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勿勿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
晤，往世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
7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
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
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
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请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
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
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
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以计。明若吾
弟，自当了然。如迂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
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
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
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
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
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
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
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
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
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
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
公，。：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
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
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
先生仍居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
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
家”。旨哉斯言息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
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
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芸。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乡，时不
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谬。“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
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说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
诸希珍重，仕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再次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
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蒋经国始终未作正
面接触。但是，蒋经国也历来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
论调。他的旗帜非常鲜明：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必须统一。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19
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他主持制订
了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开放政策等等。可惜，由于身体原因，蒋经国来不及再办
更多的事。他晚年坐着轮椅治理台湾，单只是台湾岛内的事就足够他伤透脑筋了。
正如有关人士的述评那样：
蒋经国上台后，经过一系列“革新”，使其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得以建立，
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相对稳定。蒋经国提拔一大批新人上台，也必然后有一批
“旧人”下台，并将继续威胁到尚保留在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核心中“旧人”的
既得利益。不仅如此，在蒋经国提拔的“新人”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李焕
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新派人物，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党工”工作，与下层接触较多，
自然认为国民党开放政权是适应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以王升等人为代表的部分
新派人士，由于长期从事军政和情治系统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且“与世隔绝”，所
以主张不能放权。国民党内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逐渐形成了“革新派”（也叫开
明派）和“保守派”，到80年代初，两派的斗争因蒋经国身体康健欠佳而围绕“接
班”问题日愈激烈。
70年末，年逾古稀的蒋经国身体状况渐呈衰弱。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
主持“春祭”，当他下车后步入“忠烈祠”大门，通过仪仗队登上台阶不到100米的
路程时，身体已支撑不住，到了主祭位置时更是站立不稳，只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
搀扶。仪仗队将花圈抬到他面前，他也没照惯例鞠躬，只是用手触摸了一下便草草
了事。这一过程的摄像新闻播出后，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纷纷猜测。大家虽不知蒋
经国得了什么病，但其“政躬违和”已是众人皆知。同年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
念日，蒋经国本想亲往主持仪式，可在他上数十级台阶来到蒋介石铜像前的时候，
又感身体不支，改由“行政院长”孙运主持。蒋经国身体如此糟糕，自然出现了
“权力”继承问题。于是“开明派”与“保守派”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双方
的分歧主要是由谁来接班。若由刚刚崛起的“新生代”承袭“大位”，则关系到国
民党的前途，因为这些人没有大陆经验；若由“元老”接班，“新生代”岂肯罢休？
国民党内出现了“继承危机”。正当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之际，1983年双十节
前，长期不露面的蒋经国奇迹般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过去那张像吹满空气气球、
闪闪发光的浮肿的脸不见。此后，蒋经国又到金门和澎湖各一次，并在金门铲土植
树。据说，蒋经国病情好转得力于俞大维。俞从美国请来一名老中医，经过“望”、
“闻”、“问”、“切”之后，认为蒋经国因患有糖尿病，长期服用“胰岛素”造
成皮下积水，以致压迫肢体各部的末梢神经，影响行动。然后开了一剂药方，三剂
药下肚，蒋经国果然浮肿渐消，继之，腿脚也灵便多了。无论蒋经国身体如何好转，
他毕竟还是过了古稀之年，“权力继承”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内两
派的斗争并未由此稍减，以致原定于1982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迟迟不
能举行。在这期间，国民党宣传工具则为蒋经国连任“总统”大造舆论。尤其是权
倾一时的国民党“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突然被免职，说明尽管蒋经国“健康欠
佳”，但国民党内的任何派系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蒋经国虽然在口头上否认“传位于子”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却使人很难相信他
的说法。蒋经国膝下三子一女，此外还有庶出章氏兄弟二人。蒋经国为延续蒋家香
火，曾放开手脚让蒋家第三代抓权。只是由于“江南命案”的突发，才彻底打乱了
蒋经国的传位部署。
江南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因写《蒋经国传》揭蒋家隐私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于
美国住所。此案涉及蒋孝武，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在江南命案冲击下，蒋经国明确
表态说：“台湾下届‘总统’的选举经由宪法选举产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会
竞选下任‘总统”’。在传子部署受阻后，蒋经国开始安排集体接班。他将追随他
多年的爱将李焕纳入中常会，后接管中央党部。同时任命其弟蒋纬国为“国安会”
秘书长，掌握了军特实权。至此，一个“一蒋二李”（蒋经国、李焕、李登辉）为
首的集体接班的班底已基本形成。
江南命案的余波尚未消失，整个台岛又遭到十信弊案引发的金融风暴的冲击，
广大民众怨声载道。蒋经国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及统治。深刻反省在政治上的做法，
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1986年3月底，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
会。会议根据蒋经国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基调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
案。该案提出了“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动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三中全会后，
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国民党必须革新才能与时代潮流结会。同时，他还把调整和改善同党外势力的关系
作为改革的重点，说国民党应多交朋友，多听取各方意见，尊重法治，共同为启导
社会样和、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而努力。
为了推动政治革新的开展，蒋经国首先从组织上做了安排。他提拔李焕、吴伯
雄、施启扬、陈履安4个进入国民党中常会，使决策机构年轻化。蒋经国还从31名中
常委中选出12人，以严家为召集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问题。他反复叮咛：“全会
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要选择最主要的事做，而要快做，不要拖。”在他的不断督
促下，常委研究确定政治革新要项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
地方自治法治化、党务革新与调整大陆政策。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上述举动被称为“向历史交待”。蒋何以在其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
革新呢？探究蒋经国晚年的心路历程，是以下几因导致他非如此做而别无选择。台
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民众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是他晚年“向历史交待”的社会
经济原因；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与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是他晚年革新的内在因
素；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极大的威胁，是他晚年举措的外部
因素；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压力，是
他变被动为主动的另一外部原因；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不断维新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
变，蒋经国在台倡导维新的国际原因；谋求身后政权稳定，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
众中的形象是蒋经国“向历史交待”的主观原因。
在台湾政坛沉寂多年的蒋纬国，于1986年6月被蒋经国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
秘书长。这是由于何种目的？同台湾的“接班”问题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清楚
了。
台湾“接班”问题，一直给以密云不雨的感觉。蒋经国在 1985年12月25日继答
台湾《时代》杂志问世以后，明确宣布了两个“不能也不会”。一个是由蒋家人的
接任；一个 是实行军事统治。这二者都是既“不能”也“不会”。而且说到做到，
外放其子蒋孝武到新加坡，以证明决不搞家族承传的诚意。但是不搞军事统治，比
起前者就要复杂一些。因为不搞家传，主观即可以定夺，而不搞军统，则牵连到客
观因素。现任台湾“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已成为台湾近二十年来最有实权的“军事
强人”。“枪杆了里面出政权”原本就是东方政治的特征之一，又加上国民党极右
派针对蒋经国的两个较开明的决定（一为批准华航货机事件与中航直接谈判；一为
同意国民党与党外直接沟通）大吵大闹，如丧考批，为此不惜搞“效忠转移”，另
立具有枪杆子实力的郝柏村为他们的“新强人”。蒋经国在这种情况下，棋高一着，
发表汪道渊继宋长志任“国防部长”，其弟蒋纬国继汪道渊任“国家安全会议”秘
书长。这决不是简单的人事任命。根据蒋经国近年来所走的政治棋势看，“本土化”
是他的“金边”，而“民主化”则是他的“银角”（围棋有金边。银角、草肚皮之
说）。他要取得这盘棋的全胜，必须有一着可以“着眼”的事，而蒋纬国就是在必
要时可以点眼的子。
蒋纬国在台湾军队中的分量是应该肯定的。他身为“战争学院”院长、“三军
大学”校长，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必要时登高一呼，自有响应者。
蒋经国任文人为“国防部长”，固然可以大大淡化军事统治的趋势，而任命在
台湾被公认为具有民主作风的蒋纬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更是出于此心。
香港《明报》1988年1月17日报道：“在蒋纬国被委任接掌“国家安全委员会”
时，他一度被认为是蒋经国‘总统’职位的继承者。”
这种分析显然理由不充分。事实上，随着蒋经国的逝世，“蒋家时代”就已经
结束了。在台湾这个“权力过渡时期”中，蒋纬国的作用只不过是力足防止军人干
政而已。
1988年1月13日晚8点45分，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台北市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画
面中断，市民们先是懊恼，继之则是悲哀，原来荧屏上出现了肃穆的字幕：
“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下午15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悼。”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药经国病逝的经过：
“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庆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
医师检查，血压110／7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次，体温36摄氏度。由于未进早餐，
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于下午1时55分，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
及心脏呼吸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