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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人为邻，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感到心情压抑。不过，他同情这位身负重伤的博奇金上校，因为他和丘马科夫一样，不止一次地经受过精神上的打击。何况，博奇金受爆炸波冲击，被严重震伤，好象失去了理智。至于丘马科夫将军自己，他简直不敢窥视自己的内心。最让他难以平静的是，现在莫斯科近在咫尺，已有可能给妻子女儿通个消息。多少次他梦魂牵 ，思绪由阿尔汉格尔斯科耶飞到莫斯科伊兹沃兹纳亚二号街，依稀记得战前曾经走过这条路（有一年冬天，他带着奥尔加和朋友们到过阿尔汉格尔斯科耶，来参观尼古拉·尤苏波夫收藏的绘画）。但是，已故罗曼诺夫故宅的楼号和门牌，还有电话号码，都记不清了。幸亏有一个可爱的姑娘，一个长得丰满、漂亮的卫生员玛莎设法打通了电话局查号台的电话，问到了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罗曼诺夫住宅的电话号码，可是，玛莎费了好大工夫拨这个号码，始终也没有人接电话。
现在，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每夜都梦到在莫斯科倘佯，寻找伊兹沃兹纳亚二号街，认出了一些熟悉的地方，也常常见到一些连梦中也感到惊讶的陌生地方。他向基辅车站走去，这里是伊兹沃兹纳亚二号街的起点，但总也走不到想去的地点，每当醒来时就心情沉重，感到肉体和精神上都疲惫不堪。
“找米科菲恩上校！”有一次他忽地闪过这个念头，“谢尼亚·米科菲恩是老朋友和军事学院的同学！他很可能不在前线，仍在红军总干部部任职？！”他立即让卫生员玛莎给医院政委带个便条，请他打电话找米科菲恩，告诉他，丘马科夫将军现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治病。
米科菲思就在莫斯科，而且马上有了回音。不过，在去阿尔汉格尔斯科耶之前，谢苗·菲洛诺维奇曾经设法打听过丘马科夫家人的下落。但就连对他这个“干部专家”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可解之谜……设在伊兹沃兹内二号街上的学校内的征召站，作为基辅区兵役局的分支机构，业务工作已经不多。兵役局征召在军医院的人员名单里，也没有丘马科夫家人的名字。米科菲恩只好怀着一线希望去已故罗曼诺夫教授家……
在包着黑色人造革的房门上，看到了用粉笔写的字迹：“爸爸，我和妈妈去莫扎伊斯克挖战壕。准确的地址，我们会寄到家来，这张纸条将在信箱里一直保留到胜利之日。可向对门邻居要钥匙……热烈地吻你！……妈妈和我——伊拉。”
这是怎么回事？房门半掩着。米科菲思一推，房门就轻轻开了：锁已被撬。住宅显然被盗。他曾两次来到罗曼诺夫教授家，走进前厅，又进入兼做餐室的书房。他见到雕花的立柜，抽屉被拉出（银器已被盗走），一眼见到角落里倾木桶内有一棵老橡皮树，在树枝的掩盖下，有一个小柜，柜上是一个小铁保险柜。柜门敞开着，而在小柜旁有一个被翻得凌乱的小黑木匣子，还有一个羊皮封面的笔记本。米科菲恩拿起笔记本，放到书桌上。再从厨房，取来一锅水，浇了浇橡皮树。然后，他坐在放电话机的桌边，开始拨警察局的电话……他的目光在一页台历上碰到了一行旧笔迹：“斯大林打来电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收到了信，表示感谢，并希望同尼尔·伊格纳托维奇谈谈。”下面是可以直拨斯大林会客室的电话号码。
警察局拒不接受用电话报无人居住的住宅被盗的案件，要求写书面报告。
米科菲恩上校在接到医院政委电话后的第二天下午，来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当面向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谈了这一切。老友相逢，彼此简直都不认得了，他们从战争前一夕一别，样子大变。也许，他们的变化主要的还不在外表，而在于相互之间都有了特殊的看法，对相互的言谈也抱有异样的感觉了。不过，谢苗·米科菲恩的外表变化明显，他的脸变得尖削，两须深陷，往日明亮的眼睛也显得浑黄、黯淡，因而眼神里流露出病态，看起来是过分劳累了。而丘马科夫好象枯萎了，只是左颚骨上贴着纱布。消瘦和没有光泽的脸显得年轻了点儿。
“哎，没看看信箱里吗？”丘马科夫急于要问他最为关心的事。
“空空如也，”米科菲恩回答，接着说……他在住宅的储藏室里找到了一个装有工具和铁钉的小箱子。发现那里边有一把挂锁，还有一串钥匙，于是，在门上和门框上钉了钉子，把住宅上了锁。
“我把两把钥匙交给了邻居，剩下这把给你。”说着将那把小巧的钥匙放在床头柜上，那本羊皮笔记本已放在那里，“而且在门上用粉笔写了两句话；‘别把锁弄坏，宅内已被盗。’为防你家人回来，还写了你现在的地址。”
“谢谢，谢苗·菲洛诺维奇。”丘马科夫以感激的眼光看了看朋友，从床头柜上拿起那个笔记本。“为这册匠心独具的奇书，感谢你。从这书里可以看到我们难忘的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的心灵，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对生活法则的见解。”
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随便翻开笔记本，拖长声调念道：
“凡是花在统治机构上的钱最少的国家，就是最富有的国家……”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可能是最富有的了。”米科菲恩带着毫不掩饰的苦恼说。
“你指的是什么？”丘马科夫对这种苦恼大为不解。
“我们的国家机关现在几乎是不分昼夜地苦干。各人民委员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过夜。更不要说总参谋部的人员了，他们在宿营办公……比如我，从战争开始以来，工作量增加了十倍，部里本应适当增加工作人员……但不行啊！勉为其难吧。到处都一样。”
“你没提建议吗？”
“没提任何建议。但我们不是铁打的啊！”
“可是，有许多打仗的人倒情愿和你调个位置。比如，卢卡托夫。”
米科菲思感到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的话中有刺，有点不自在，但一提到卢卡托夫，又使他改变了念头。
“见过卢卡托夫吗？……他怎么样？”
“依然如故……本性难移，蛇蝎之心不改。”
“这是什么意思？”
“天色已晚，还是别谈这个心术不良的家伙吧。你最好告诉我：为什么奥尔加和伊林娜去挖战壕了。你不是说，他们要去野战医院吗？”
“我也不懂。要知道挖战壕的人中间有的是很倔强的。”
“当然，”丘马科夫有同感，叹了口气。“她们的手可从来没有拿过铁锨。”
“也许是出于绝望？你知道了吗？”米科菲恩惶惑不安地望着他，“莫斯科有人造谣，说你做了德国人的俘虏。”
“原来是这样！？”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不禁愕然，“竟有这样的混账东西造出这种可怕的谎言吗？……”
“卢卡托夫说，有一位冲出重围的指挥员，或是某将军亲眼所见，说你投降了。”
“难道我会投降？！……”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盛怒之下从床上一跃而起，马上又感到伤口疼痛难忍，靠在枕头上，“‘我会投降吗？！”
“安静点，费多尔……大家已经知道，这是卑鄙的诬陷，要么就是天大的议会。大家部知道，你打得很象样……宽宽心。”米科菲思接着他的手，勉强地笑笑，略带歉意地看了一下手表。又突然恍然醒悟，拿起那个放在床头柜旁的圆鼓鼓的皮包，“唉，我竟忘了；我这个不幸的血管硬化病患者！……应该为我们这次相会喝一通。”他从皮包里拿出一瓶白兰地，放在床头柜上，把另一瓶放进床头柜里。然后又拿出下酒菜：几块巧克力糖、火腿面包、几袋苹果、点心和核桃，“你知道，这是从我们的小卖部弄到的。”
“很久没喝酒了，”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神色黯然地说，拿起杯，倒了半怀白兰地。然后高声叫同病室的病友：“博奇金上校，想喝酒吗？！”
博奇金没有应声……
待到米科菲恩珍重道别，离开病室的时候，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感到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他不愿再活着，再去思考。这种濒临死亡的苦闷向他袭来，真想象狼一样嗷叫……他在想象奥尔加和伊林挪听说他投降德国人后的情景……这两个世界上最亲近他的人会经受多么可怕的痛苦啊！……她们会怎样地悬念、焦虑，精神上要经受多大的折磨啊！当然，奥尔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那些说他投降之类的荒唐谣言……可如果那些卑鄙的伪善者说服了她呢？……还是那个卢卡托夫吗？……但为什么？他费多尔对任何人做过坏事吗？……也许，这是一场悲剧式的误会？……如果奥尔加突然相信了，就是说，她要诅咒他，不再爱他，抛弃他的爱。象她那样的天生丽质，象她那种令人难以理解又招人爱怜的耿直性格，一旦没有了丈夫的眷顾，是不会有长期的安身立命之地的……不，不会的，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不然，岂不是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了吗……只是奥尔加和伊林娜痛苦万分，无从得知他的真情，一想到这里，他就感到心情极其沉重，神志恍惚……
但，伊林挪在房门上的留言，又当作何理解呢？她什么时候写的？是在谣传他被俘之前，还是之后？……伊林娜怎么能知道，他可能来莫斯科？要知道，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自己也没料到来莫斯科……头绪纷繁，情况不明，焦虑，预感和怀疑，搅成一团，怎么才能理清呢？……
他觉得，他的身后曳着一串满载忧思和焦虑的列车，而列车的每一节车厢在丘马科夫若断宕续的想象铺成的轨道上疾驰。这个列车随时都可能翻到路轨边的斜坡上去，各节车厢也可能随时撞到通向各个方向的道岔上……
当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的思绪中断的时候，又回过头来寻找他心神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心神不安吗？也许是心头下意识的惊悸？丘马科夫将军觉察到，心惊肉跳往往是大祸临头的一种预感，知道大祸已迫在眼前，难以幸兔，常常是在思想上还不能理解来祸的实质，而心已经惊悸不止了。不，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不是胆小如鼠之徒，他只是具有人类的一切天性。他比别人高明之处是，他更善于驾驭自己的感情、更能弄清楚，他的思想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是在洞悉事情真相的山脚下，还是已达到顶峰。一旦达到顶峰，自然就可以居高临下，看清道路，进一步考虑，以定何去何从。
他突然恍然大悟：他目前的心神不安始于维亚兹马附近，当时，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和他话别时曾说：“……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听说，在追究你擅自炸毁斯摩棱斯克大桥的责任……”。“追究”二字听起来已经不祥，可能大祸临头，况且，他确实曾向斯摩棱斯克卫戍司令员马雷舍夫上校建议过，要立刻炸毁大桥，而且还向这位上校保证，如果出了问题，他丘马科夫将军准备和他共同承担这个责任。现在，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才明白，已经“出了问题”，马雷舍夫在履行诺言。还有卢卡托夫散布谣言，说他这个丘马科夫将军居然投降了法西斯分子……
但这仅仅是心神不安的开头。他如泉涌般的心潮径直向两个方向流去。其一，丘马科夫以为，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戳穿说他投降的恶意中伤……谎言毕竟是谎言。其二，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还自信，任何人都能证明，七月十六日凌晨，炸掉斯摩棱斯克市内的第聂伯河大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当时敌军已经占领了城市的南区……
不过，马上又会想出别的罪名。现在是非常时期，有罪和无罪是不难混淆的。七月初，新组建的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不仅应将前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前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而且应将一批下属的高级军官，一律提交军事法庭审讯。他们想必不会是傻瓜，会思考，懂法律，会说他们是奉司令员和参谋长之命行事，洗清罪责……可是，突然扣上罪名，怎么办？……要是突然出现了他丘马科夫将军也不了解的情况，怎么办？……
接着，又有一个念头如刀绞般地掠过心头；最高领导会不会断定，西部前线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第五纵队”捣乱的结果……但这是胡扯！……不会的。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很了解这些送交审讯的人：巴甫洛夫、克利莫夫斯基赫、克雷奇、格里戈里耶夫、科罗布科夫各位将军，他可以象为他自己担保一样，为他们每一个人担保：“宁肯死，也决不会背叛祖国……”可是，事情毕竟发生了：西方面军各集团军在战争最初几天指挥失当，损失惨重，丢失了仓库、基地、还有大片国土。就是说，应当有人为这一切负责，尤其是，友邻的西南方面军比较有组织地抗击了敌人，也就是说，丘马科夫将军，你不必发誓赌咒，说什么你没有任何罪责……
不过，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倒不怕凭空捏造的罪责。他伯的是，在如此混乱的形势下，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他却想说，向谁说都行，向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向总参谋长朱可夫，甚至向斯大林本人说都行。丘马科夫将军还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他曾参加过激烈的边境战斗，后来又奇迹般地冲出了斯摩棱斯克，对敌我双方军队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为此动了不少脑筋，只是深感痛心的是，在生死搏斗的前线，一切都很明确，但眼下却毫无改变。我军在攻防中的战斗队形，一板一眼地按照红军的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行事，虽然有一些要求已经时过境迁。在当前交战双方都配备着自动武器和曲射武器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