太君生前，我虽未进入丰镐房做帐房，但承她信任，丰镐房有什么大事我
都去帮忙。她待人接物平易可亲，周到细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经国接到毛太君罹难电报，从赣州乘轿车日夜兼程赶回家来，一下汽车便奔到
灵前，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场。但在悲痛之余，他处理各事仍有条不紊，
我很佩服。
这里，蒋经国千里奔丧的细节上略有些出人：他的司机毛宁邵说他“直奔母亲
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几次晕了过去。”而唐瑞福的回忆则说蒋经
国“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场。”两种说法，不知哪一种为确。但无论怎样，
蒋经国的悲哀和痛苦是真实而且强烈的，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否认。
蒋经国抚尸哭直至昏厥，大家急忙用茶水将他救醒。蒋经国被救醒后，仍然跪
在地上悲号不止，直至再次昏厥。这大约就是毛宁邵所形容的“哭得几次晕了过去”。
蒋经国的姨母毛英梅、大姑妈蒋瑞春、舅妈张定根和义姨母陈志坚等本来已经在毛
氏灵前哭得声嘶泪干，这时被蒋经国一哭，重又勾起伤心，止不住再一次老泪纵横，
灵堂内外哭声四起，溪口山水为之失色。
蒋经国哭罢母亲，起身索来纸笔，强忍泪水，挥毫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
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生母罹难处。以后溪口沦陷，日军作贼心虚，把这块石碑捣
毁丢弃了。今保存在溪口的石碑是1946年重刻的。石碑正面为“以血洗血”四个大
字，落款处一行小字是“男经国泣书”，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书者的满腔悲愤。
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当时又值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存亡，民族存亡，
危在旦夕。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一个专员为了忧长期留在家乡。但母亲为了儿子含
辛茹苦半生，最后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为人子者若是草率处理她的后事，于心
何忍？因此，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母亲的灵枢暂盾在佛殿内，待时局稍定之后
再办理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父亲报告了，不数日，蒋介石回电谕示：“鉴于
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
这12个字，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处于两难之中既要处理好母亲的丧事，又要服从父亲的旨意。他只
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了四位“风水”先生，分两批去踏勘可以容纳
母亲安息的风水宝地。
三天过去了，坟地总共选了30多处，却没一处合蒋经国的意。蒋经国曾打算把
母亲的墓地建在摩河殿附近的养松园内，这里地势平坦，周围古樟如云，苍松翠柏
环绕，的确是一块上好的墓地。蒋经国遂把自己的想法说经亲戚们，争求他们的意
见。但众亲戚不大同意，尤其是经国的舅公毛懋卿反对尤烈，他觉得妹妹早晚有一
天要与蒋介石合葬，认为现在还是暂后在佛殿为好。佛殿是妹妹毛福梅出钱营造的，
遗体暂居其中，别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蒋经国在这件事上不敢违拗舅父们的意见，
只好再次发电请示蒋介石，得到首肯后，遂将母亲遗体暂存在殿内，雇了一个人每
天负责上香洒扫。
毛氏横死，遗体又未能及时入士为安，此事一直是蒋经国的一块心病。1940年，
他在赣州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并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
孝桥”，以志悼怀。
1945年，蒋经国在他所撰的《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曾沉痛地说道：“……先
母罹难，必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溉不能为先母立
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
泪自痛。”
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士为安”的心愿，终于来溪口办理了生母的丧
葬大事。
这次正式给母亲办理丧事，规模不算小。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
主祭，四川省省长杨森及其女儿也专程赶来参加葬礼，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
以来的部分同事，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的代表和武岭学校的教职员工等。但蒋
介石、宋美龄、陈洁如等均未到场参加祭奠，只有姚怡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迭，在
毛氏灵前焚化。
出殡前，照例“停灵”三天，等侍亲友们拜祭吊唁。殿内素烛高照、香烟线绕，
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依次拜祭。经国、纬国兄弟俩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
吊唁的客人们跪拜还礼。白纬后面，披麻戴孝的蒋方良和蒋纬国之妻石静宜以及爱
伦、爱敏等晚辈席地而坐。
死者合恨而逝，生者抱恨而去。蒋经国自从1949年春天随蒋介石最后一次返乡
之后，从此赴台，一去不返，连给生母上一次坟的机会都不复再得，这实在是蒋经
国这个“孝子”的一大憾事。
5．“打老虎”与“骑老虎”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蒋家王朝那“枪杆子里的财政”也在
加速崩溃。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出现了高达83万亿元法币的巨额赤字，这表明南京
政府的财政情况已是无药可救。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加上贪官污吏混水摸鱼
中饱私囊，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时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
变蜂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蒋家王朝陷入了风雨
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中。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迅速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新。的政令：
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二、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
外汇，于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元券，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
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平衡物价，平衡国家总预
算和国际开支。成立“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
国为正副督导员。
这是蒋经国自1937年回国之后领受的又一次“对党国存亡至关重要”的使命。
1944年12月，蒋经国就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晋升为中将，后来又
兼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所辖青年军多达10个师。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经国曾以江西省代表的
身份出席。同年六、七月间，他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随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
进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并且数次与斯大林直接会晤、交谈。代表
团团长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这次到苏联访问，他已不再是几年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时期的蒋经国了。因
为他是佩有中将军衔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又是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威名赫赫的
“皇太子”。
10月，因为旅顺、大连的问题，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发生冲突，是关东北的
接受问题也相继产生分歧。苏联红军扣留了日本军队遗下的大批武器和工厂设备、
在军事方面又处处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便利。为此，蒋介石特派蒋经国以外交部
特派员的身份，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同赴长
春，同苏联方面谈判，多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蒋经国随同父亲回到
家乡奉化。不久，他接受父亲的指令，秘密赶往上海，将存藏在中央银行的大批黄
金转移到台湾。
蒋经国转移黄金的行动，是极度机密的，甚至连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毫不知情。
这件事他干得非常出色，使蒋介石非常高兴。由于运送黄金行动的成功，使得蒋介
石免去了后顾之忧，到台湾以后的经费问题得到保障，早期几年中的开支，全靠这
批库存黄金度过难关。
这是蒋经国为效忠父亲的一次重大贡献。
将介石老谋深算，下野前除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外，特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
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些完全是为预防离开大陆后的对应措施。
蒋经国就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曾随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高雄，召集各
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统一和强化情报工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至1950年2月，
蒋介石复任“总统”，立刻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让他掌管
陆、海、空三军的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蒋经国大显身手，锋芒毕露，在军队中推行所谓“四大公开”政策，
主张人事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为了消除士兵的不满，还设立了
军中娱乐制度，同时利用美援助改善军人的待遇。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什么“克难
还动”，表彰“克难英雄”，多次到部队访问，同官兵交谈，以笼络军心。
上述经历，是老蒋安排“小蒋”接班的重要步骤先从政，后治军，以军制
政，以政辅军。当蒋经国的“新太子派”已经形成，牢牢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之后，
蒋介石借口要加强“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将儿子安插到青年军中，这是蒋氏父子
实行“以政工制约军队和领导军队”的一步“妙招”。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青年
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设于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内，由蒋经国亲自兼任班主任。
这个训练班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目的在于对各个派系保送“入学”的人员成份和
数额加以限制。在这种严格控制下，青年军的政工干部几乎清一色地成了蒋经国的
门下学生，以致国民党内部喷有烦言，说：党（国民党）不如团（三青团），团不
如军（青年军）。
在蒋介石的鼎力支持下，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得以迅速扩张，网络所及，党、团、
军、政无所不包，“新太子派”已成为当时一支不可轻忽的政治力量。1948年1月，
蒋经国在“中央训练委员会”之下创设一个相对独立的“勘乱建国训练班”，在国
防部下成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勘乱建国总队”，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
旧班底。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因国民党“党团合并”之后而出现的大批编余人员
已由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统管，这个“中训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
蒋经国任副主任。父子联袂登台，演了一出“双簧”还不尽兴，小蒋又独自组建了
“勘建班”和“戡建队”，父子二人为了“挽狂澜于即倒”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就在这种大背景下，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又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上海经济
区协助督导员。
蒋经国此时已是羽翼渐丰，正渴望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助父亲去扶持即将颓倾的
王朝大厦，他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树立权威，增加威信，以便日后接替父
亲，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掌门”。他心里清楚，这也正是父亲所期望的。
1948年8月 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勘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
年服务总队”、“青年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
坐镇中央银行。他手持父亲蒋介石所赐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中国现
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
治哲学。他对上海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震惊。他大声疾呼：“广大的老百姓还
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
沦落在芒野沟恤之中。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
奢望。”在改革的日子里，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
的优秀品质的赞许。例如，8月31日，他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下午，会见了四十多
位群众代表，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平凡。我发现这些小民百姓是极其可爱可敬的。”
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
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蒋经国的眼里，平民百姓不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
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他还说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也没有任何
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
他说，“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洋房建筑在老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