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而去，那些五彩的袼褙将远离我而去，那可恶的六儿也将远离我而去。满天风雪，令人哽咽，我凄凄地叫了一声“娘”，自己也不知为何单单省了“谢”字。可惜，我那一声轻轻的“娘”刚一出口，就被狂风撕碎，除了父亲，大概谁也没听着。谢娘慌地将帘子掩了，我感觉到抱着我的父亲陡地一抖。
车走了，谢娘一直站在风雪里，看着我们，看着我们……
那天，六儿自始至终也没有露面。
父亲一动不动地缩在他的大衣里。他不动，我也不敢动，我怕惊扰了他，我明白，他现在的心情比我还难过。望着忧郁、清瘦的父亲，我感到他很可怜，很孤单。
于是，我把他的一双手搭在我的小手里，将我的温暖传递给他。
车过了崇文门，父亲睁开眼睛对前面的车夫说，上前门。
我说，咱们不回家么？父亲说，先上前门。
父亲到了全聚德，跟掌柜的说让正月十三派个上好的厨子到我们家来做烤鸭，又到正明斋饽饽铺买了两斤奶酥点心，这才坐上车往家赶。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母亲爱吃的。
大雪扑面而来，世界一片迷茫，我真是看不懂我的父亲了。
六
日子一天又一天，平平常常地过去。
不能到桥儿胡同去，虽然给我增添了一些寂寞，但并不影响我的快乐生活。至于六儿给我缝的那只红眼大耗子，早已被我丢得不知去向。有一天我在厨房看见老王在用那只耗子逗弄一只要来的小土猫，他在训练猫捉耗子的功能。猫被那只红眼耗子吓得钻进米面口袋的夹缝中，可怜巴巴地喵喵，不敢与耗子对阵。老王说，这难怪了，猫怕耗子，还是只假耗子。我说，六儿太恶，缝的耗子也恶。老王说，那是因为你恶。我说，我怎会恶，我是一只还没长全毛的小耗子。老王说，你是一只耗子精。耗子精就耗子精，我认为对老王的话大可不必认真，他一个做饭的，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呢。
转过年冬天，又到了正月，又是一个大雪天。早晨，纷纷扬扬的雪花从高天之上飘洒而来，我在院子里仰着脑袋看天，冰凉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转瞬又化为水。
我突然诗性大发，高声喊道：
燕山雪花大如席，飞到金家大院里。
天白地白树也白，晌午咱们吃烧鸡。
我把这首即兴创作的诗喊了一遍又一遍，图的是让父亲听见，以博夸奖。我知道，父亲就在北屋里，正和母亲商量今天上吉祥剧院听戏的事，听说吉祥下午有《望江亭》。《望江亭》是我爱看的戏，里边的小寡妇谭记儿很漂亮，一会儿换一套衣服，一会儿换一套衣服，让人眼花缭乱。如果父亲听了我的诗句，十分欣赏，一准会说，瞧，那诗作得多么好，带了那丫儿去吧。那样我不就捡了个便宜。
我的吟唱没有引出父亲倒招来了老七。老七说，你在这儿子吗呢？我说我在作诗，说着又把那诗吟了一遍。老七说，你得了吧，大下雪天的，别在这儿散德行了。
你这也叫诗吗？头一句照搬的是李白，三一句剽窃的张打油，就末了一句是你自己的。倒是很有真性情，终归也没离开吃。我就跟老七说了想看《望江亭》的打算。
老七听了笑着说，你就是《望江亭》，还用得着再看《望江亭》吗？我问我怎的就是《望江亭》？老七说，您作的那首“咏雪”的诗跟戏里那位纨绔子弟杨衙内作的“咏月”的诗如出自一个师傅般的相似，可见天下的合都是一样的。
我当然记得戏里那位衙内的诗：
月儿弯弯照楼台，楼高小心摔下来。
今日遇见张二嫂，给我送条大鱼来。
我说，你不觉衙内的诗也很朴实易懂么，他比你的那些子曰坦诚多了。我爱杨衙内，也爱他的诗。老七说，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我们正说着话，六儿脑袋上顶着一条麻袋跑进来了，见了我和老七，没说话，扑通跪下磕了四个头。我看见六儿的腰里系着白布，脚上穿着孝鞋，我知道，六儿是来报丧了。老七问他是谁。六儿说他是雀儿胡同张永厚的儿子。老七问是谁殁了，六儿说是他妈。
也就是说谢娘死了。
我的身上一阵发冷，打了个激灵。
老七将六儿领进北屋，我的父亲和母亲还在谈论下午的戏。六儿按孝子的规矩给屋里的每一个人都磕了头。我特别拿眼睛扫了一下父亲，父亲无动于衷地坐着，表情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他甚至还有心让刘妈往他的茶碗里续了一回水。母亲说，谢娘是金家的熟人了，咱们得了人家不少济，就是眼下我穿的这件狐皮坎肩也是谢娘做的，咱们应该过去看一看才好。母亲问什么时候出殡，六儿说让人算过了，就是今天下午。母亲说，从来都是早晨出殡，哪儿有挪在下午的。六儿不说话。刘妈在一边小声说，太太忘了么，谢娘是再嫁……我在旁边听得清楚，便明白了，原来寡妇再婚，死后出殡，那时辰是要与众不同的。错过时间，为的是让她先一个死鬼男人在奈何桥上白等，不让他们在阴间团聚，因为后边还有个活的。
打发走了六儿，母亲说下午让刘妈到桥儿胡同去一趟。刘妈说不认识，母亲就让我跟刘妈一块儿去，我痛快地答应了。在去听戏还是去桥儿胡同这两件事上，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是想，应该去送一送谢娘，就冲她那温和的笑，那喷香的面，就冲她在风雪中为我们的站立……不能不送。
母亲派刘妈去也是派得很得体的，刘妈是下人，与谢娘的身份对等，我们既没抬了他们也尽了礼数。刘妈是母亲们的心腹，回来后肯定会将桥儿胡同那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母亲描述清楚。至于让我去，明是给刘妈带路，实则是代表着父亲，给父亲一个脸面，母亲的心计是很够用的。我想父亲心里一定很不好过，以着他和谢娘的关系，他是应该到场的，如今却要陪母亲去看戏，那种尴尬，那种难堪，让人觉得心碎。
出门的时候，我特意在廊下多站了一会儿，想的是父亲能出来对我有什么嘱咐和交代，但是父亲没有出来。
下午，雪停了，我和刘妈冒着严寒来到桥儿胡同。车一拐弯，远远就望见谢家门口挑了烧纸，那纸在风里忽闪忽闪地飞。院里搭了个小棚，三两个吹鼓手在灵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吹打，乐声单薄草率，断续的音响在这凄寒萧瑟的小院里颤抖着，刺得人心也发颤。一个腰系白带子的木讷男人把我们迎了，也说不出什么话，两片厚嘴唇翻过来调过去就是俩字，“来了”、“来了”。想必这就是六儿的继父、石匠张永厚了。刘妈问及谢娘后来的情况，张永厚说，是昨儿擦黑儿咽的气，吃不下东西已经有一个月了。说着，就把我们往灵前领。
我看到了那口沉闷的黑漆棺材，我知道那里面装着谢娘，装着可怕可哀的死！
六儿跪在棺前，一脸的疲惫，认真地承担着儿子的角色，这个院里，真正穿孝的也就他一个人。一个女人，头上扎块白布条，见我们一走近，就开始了有泪没泪的号啕，不是哭，是在唱，拉着长声在唱，那词多含混不清。据说，这是谢娘的一个远房亲戚，丧事完后，谢娘遗下的衣物首饰将归其所有，这是她耗在这里，不肯离去的原因。几个穿着团花绿衫的杠夫，坐在棚的一角，喝茶聊天，他们在等待启灵出殡的时辰。
我来到棺前，我看到了里面的谢娘。
已经不是给我做炸酱面的那个媳妇了，完全变作了一具骷髅，一副骨架，骨架裹着一身肥大厚重的装裹，别别扭扭地窝在狭窄的棺里。谢娘的嘴半张着，眼睛半闭着，像是在等待，像是要诉说。刘妈说，怎能让她张着嘴上路呢，得填上点儿什么才好。趁刘妈去准备填嘴物件的空隙，我趴在棺沿，轻轻地叫了一声“谢娘”。
我想，我是替父亲来的，谢娘所等的就是我了，如果有灵，她是应该感应到的。
棺里的谢娘没有反应，那嘴依旧是半张，那眼依旧是半闭。
我该怎样呢？我想了想，将兜里一块滑石掏出来，这块滑石是我在地上跳间画线用的，已经磨得没了形状，最早它原本是父亲的一个扇坠，因其软而白，在土地上也能画出白道儿，故被我偷来充作粉笔用。现在，我把这个“扇坠”搁在谢娘僵硬的手心里，虽然我很害怕，腿也有些发软，但我想到谢娘对我诸多的宠爱，想到那温热的炸酱，想到这是替父亲给谢娘一个最终的安慰，便毫不犹豫地做了。
刘妈用一小块红绸子扎了一个茶叶包，塞进谢娘半张的嘴里。
谢娘的嘴，被刘妈的茶叶堵了，她再也说不出话了。
杠夫们走过来，要将棺盖盖了。我听见六儿撕心裂肺地哭喊“妈”时，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跟他一起大声喊着“谢娘”，也肆无忌惮地张着大嘴哭。刘妈将我拉开了，说是生人的眼泪不能掉到死鬼身上，那样不好。刘妈小声地告诫我要“兜着点儿”，她说，这是谁跟谁呀，咱们意思到了就行了，你不要失了身份。
我不管，我照哭我的。
六寸长的铁钉，砰砰地钉了进去，将棺盖与棺体连为一体。六儿在棺前不住地念叨：妈，您躲钉！妈，您躲钉啊！那声音之凄，情意之切，感动得刘妈也落了泪。
我知道，随着这砰砰的声响，谢娘从此便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我那块滑石也与这个世界隔绝开了……
杠夫们将棺上罩了一块红底蓝花的绣片，这使得棺木有了些富贵堂皇的气息，不再那样狰狞阴沉。几条大杠绳在杠夫们的手里，迅速而准确地交叉穿绕，将棺材牢牢捆定。杠头在灵前喊道：本家大爷，请盆儿啦——这时，跪在灵前的六儿将烧纸的瓦盆掂起，啪的朝地上砸去。随着瓦盆碎裂的脆响，吹鼓手们提足精神猛吹了起来，棺木也随之而起，六儿也跟着棺木的启动悲声大放。灵前，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六儿，未免孤单软弱。他之所以叫做六儿，是父亲按金家子弟的排列顺序而定，暗中承袭着金家的名分。按说，此刻我应该跪在六儿的身后，承担另一个孝子的角色，而现在却只能在一边冷冷地看着，如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
棺木出了小院，向南而去，送殡的队伍除了那些杠夫以外只有张家父子两人。
六儿打着纸幡走在头里，他的继父、石匠张永厚抄着手低着头走在最后头。
乐人们夹着响器散了，回了各自的家。
远房亲戚说要加紧收拾，不能耽搁，再不招呼我们。
我在路口极庄严肃穆地站着，目送着送殡队伍的远去。在雪后的清冷中，在阴霾的天空中，那团由杠夫衣衫组成的绿，显得夸张而不真实……我想，我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下来，回去一个细节不落地说给我的父亲。这是我能做到、也是应该做到的。
不知此时坐在吉祥剧院看《望江亭》的父亲是怎样一种情景。
七
“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这该是多么凄惨的感情缺憾，多么酸苦的难与人言。遗憾的是后来父亲从没向我问及过谢娘的事情，在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几次有意把话题往桥儿胡同引，都被父亲巧妙地推了回来。看来，父亲不愿谈论这个内容。所以，谢娘最后的情况，父亲始终是一无所知。
为此，我有些看不起父亲。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去世了。
我到桥儿胡同找过六儿。小院依然，枣树依然，他那个当石匠的爹正在院里打磨，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怎会还有人使用这个东西。石匠已经记不得我了，我也不便跟他说父亲的事。打听六儿的情况，知道他在永定门的服装厂上班，改名叫张顺针。
我在服装厂的传达室里见到了这个叫做张顺针的人，彼时他已是带徒弟的师傅了。张师傅戴了一顶蓝帽子，表情冷漠而严峻，进来也不坐，插着手在屋当间站着。
我说了父亲不在了的事，本来想在他跟前掉几滴眼泪，但看了他的模样，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掉不下来了。张师傅说，您跟我说这样的事有什么意思么？这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停了一下说，当初您到我们家说令堂不在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意思呢？张师傅看了我一眼，从那厌恶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当年六儿的影子。我说，当初我父亲是很爱您的，他对您的感情胜过了我所有的哥哥。张师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任凭着沉默延伸。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只好起身告辞，没等我出门，他先拉开门走了。
我回来将六儿的态度悄悄说给老七，老七叹了口气说，怎的把仇竟结到了这份儿上，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更何况还有个父亲母亲的情分在其中。既是这样，也只好随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送进来一包衣物，说是一姓张的人让带来的。金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长袍马褂的老式装裹，无疑这是送给去世的父亲的。我知道，这是六儿连夜为父亲赶制出来的。说是无情，真到绝处，却又难舍，这大概就是其人的两难之处了。金家没人追究这包衣服，大家谁都明白它来自何处。母亲坚决不让穿这套装裹，她说父亲是国家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遗老，理应穿着干部服下葬，不能打扮得不成体统，让人笑话。
母亲的话有母亲的道理，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穿戴齐整的父亲，俨然是社会名流的“革命”打扮，一身中山装气派而庄重，那是父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一贯装束，是解放后父亲的形象。至于那个包袱，在父亲入殓之时被我悄悄地搁在了父亲脚下。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细节除了我的母亲以外，在场的我的几个哥哥都看到了，大家都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他们都是过来的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到底是金家的爷儿们。
与六儿相关的线索由于父亲的死而斩断，从今往后，再没有理由来往了。“文革”的时候，我们听说六儿当了造反派，是的，他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注定了他要走这一步。在我的兄长们为这场革命而七零八落时，六儿是在大红大紫着。我和老七最终成为了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