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登〃鬼见愁〃的夙愿，也许以后真会去一次，只是永不能陪同朱先生一起登临了。
〃文革〃后期政协有时放电影，大家同车前往。记得一次演了一部大概名为《万紫千红》的纪录片，有些民间歌舞。回来时朱先生很高兴，说：〃这是中国的艺术，很美！〃他说话的神气那样天真。他对生活充满了浓厚的感情和活泼泼的兴趣，也只有如此情浓的人，才能在生活里发现美，才有资格谈论美。正如他早年一篇讲人生艺术化的文章所说，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如季札挂剑夷齐采薇这种严肃的态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艺术的生活又是情趣丰富的生活。要在生活中寻求趣味，不能只与蝇蛆争温饱。记得他曾与他的学生澳籍学者陈兆华去看莎士比亚的一个剧，回来要不到出租车。陈兆华为此不平，曾投书《人民日报》。老先生潇洒地认为，看到了莎剧怎样辛苦也值得。
朱先生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开始，便和青年人保持着联系。我们这一批青年人已变为中年而接近老年了，我想他还有真正的青年朋友。这是毕生从事教育的老先生之福。就朱先生来说，其中必有奚先生内助之功，因为这需要精力、时间。他们曾要我把新出的书带到澳洲给陈兆华，带到社科院外文所给他的得意门生朱虹。他的学生们也都对他怀着深厚的感情。朱虹现在还怪我得知朱先生病危竟不给她打电话。
然而生活的重心、兴趣的焦点都集中在工作上，时刻想着的都是各自的那点学问，这似乎是老先生们的共性。他们紧紧抓住不多了的时间，拼命吐出自己的丝，而且不断要使这丝更亮更美。有人送来一本澳大利亚人写的美学书，托我请朱先生看看值得译否。我知道老先生们的时间何等宝贵，实不忍打扰，又不好从我这儿驳回，便拿书去试一试。不料他很感兴趣，连声让放下，他愿意看。看看人家有怎样的说法，看看是否对我国美学界有益。据说康有为曾有议论，他的学问在二十九岁时已臻成熟，以后不再求改。有的老先生寿开九秩，学问仍和六十年前一样，不趋时尚固然难得，然而六十年不再吸收新东西，这六十年又有何用？朱先生不是这样。他总在寻求，总在吸收，有执著也有变化。而在执著与变化之间，自有分寸。
老先生们常住医院，我在省视老父时如有哪位在，便去看望。一次朱先生恰住隔壁，推门进去时，见他正拿着稿子卧读。我说：〃不准看了。拿着也累，看也累！〃便取过稿子放在桌上。他笑着接受了管制。若是自己家人，他大概要发脾气的。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啊。他要用力吐他的丝，用力把他那片霞彩照亮些。
奚先生说，朱先生一年前患脑血栓后脾气很不好。他常以为房间中哪一处放着他的稿子，但实际没有，便烦恼得不得了。在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那天，他忽然不肯出席，要一个人呆着，好容易才劝得去了。一位一生寻求美、研究美、以美为生的学者在老和病的障碍中的痛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他现在再没有寻求的不安和遗失的烦恼了。
文成待发，又传来王力先生仙逝的消息。与王家在昆明龙头村便曾是邻居，燕南园中对门而居也已三十年了。三十年风风雨雨，也不过一眨眼的工夫。父亲九十大寿时，王先生和王太太夏蔚霞曾来祝贺，他们还去向朱先生告别，怎么就忽然一病不起！王先生一生无党无派，遗命夫妇合葬，墓碑上要刻他八○年写的赠内诗。中有句云：〃七省奔波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可见其固守纯真之情，不予纷扰。各家老人转往万安公墓相候的渐多，我简直不敢往下想了。只有祷念龙虫并雕斋主人安息。
十六栋房屋已有十二户主人离开了。这条路上的行人是不会断的。他们都是一缕光辉的霞彩，又组成了绚烂的大片云锦，照耀过又消失，像万物消长一样。霞彩天天消去，但是次日还会生出。在东方，也在西方，还在青年学子的双颊上。
1986年5月
原载《中国作家》1986年第4期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1）
近读汪东林著《梁漱溟问答录》，（见一百八十六页上）记述了梁漱溟与某教授的一次会见，颇生感慨。岁月磨人，记忆果然会移形若此。人都可能记忆有误，老年尤甚。我写此文，不是要责备谁，而是有责任记下事实，以减少一些〃历史只能是写的历史〃的怅惘。
一百八十六页上提到的某教授，即我的父亲冯友兰。
一百八十六页上说，梁先生于批林批孔初期写信批评冯先生，不久，冯由女儿陪同，悄悄地来见，作了一番解释。
而事实是，梁写信给冯在一九八五年，冯梁相见也在一九八五年，所谈内容，无一句涉及批林批孔。
我自一九七○年始，随父寓燕园，迄今已十八年。十八年间曾两次见梁先生。一次在一九七一年，梁先生到我家来访（已见《三松堂自序》）。另一次即在一九八五年。十四年间，父亲与梁先生不曾见面，亦无联系。
一九八五年，人们的生活和以前很不同了。以前筑墙惟恐不高，批判惟恐不深，斗争惟恐不尖锐，现在则逐渐有了来往，有了交融，有了感情。十二月四日，北大哲学系为父亲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哲学界人士济济一堂。前夕，我家私宴庆祝，亲友无不欢喜光临。在筹办这次宴会时，父亲提出邀梁先生参加。我向政协打听到地址，打电话邀请，梁先生亲自接电话，回答是不能来，天冷不能出门。我也觉得年迈之人确不宜在寒冬出门，道珍重而罢。
数日后，父亲收到梁先生一信，信只一页，字迹清晰有力，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倾吐衷怀。父亲读后并无愠色，倒是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命我寄去一本《三松堂自序》。
忙过庆寿之后，父亲说要给梁先生写信，用文言，需我笔录。信稿如下：
漱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
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
顺请
道安
冯友兰
十二月六日
当时我认为应反驳〃谄媚江青〃的指责，因为这是莫须有的事。父亲说一切过程《自序》中已写清楚，不必赘言。
过了几天，收到梁先生来信。我无留信习惯，此信不知何故，夹在幸免的一些信件中，得以抄录：
芝生老同学如晤：
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阖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一日
父亲说，还是去看他，不必麻烦他来。遂由我电话联系。记得梁先生还专来一函说电话必由他亲接，以免延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父亲携我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我想这一行动无需保密也无需登报，当然如果哪家报刊有兴趣，登一登也无妨。我们无需〃悄悄地〃前往，也不曾〃悄悄地〃前往。
回忆起来，这次晤面谈到四个话题。关于所谓谄媚江青，父亲说，一切事实俱已写清，应该能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并引了孔子见南子的故事，还有〃天厌之，天厌之！〃那两句话。看来梁先生读过《自序》后确已较明白，未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何以会有《问答录》中的说法，希望有〃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令人费解。事实就是事实，无所谓满意或不满意。若说要公正，对任何人都应公正。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2）
当时我本着〃童言无忌〃的心理，对梁先生说了一番话，简记如下：
〃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谅您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利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古时一些政治怨愤每托男女之情。近年又有毛附于皮的比喻，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先生宽容地听了我的童言。恐亦因是童言，未能进入他的记忆，故不提及。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他的青年生活。老人说他原打算出家，不愿结婚，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老梁先生很盼儿子结婚，但从未训诫要求，他对这点常怀感谢。这一段话很长，可能因我注意力不在此，记得的不多了。
接着谈到佛学。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小乘佛教先出，是原始佛教。然后有大乘。所谓接引众生，是从愚昧走向开明，接引的方法不同，故有派别。密宗收罗了外道。梁走的是玄奘的路，是惟识法相。破二执，我执法执；断二取，能取所取。
（宗璞现按：这是两先生谈话的〃段落大意〃。）
然后说到两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梁先生说他的养生原则是少吃多动。谈话自始至终，未提及批林批孔。我想当然因梁先生知道那情况的复杂，而谄媚江青是品德问题。
最后，梁先生取出一本《人心与人生》相赠，并坐到书桌旁签字。写的是〃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写完取出图章，我习惯地上去相助，他说不必，果然盖得很清晰。
我们起身告辞，这时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母亲可好？代我问候。〃我回禀道：〃母亲已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梁先生喟然，直送我们到电梯前，握手而别。
原载198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附记：此文初刊至今，转眼已十六年。2005年6月11日上午，梁漱溟先生长公子培宽兄来舍，我们谈起历史的诡谲，先人的高谊，自然也谈到这篇文章。我对梁先生的直言和明白真相后的友好，深表敬意。培宽兄认为冯先生对待友人批评的坦荡态度难能可贵。他说《订正》一文翔实可信，并问及院中三松变迁的情况。我们都为旧松虽枯总有新松来接替而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清楚了许多，然而距本来面目似乎还远。
2005年8月24日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1）
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六六年某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一个题目。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约三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连观摩，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的小说《在流放地》，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为这句话暗自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斗争形式不断发展，这也是研究的结果罢。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批判何其芳的大会，学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会在吉祥剧院举行。头一天发票，票不敷发，有的难友没有得到。会后才知，不让参加，实在是很大的〃照顾〃和〃保护〃。
那天很热。记得我穿着短袖衬衫，坐在剧场的左后方。场中人很快坐满，除了学部的群众，还有北大、作协的人来取经助阵。
不记得哪位主持会。不记得也好。
何其芳在几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来，垂头站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