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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有可人（2）
过了几天，数理逻辑专家兼哲学家王浩教授偕夫人哈娜来访。王浩兄留了胡子，须发灰白，若在路上相遇，一定认不得了。他的成就是大家熟悉的，于此不多赘。他们从美国来参加北大校庆，特别是数学系系庆，后在勺园小住。哈娜是捷克人，思路活泼敏捷，说的英语很悦耳。我觉得她很可爱。她说她到北大来，只想见一个人，可惜见不到了。那就是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人见不到，还可以看看三松，看看遗著，看看我。于是来到三松堂。哈娜说她最喜欢《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我们马上互引为同调。我素以为《简史》是一本出神入化的书。写这书时，父亲已有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又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俱已流传。《简史》将两方面成就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内行不觉无味，外行不觉难懂。还有经过卜德教授润饰的英文，可谓清丽流畅。哈娜还喜爱文学，对莱辛、德拉布尔的作品都很熟悉。也说起勃朗特姊妹。人处五洲，肤色各异，可是谈起来都很了解。世界真像个大家庭。
座间还有清华学长唐稚松。他一九四八年到香港，我父亲写信叫他回来，他就回来了。唐兄现任中科院学部委员，一项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为国家人民作出了贡献。除是科学家外，他还是诗人，旧诗格调极高，有〃志汇中西归大海，学兼文理求天籁〃之句。一九五一年陈寅恪先生曾专函召他赴穗任唐诗助教，可见造诣。他因另有专长，未能前往。
和王、唐两位谈话，每觉有新趣。他们都是〃志汇中西〃、〃学兼文理〃的人物。聚在一起，真是难得。遗憾的是，说的话我渐渐不懂了，虽用心听着，还如在五里雾中坐地。
八月下旬，美国女学者欧迪安来访。她是冯学研究专家，最近将几篇研究冯学的论文译成英文，自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将在美国出版。她极赞赏父亲对郭象的见解，屡次提到。我乃赠以一本冯氏英译《庄子》，其中有一篇专论郭象的文章。她真是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她这次要查清冯著每一本书的出版年月，十分认真仔细。有一本书一时找不到，她辗转问过许多人，那晚深夜又问到我这里，经过补充的线索，终于查清。
我还想起另一位女学者，日本的后藤延子。《三松堂全集》中有的文章是她在日本找到的。她也是不肯有一点马虎的，对我们有些学者大而化之的作风频频摇手兼摇头。《三松堂全集》总编纂涂又光曾慨叹道：〃若不认真努力，愧对延子。〃
坚忍执著，知其不可而为之，本是我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似乎是要渐渐融化在滔滔商海中了。不要说皓首穷经，就是肯安下心来坐一坐冷板凳的人也愈来愈少了。
然而总有希望。我想起另一位来访者。
七十年代末，大家刚刚可以随意走动，三松堂来了个李姓青年人，年纪不过十八九岁，家在河南某县农村。他来的目的，是谈谈读书。他非常喜欢读书，村里无书，便每天步行数十里路，到地区（似是洛阳）图书馆去读书。回家往往在深夜。我后来根据他的谈话写了童话《星之泪》，写星星为一位好学的年轻人照亮路程。他的读书范围很广。除中国经典书籍外，那时正在读西方启蒙运动时的著作。他很想读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却找不到。我发愿若买到一定寄去。我把他的地址姓名的纸条放在砚台里，过了好几年，纸条终于不见了。
那年轻人后来不知读了多少书，又不知走上了哪一条生活之路。我想，在读书做学问的道路上，总会有更年轻的人跟上来的。
1993年12月
原载1993年12月4日《光明日报》
药杯里的莫扎特
一间斗室，长不过五步，宽不过三步，这是一个病人的天地。这天地够宽了，若死了，只需要一个盒子。我住在这里，每天第一要事是烤电，在一间黑屋子里，听凭医生和技师用铅块摆出阵势，引导放射线通行。是曰〃摆位〃。听医生们议论着铅块该往上一点或往下一点，便总觉得自己不大像个人，而像是什么物件。
精神渐好一些时，安排了第二要事：听音乐。我素好音乐，喜欢听，也喜欢唱，但总未能升堂入室。唱起来以跑调为能事，常被家人讥笑。好在这些年唱不动了，大家落得耳根清净。听起来耳朵又不高明，一支曲子，听好几遍也不一定记住，和我早年读书时的过目不忘差得远了。但我却是忠实，若哪天不听一点音乐，就似乎少了些什么。在病室里，两盘莫扎特音乐的磁带是我亲密的朋友。使我忘记种种不适，忘记孤独，甚至觉得斗室中天地很宽，生活很美好。
三小时的音乐包括三个最后的交响乐〃三十九〃、〃四十〃、〃四十一〃，还有钢琴协奏曲、提琴协奏曲、单簧管协奏曲等的片段。《第四十交响曲》的开始，像一双灵巧的手，轻拭着听者心上的尘垢。然后给你和着淡淡哀愁的温柔。《第四十一交响曲》素以宏伟著称，我却在乐曲中听出一些洒脱来。他所有的音乐都在说，你会好的。
会吗？将来的事谁也难说。不过除了这疗那疗以外，我还有音乐。它给我安慰，给我支持。
终于出院了，回到离开了几个月的家中，坐下来，便要求听一听音响，那声音到底和用耳机是不同的。莫扎特《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提琴组齐奏的那一段悠长美妙的旋律简直像从天外飘落。我觉得自己似乎已溶化在乐曲间，不知身在何处。第二乐章快结尾时，一段简单的下行的乐音，似乎有些不得已，却又是十分明亮，带着春水春山的妩媚，把整个世界都浸透了。没有人真的听见过仙乐，我想莫扎特的音乐胜过仙乐。
别的乐圣们的音乐也很了不起，但都是人间的音乐。贝多芬当然伟大，他把人间的情与理都占尽了，于感动震撼之余，有时会觉得太沉重。好几个朋友都说，在遭遇到不幸时，柴可夫斯基是不能听的，本来就难过，再多些伤心又何必呢。莫扎特可以说是超越了人间的痛苦和烦恼，给人的是几乎透明的纯净。充满了灵气和仙气，用欢乐、快乐的字眼不足以表达，他的音乐是诉诸心灵的，有着无比的真挚和天真烂漫，是蕴藏着信心和希望的对生命的讴歌。
在死亡的门槛边打过来回的人会格外欣赏莫扎特，膜拜莫扎特。他自己受了那么多苦，但他的精神一点没有委顿。他贫病交加，以致穷死，饿死，而他的音乐始终这样丰满辉煌，他把人间的苦难踏在脚下，用音乐的甘霖润泽着所有病痛的身躯和病痛的心灵。他的音乐是真正的〃上界的语言〃。
虽然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专业不同，莫扎特在音乐领域中全能冠军的地位有些像我国文坛上的苏东坡。莫扎特在短促的人生旅程间写出了交响乐、协奏曲、独奏曲、歌剧等许多伟大作品。音乐创作中几乎什么都和他有关，近来还考证出他是摇滚乐的祖师爷。苏东坡在宦游之余写出了诗词文赋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始终是未经册封的文坛盟主。他们都带有仙气，所以后人称东坡为坡仙，传说中八仙过海时来了九朵莲花，第九朵是接东坡的，但他没有去。莫扎特生活在十八世纪，世界已经脱离了传说，也少有想象的光彩了，我却愿意称他为〃莫仙〃。就个人生活来说，东坡晚年屡遭贬谪直到蛮荒之地。但在他流放的过程中，始终有家人陪伴，侍妾王朝云为侍奉他而埋骨惠州。莫扎特不同，重病时也没有家人的关心。（比较起来，中国女子多么伟大！）但是他不孤独，他有音乐。
回家以后的日子里，主要内容仍是服药。最兴师动众且大张旗鼓的是服中药。我手捧药杯喝那苦汁时，下药（不是下酒）的是音乐。似乎边听音乐边服药，药的苦味也轻多了。听的曲目较广，贝、柴、肖邦、拉赫玛尼诺夫等，还有各种歌剧，都曾助我一口（不是一臂）之力。便是服药中听勃拉姆斯，发现他的《第一交响曲》很好听。但听得最多的，还是莫扎特。
热气从药杯里冉冉升起，音乐在房间里回绕，面对伟大的艺术创造者们，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我觉得自己真是幸运而有福气，生在这样美好的艺术已经完成之后而且，在我对时间有了一点自主权时，还没有完全变成聋子。
1994年1月
原载《音乐爱好者》1994年1月号
下放追记
那是冬天，我们坐着大车慢慢地走近村庄，但路旁的果树还很茂密。不远处的桑干河水结了冰，如一条发亮的银带，蜿蜒远去。我们进了这个村子，住下来，开始下放锻炼。
村名温泉屯，属河北省涿鹿县。涿鹿县后来和怀来县合并，后来听说又分开，不知现在到底是什么地名。不过温泉屯始终在桑干河畔，没有移动，我在那里的一段生活，和我一生中的其他岁月大不相同。
记得下放回来以后，我曾想写一点文字。当时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第七瓶开水》，写我的房东老大娘，在我到别的村子去的日子里，每天为我换新的开水，换到第七瓶，我才回来。原稿的第一句话是〃天下的母亲都是慈爱的〃，写下来一看，不对，这不是人性论的说法吗！赶快删去。那时处在一个随时随地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地位，而且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自己随时把头上的紧箍再按按紧，这样也就把想说的话按了回去。写出的文章不可读，所以也就不写。现在看来，往事如同发黄了的旧照片，只有一片模糊。不过有些画面反而分明，因为看到了它的来龙去脉，把它烘托得明朗了。
我们下去的时候，还在〃大跃进〃运动中，家家户户吃食堂。报上不停地宣传食堂的优越性，而我们在村庄里看到的是男女老少捧着碗、排着队等那一口吃食，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站不动了也要排着，看了让人心酸。问食堂好不好，他们不敢说，只是苦笑。我曾想给中央写信，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赵树理同志是写了信的，后来受到批判。那次批判我也参加了，赵树理检查说：〃是我自己没有学习好理论，没有听党的话。〃我听了十分难过，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站出来说，他是对的。
我们跟着村民一起夜战，挖大渠、修水库。我们和村干部一起做报表，报告一个麦穗上有几粒麦子。无论怎么样日以继夜地拼命，达到谎话连篇的报表数字是不可能的。村民很朴实，村干部中也没有什么品质特别恶劣的人，但是假话成了一种正常现象，假话成了真的，真话倒被认为是假的。如果没有亲到农村，我可能也要积极参加反〃右倾〃运动，用假话批判真话。幸而我有这个机会看到书斋以外的世界。
下放生活中充满了政治。我们经常开小组会，谈心得体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位同志新婚不久难免想家，私自回京受到批判，现在想来真是不近人情。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生活主线的年代，〃人情〃是划给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每期下放中间要整风，必须找出批判对象，人人都可能摊上这一身份，生性谨慎些的人索性事事汇报，自己不负任何责任。后来我想，这也是由于社会原因产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完全丧失了自我，甚至是自觉自愿的。
除下放干部内部经常斗争外，农村的各种运动没有稍停。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巩固公社，就得斗争。这时候被整的多是社员。到我们回京后，在全国的大饥馑中，便是查抄村干部的家了，翻箱倒柜，看他们有没有私藏粮食。哪里有一点对人的起码尊重。我没有赶上参加这种查抄，暗地有些庆幸。
在下放中，我体会到生活比较原始的面貌。我们周围再没有墙壁。我们和天空、田野，和收获的喜悦、灾难的伤痛都离得很近。那一年夏天，桑干河泛滥，平时安静徐缓的河水，忽然变得面目狰狞，从远处咆哮而来。我们和村民一起运沙袋、搬石头，后来大家把所有的棉被都拿到堤上去了。河水里不断漂下来破门破窗和破烂的家什，还有大牲口的尸体。我们在堤上守望，随时有灭顶之灾，没有谁想到走开，也不觉得怕，村里似乎也没有组织疏散，就这样和洪水对峙，总有两三天光景，最后是人定胜天，战胜了洪水。有一次，从当时公社所在地五堡到温泉屯的路上遇见大雷雨，土路很快成了泥潭，拔不出脚来，到后来只好手足并用。大野茫茫，每一个闪电都像劈在自己头上，我和两个村干部就这样一路跌跤，到村后都成了泥人儿。远远望见自己的村庄时，真觉得房屋是太可爱了。进了家门，我没有忘记说一句，这真是经风雨，见世面了。
我们参加劳动，冬末春初，为准备春耕平整土地。人们用锄或锹把土块打碎，是为打〃土坷垃〃。这是力气活，很累人。我喜欢绑葡萄这活计。用马莲叶子把碧绿细嫩的葡萄须绑在架子上，看它们经过人们调理服服帖帖有规有矩，一架架葡萄排下去，像趴伏在地上的一队队小兽，觉得自己帮助了它们，感到劳动的意义。
温泉村果树多，尤其多的是杏和香果，北京人称香果为虎拉车，不知是否这几个字。春来花如海，一片粉白，香气飘得很远。我们在果园的活是打药。没有任何防护，杀虫药的气味很难闻，我总是告诫自己不可畏缩，这就是改造。
公社希望我们写一本公社史，我曾和好几位参加过各种工作的人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总是记得哪年哪月吃过什么样的饭。一位当时跑交通的农民说，他曾翻越几重山送一件急信。他说，头一天在一个村里吃的格仁粥，即玉米磨碎煮成干饭，第二天在一个村里吃的是绿豆小米干饭，那对他是盛宴，说起来似仍在咂摸那饭的滋味。温泉屯的支书不合原则地怀念解放前的日子，说那时村里小铺卖的油饼真好吃，现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