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和地位来指挥，自比彭孟缉更加得心应手。他掌握了各门各派情报权力之后，才
是他真正掌权的开始。
蒋经国接管了“台情会”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消除情报系统中的异己力量，
统一情报系统。有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输诚”的彭孟缉当然是官运亨通，
扶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地位；“不买帐”的军统“保
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人近赋闲，时值壮年，竞抑郁而死。
蒋经国经过一番整顿清理后，就全面的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内控外
防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力之上，成为台湾时期的“戴老板”。
同时，蒋经国也完全掌握了台湾的特务情况系统，一个“唯我独尊”的特务王国至
此已完全形成。
如果说，蒋经国通过对政治部和情报特务机构的控制，扩大了实力，成为台湾
政局中灸手可热人物的话；那么，从1950年7月开始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则为蒋
经国在国民党党内地位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
当时若论党内资历，蒋经国只有12年党龄，过去一直以三青团为工作据点，党
务系统为C·C所掌握，没有他插手的机会，可是培植蒋经国的势力，自是蒋介石的
不言之秘。于是在改造之初，蒋介石便委任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中央
改造委员会”在改造时期有类似于中央常务委员会。蒋经国要进入国民党组织的内
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重要阶梯。
“改造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蒋经国在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当
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蒋经国从此进入了
国民党最高权力决策圈。
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第二届“总统”选举迫在眉睫。
蒋介石不能让“总统”宝座易主，又不想因此丢掉“民主”的招牌，为了使其“中
华民国总统”选举“合法”化，蒋介石援引宪法中的“紧急条例”，行使“紧急处
理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到下一届国民大会召开之日。由于“反
攻大陆”梦圆之无期，因此，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就成了“终身制”，
台湾人讥为“万年国代”。又由于走台代表远不够法定人数，蒋介石又指示大法官
们修改选举法，依此“法”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并由蒋介石批准为薪
给制。
在紧锣密鼓声中，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终于1954年2月19日上午10时在台北拉
开帷幕。这天，台北中山堂张灯结彩，当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的闹剧，搬来台北
重演”。
这幕闹剧的最精彩的片断当然是正、副“总统”的选举。至于正、副“总统”
候选人早已内定：蒋介石与陈诚。但民主这一脚“过场戏”也还是要走一走的。于
是，3月门日，莫德惠、徐傅霖宣布竞选“总统”，王云五、石志泉宣布竞选“副总
统”。
20日“国大”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蒋介石得1387票，徐傅霖得172票，
莫德惠未参加竞选，因二人均未得满应当选票，21日再次投票，蒋介石得1507票，
徐傅霖得48票，蒋介石当选“总统”。24日，陈诚以1417张票“击败”石志泉，当
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陈诚宣誓就任正、副“总统”职。至此，选举“总统”的闹剧
落下帷幕。
21日，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俞鸿钧接任，此人为太子的“亲密战友”。
另一位“太子系”的主将唐纵，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这是当年陈立夫的
位置。
蒋经国则被调离台湾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蒋介石给他安排的新职为“国
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这个机构，非同一般，它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化的
“大上特务机构”，其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这样蒋经
国更上一层楼，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首脑。
蒋介石就任台湾国民党第二届“总统”后，一项例行公事他是不会忘记的，那
便是每逢新年、青年节、双十节，都要发表一次公告，重弹“今年是反攻大陆决定
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但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
总的说来，在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内，台湾的情况是平静的。虽然前有吴
国桢隔海骂战，后有“孙立人兵变案”的麻烦，但对蒋台政权来说，只不过是微起
波澜。然而随蒋家父子在台湾一步步地建立起他们的专制统治，由于蒋介石大权独
揽，并想做终身“总统”，所以60年代初又演出了一幕类似袁世凯第二修“宪”改
“制”的闹剧。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总统”任期6年，连选连
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蒋介石1948年出任“行宪”以来第一任“总
统”，到1954年届满。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又用非法手段，获取了“总
统”的职位。1960年3月，每6年一次的政治季风，又在台岛吹拂。此时，年逾古稀
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再度连任“总统”呢？一向
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当然是选择后者。理由冠冕堂皇：“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问题是蒋介石已连任了一届，再连任将有违背“宪法”的嫌疑。蒋则立即声称：
‘宪法’不能修改，我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去。”如不修“宪”，蒋介石又怎能
当选连任呢？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
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
样一改，既做到不修“宪”，又使蒋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
1960年2月20日，一届三次“国民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3月21日，又轮
到“万年国代”们费点小神的时候了到投票厅去履行一下手续。蒋介石在1509
票中以1481票的高票数当选第三任“总统”。22日，陈诚在1509票中得1381票当选
“副总统”。蒋介石连选连任，终于算是坐稳了终身“总统”的位子。
蒋介石坐稳了“总统”宝座，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让蒋经国准备接班的问题了。
为了保证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大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立即开始排挤元老重
臣，为儿子接班辅平道路。如排挤吴国桢一事便是典型例证。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
后留学美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熏陶，后获普林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吴
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王
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侦，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
系，同时也因为他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吴国桢做外交部次长时的部
下何凤山回忆说：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194年）时，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
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
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自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
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进来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
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不仅不结党营私，而且非常崇尚资产阶级作风，办事特别讲求效率，令
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
强，能为蒋独挡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后来
回忆说：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
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般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
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闲学潮的学生，
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
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便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
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氏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市的大印不足
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位不久前，陈诚曾约谈吴氏，邀吴屈
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吴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
好由俞大维担任”。蒋则毫不隐讳地回答：“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由于一切以争取美援为中心，故而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侦，当然成为台
湾省主席的“最佳”人选。
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职的第3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职，同时任命陈诚为
“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陈诚“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一直耿耿于怀，
老是卡着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对吴
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听了蒋的发誓后，吴飘飘然了。他又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
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吴国桢既然如此受宠，为何又遭蒋介石的排斥呢？据吴国桢自己称：是蒋先生
为了经国的缘故。这的确是吴氏被逐原因之一。
吴国帧与蒋经国的矛盾始自上海。当然，吴氏与小蒋之间完全不同的背景、思
想与训练，也是使双方裂痕扩大的原因。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当时经国手持
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
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除了不同意蒋经
国的做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吴颇为不悦。蒋经国与吴的矛盾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再也不能丢失台湾，否则死无葬
身之处。故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
蒋经国就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虽然职位不很高，但这只是蒋在台面上
的官衔而已，他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
抓谁，想杀谁就杀谁。躲在幕后行使“法律”以外的特权，指挥手下狠狠打击异已
和政敌。
吴国桢任职台湾省主席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的横
行和猖狂。当时吴对老蒋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
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由于吴国桢的主张与蒋经国的做法形同
水火，故小蒋与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吴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还有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中央”及地方的
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应付这样大的开销，
难免捉襟见肘。吴身为省府主席，自然要压缩开支。他当时曾和蒋介石约法三章：
（1）省府负担“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饷的流弊；
（2）严惩走私；
（3）防止商人逃税。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
鼓励反对党之成立，才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
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住往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
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江南对吴国侦此举评论说：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涂之流，奉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
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
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以消于形”。“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份很大”。
“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吴国桢恢遭蒋排斥也有他恃宠而骄，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对他信任的成份在内。
他后来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
“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
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蒋介石当然听不进这种逆耳忠言，甚至由此产生了除掉吴国帧的念头。1953年
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邀吴国桢夫妇到台北郊外草山吃晚饭，并留宿。翌
日，吴氏夫妇返归时，竟找不到来时开车的司机了。无奈，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
机开车下山。适逢吴妻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百姓家寻方便之所。待吴氏
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这辆汽车的四个轮子中有三个车轮
的固定螺栓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飞速下山，到拐弯处
时必定车轮飞脱，吴氏夫妇也必将死于“车祸”。
吴国恢死里逃生之后，方始明白蒋介石因为美台关系业已修好，要“卸磨杀驴”
为蒋经国扫除仕途障碍了。鉴于此，吴国桢决定离台赴美定居。1953年4月，吴国桢
向蒋介石请辞台湾省主席一职，5月，吴国恢夫妇接到美国邀请，欲赴美留居，蒋氏
父子曾想阻止，但宋美龄积极从中周旋，最终放行。但是，吴国桢年近80的老父和
尚在读书的次子吴修却不准同行，这等于是留下了“人质”。
吴国桢赴美后，一直谨言慎行，其公开对蒋氏父子的发难，乃在王世杰免职案
发后，据潘公展说：
当去年十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
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