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只有我加入少先队的那个“六一”节，我意外地发现母亲等在学校门口，她因为我的人队送给我一个玩具钢琴，让我高兴了好久。有的时候，她也带我到她的学校去玩，但常常是进了办公室就把我丢在一旁忙自己的工作去了。一个周末，她加班到很晚，才想起早已困得睡倒在沙发里的我。学校的司机早就回家了，眼看末班车就赶不上，她急忙拉起我往外跑，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在马路上，一不留神，被一根斜在阴影里用来固定电线杆子的粗大铁丝绊倒，连人带东西摔出去很远，她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才找到眼镜，回到家里我们发现自己的胳膊腿都摔得鲜血淋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跟她到学校去了。
我无法想象母亲会是一个坏人。
然而，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却不断地证明着母亲的情况越来越坏。大字报和传单贴到了父亲办公的地方，贴到了我们住的院子里，贴到了姐姐上高中的学校。或许他们觉得我还太小，不值得花费气力跑到一个小学校去贴大字报，贴到我们住的地方就足够了。来了好多人、把家里翻了一遍，把很多东西弄走。其实在此之前，做事一向谨慎小心的父亲已经对家里进行了清理，他从参加“四清”的上海回北京，正赶上“破四旧”，他把家里的一些书处理了，把母亲收藏的字画烧了。母亲早年参加革命，祖上的古董字画一幅也没有，有的只是解放后一些名家的赠送，连这些父亲也没有敢留。还有他和母亲过去的笔记，我不止一次好奇地偷偷翻看过的他们在延安的日记、通信，还有母亲为数不多的为了应酬场面穿的好衣服……在销毁一双别人送给母亲的高跟鞋时（母亲对女人穿高跟鞋视同于女人裹小脚嗤之以鼻，那鞋一次也没穿过）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那鞋跟的质量绝不同于一般，父亲剪子、刀子、斧子都用上了，才算解决了问题。即使是这样，父亲的行为也还是不彻底，许多被称之为罪证的东西被一包包地装走，家里的电话被拆了，楼上的房子被收走，父母的工资停发，好在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扫地出门，舅妈每天匍匐着身子，一动不动地伏在窗台上，希望看到母亲回家。
尽管我不愿承认，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同学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没有人来邀我一起上学校，没有人来找我玩，更没有一个组织肯接纳我。当往日的伙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的时候，只要我走近，她们立刻沉默，用一种冷漠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就散了。我尽量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察觉，我极力地想要参加大家的活动，甚至厚着脸皮固执地跟在她们身后搭腔，但结果常常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甩得老远。我终于明白了在同伴们的眼里，我已经成了另一种人。是什么呢，我也想不清楚，那种从“红五类”到“狗崽子”从“好汉”到“混蛋”的落差实在太大，我不明白，我只是知道，在我的心里，我依然那么诚恳地想要加入到一个集体中去，在那个年代里，集体永远比个人重要百倍，我和许多成人一样惧怕被集体抛弃，害怕孤独。
一天，姐姐对我说：我们应该到学校去给妈妈送东西。说这话时，她健康红润的脸庞上闪动着坚定的神情。
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原本是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运动初起时还很活跃，后来因为母亲的缘故在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还一次次地接到母亲学校的勒令，要她在规定的时间去参加母亲的批斗会，她始终拒绝参加。她说要去学校送东西，我感到很不安，但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姐姐已经成了我唯一可以信赖的支柱，再说我的确很惦记母亲。
我俩拎了舅妈收拾的一个小包，乘车到了学校。
那里已经不是我曾经来过的地方。一进门，满眼只看见道路两旁贴着的大字报、写在长长的横幅上的标语，我低着头，躲避着那些刺眼的打着叉叉的母亲的名字，生怕有人会认出我来，尽管以前他们看到我总是那么热情，不断地拿出各种好东西和我玩，我想象不出，现在他们看到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关押着母亲的院子。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面坐着几个人正在激烈地谈论着什么，看见我们进来，他们立刻沉默下来，都不说话，但盯着我们的目光流露出一种敌意。
姐姐把东西交给为首的一个人，那人在包里翻着，看见有香肠，立刻喊了起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旧社会劳动人民吃得上吗？！
姐姐说：这不是新社会吗？
那人瞪了姐姐一眼不说话了。
姐姐提出要收条，为首的那人感到有些惊讶，张口要说话又忍住了，他扔过一张纸要姐姐清点东西。姐姐一样一样把带来的东西都写在纸上，那人把东西和纸条交给了身旁的一个矮个子，矮个子走了出去，一会就回来了，把那张纸条扔到我们的面前。在姐姐写的清单旁母亲写了三个字：收到了。
母亲的字迹一向漂亮有风度，可这三个字歪歪扭扭，很大，很潦草，看得出是抖着手写的，那张刚刚还是整洁的纸，也变得很脏揉成一团。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关在这院子的哪个屋子里，却不让我们见面，她究竟犯了什么罪？一种不祥的念头浮现在我的心里，我喉头发紧，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哭出来了，就在我们转身快要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忽然颤抖地大声说了一句：“希望你们好好调查！”
一句话，好像是一根导火索引发了一堆炮弹，屋子里那些原本阴沉沉地盯着我们的人都嗷的一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们没调查！你污蔑革命群众……一时间，喊声叫声响成一片，七八张脸对着我们，七八张嘴同时张合，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在嚷些什么。
姐姐把我拉向身后，使劲喊着：你们想干什么！她还小她不懂事！毛主席说的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告诉你们，你们的母亲是坏蛋！是黑帮分子！是……”为首的那个人逼了过来，屋子里的其他人也围了上来，我们在他们的步步紧逼下退到了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一下子出现了很多人，还有人不断地从别的屋子里跑出来，密密麻麻地把我们包围在中间。
“狗崽子，还敢顶撞革命群众！”
“就是她，叫她参加批斗会她不来，人还挺厉害！”有人指着姐姐喊。
“把她们扣起来！”
“别让她们走！”
他们喊着叫着，有人推搡着我们，还有人向我们扔东西。
姐姐被激怒了，她毫不示弱地和他们辩论，沉着又强硬地应对着周围的谩骂和指责，她倔强刚烈的性格和出色的辩论能力再一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嘴里骂着难听的话，手里挥舞着棍棒冲向我们。我在混乱中无助地被推来搡去，脸上流着眼泪，索性哭出了声。我的确害怕极了，从他们对我们的疯狂中我有种感觉，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母亲撕碎、踏烂，可我的母亲她是坏人吗？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眼泪就流得更厉害了。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姐姐拉着，跌跌撞撞地冲出人群，冲出院子的。
我们走得很快，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路上的人先是奇怪地观看，弄明白后又有人不断地加入进来，长长的一群人在校园里形成了一支队伍，斥责声、叫骂声、口号声不断地从这支队伍中发出来，追逐着我们。那情景就像不久前的那个早上，游荡在宿舍大院里的那支批斗队伍，那时候我还疯狂地跟在人们后面奔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被追打的对象。姐姐很顽强，她一边紧紧拉着我的手疾步行走，一边还不忘记回过头来还击他们，后面的人追得更紧了，斥骂声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走出校门很远，我发现我还在流泪。
那天夜里，我一直处在惊恐中，好几次从梦中惊醒，坐起来大声喊叫。舅妈一边安慰我，一边发誓赌咒地说以后再也不让我去送东西了。
尽管如此，我们的行为终究还是惹恼了他们。第二天，母亲被人押着回了家。
是接近中午的时候，门被猛烈地推开了，好多天不见的母亲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她就被推到毛主席像前请罪。
母亲还穿着离家时的那身旧衣服，人消瘦了许多，头发全白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使她显出惊人的憔悴和衰老。她佝偻着腰站在那里，最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押她的人大声吼叫让她声音大些，她提高了嗓门说：我有罪，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学生，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完了，她依然低垂着头。
一个人向母亲叫道：
说，你是不是黑帮分子！
是。
你是不是压制革命小将反对文化革命！
是。
你是不是牛鬼蛇神！
母亲停顿了一下，有人上来猛地踢了她脚。
是……
押着她的两个女人望着我们，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神情。他们是来显示自己的胜利的，是要我们亲眼看到母亲被羞辱的样子，还要证明不是他们冤枉母亲，母亲本来就是一个牛鬼蛇神。
母亲被他们扭转过身来，看到我们时，眼神是那样的悲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那种表情。往日里的清高和精干没有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衰弱无力的老太太。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心中混乱一片。我不能相信母亲所说的话是真的，多少天来一直让我苦恼和害怕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答案吗？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她说的话，我的心好像被捅了一个很大的黑洞，整个人都在往下坠落。有种声音在我耳边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我的脸涨红了，一种罪恶感蚕食着我的心。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他们凶狠地推着母亲，用脚踢母亲，我立即又想到，是他们逼迫母亲这样说的，母亲完全是被迫的，那一刻，愤怒又升了上来，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这时候，母亲又说话了。
他们进来的时候，姐姐正躺在床上看书，即使是母亲向毛主席请罪的时候，她也始终沉默着躺在那里不起来。
母亲望着姐姐说：快起来，要有礼貌。
姐姐不动。
那些人冲着母亲叫道：
快看看你的孩子吧！她就是这样对待文化革命，对待革命群众的！
母亲急了，她忽然大声冲姐姐喊道：起来，要有礼貌！不要这样——
那喊叫是尖厉的，好像是从憋闷了很久的胸口喷出，变成了一声凄厉的长啸，压倒了所有的声音，也刺穿了我的心。很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知道母亲之所以这样做是怕我们吃亏。但那时候，我还太小，完全理解不了母亲的心情，我被她的喊叫惊呆了，我望着母亲，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朝我们大声喊叫，我觉得母亲的喊叫是因为她自己心里有愧，是因为惧怕那些押着她的人，是为了她自己……我的防线被彻底击破了，很多天来压抑在心里的屈辱和委屈涌上心头，我突然发疯似地倒在床上，踹着双脚大声喊道：
走，走！你们都出去！出去！出去！
我知道，我的喊叫和愤怒不仅仅是对着那些陌生人，那些学生，也包括了我的母亲，和所有的一切。
没有人理我，他们冷笑着，冲母亲叫嚷：看看！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吧！你连孩子都教育不好还配教育学生吗？！你根本就不配……
他们又开始在房间里到处乱翻，母亲低着头站在一边，不知什么时候，舅妈端着一碗吃的悄悄地走近母亲，立刻被来人喝住了，他们冲舅妈瞪起眼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对她好！
舅妈操着一口山东话不紧不慢地说：那是当然了，是自己个儿的人哪——
折腾了好一阵，一群人押着母亲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就在母亲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的舅妈竟挤了过去，用极快的动作往母亲的口袋里塞了一包肉松，混乱中竟没有人察觉到舅妈的这个动作，真的发现了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我的舅妈——一个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挪动着只有三寸大的小脚走路的旧式封建家庭的妇女，一个对政治完全不懂的人，在那样一种混乱和恐怖的时刻，表现出如此的超然和沉着，她一门心思地守护着的是超出了一切的亲情，这令我在很多年后想起来都不能不感叹。其实，“文革”一开始父母就在为舅妈担忧了。舅舅在解放前曾经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总部的书记长，虽然在抗战时期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惨遭国民党杀害，但以他那样复杂的背景，只要有人揪住不放，不仅舅妈会被当作国民党的官太太被赶走，全家都会遭殃。为此，家里人再三叮嘱舅妈要小心，然而舅妈好像并不在意。
那天以后，母亲更加陷入了生死未卜的境地。
每天都是批斗会。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年级，甚至是一个班，几个学生，谁都可以把她拉出去批斗。开始还有一些“保皇派”，但他们很快就被摧垮，连母亲最信任的人也起来反戈一击了。到了后来，所有的派别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都要争着批斗母亲。
那些日子，天空中常常没有一片云彩，一丝风，整个城市就好像被罩在一口煮沸的锅里，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湿热。批斗会上，一向最怕热的母亲忍受着酷热难当的高温，弯腰低头一站就是半天，战争年代留下伤痛的腰好像要断裂开来，青光眼的发作使她头痛难忍，她大汗淋漓，极力支撑着。充满战斗豪情的革命师生们顶着酷暑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断地挖掘出母亲种种新的罪恶：执行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网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右派给学生上课教书，毒害学生，包庇坏人，在困难时期搞农场是为了贪污，迫害革命烈士子弟……每一条都惊心动魄，每一条都可以定她死罪。在主持人的一再煽动下，台上台下时常群情激愤，有人跳上去对着母亲拳打脚踢，空喊口号已经不能使人平息愤怒，汗流浃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