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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毛泽东只好把贺诚找来，亲自谈话。
贺诚是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又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做过地下工作，是专门为了加强中央苏区的卫生建设调到中央苏区来的。毛泽东对他一向很客气，一见面就说：
“贺诚同志，听说你有一件宝贝，很不舍得丢呀！”
贺诚知道说的是Ｘ光机，就笑着说：
“是呀，毛主席，我是不舍得丢，恐怕您也很心疼吧！”“心疼是心疼，该丢还是要丢嘛！”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打运动战，带着这些罗罗嗦嗦的东西怎么行呵！连山炮我们都丢到赤水河里去了。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情况是看得很清楚的，不好好打几仗，这个长江能够过得去吗？”
贺诚不言语了。毛泽东又笑着说：
“贺诚，不要不舍得吧。我们要的不是一架Ｘ光机，我们要的是全国政权！等全国解放了，蒋介石的那些东西，你去接收就是了！”
几句话就说得贺诚笑起来。
第二天，这件被称为“照病机”的宝贝就藏在一个农民家里。红军走后，国民党的县长以悬赏二十万元的高价，来找这架Ｘ光机，也未得手。直到一九三六年，由于一个豪绅告密，这件Ｘ光机才被搜出运到昆明。这是后话。
中央红军在扎西休整数日后，敌情渐趋严重。川军以潘文华为总指挥的十几个旅，正从古蔺、叙永、兴文、珙县、高县、筠连等地压迫过来；滇军以孙渡为总指挥的四个旅，由盐津、镇雄压迫过来；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由毕节等地压迫过来；黔军的何知重等部仍扼守赤水河的土城、二郎滩等地。这样就又形成了一个四面合围之势。很明显，这是要将中央红军歼灭在横江以东，赤水以西，兴文、叙永以南，毕节、镇雄以北的地区内。今后红军如何行动，中央领导间商讨过一次，但未得出最后结论，周恩来通知各领导人继续考虑。
刘英已经调到中央来了。她的职务是秘书长，实际上侧重管各领导同志的生活。由于女同志那种对人的特殊的关怀，她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工作起来是太不顾自己了。尤其是他那头发长得叫人不能忍受。她提过几次要他理理发，都回说没有时间。这天天气晴和，有点暖融融的，她就找理发员烧了一锅热水，随后来请毛泽东理发。
毛泽东住在苗家一座简陋的小木楼上。刘英进了院子正要上楼，被警卫员小吴拦住。刘英说：
“小吴，我是叫主席理发的呀，你瞧他那头发长的！”
小吴摇了摇手，神秘地说：
“秘书长，你还是等一等吧。今天吃了早饭，他就把门关起来，还交待说，谁也不许进来！”
刘英只好坐在院子里一个小木墩上，和小吴一边晒太阳，一面闲聊。看看等了一个小时，心想烧的那锅水恐怕凉了，就有点坐不住了。
“我到上面看看去，”她说，“如果他真忙，我就回去。”
“那你可轻一点。”小吴说。
刘英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见房门关着。她顺着门缝往里一望，见毛泽东坐在一张矮凳上，守着火塘，正披着棉衣，手里捧着衬衣捉虱子呢！他捉起一个，并不挤死，就心不在焉地往火上一抛，还听见轻微地卜地一声。迎面墙上贴着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几乎把一面墙都盖满了。他捉几个虱子，就仰起脸望一阵地图；看一阵地图，又低下头捉几个虱子。刘英看见他那神态，暗暗觉得好笑。想起周围的敌情，知道他正凝神思考，就没有敢去惊动他。刘英站了一刻，又蹑手蹑脚地走了下来。
“怎么样，还没有完吧？”小吴问。
刘英点了点头。小吴就说：
“那就再等一会儿吧。”
刘英眼巴巴地又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正准备离去，忽听楼上咳嗽了几声。从那咳嗽声里也可听出有一种兴奋，一种欢快。随后，就听见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
“小鬼呀，谁在下面哪？”
“是刘英同志，”小吴用又尖又亮的孩子腔说，“她等你好半天了。”
“好好，我下去。”
毛泽东一面说着，一面扣着扣子走下楼来。他望望刘英，见刘英只是对着他笑，就说：
“刘英，你笑么子呀？”
这一说不要紧，刘英倒咯咯地笑出声音来了。
“我笑你捉虱子也跟别人不同。”她忍住笑说。
“捉虱子还有么子不一样的？”
“别人捉虱子都是捉住一个，挤死一个；你倒好，捉住了就那么一扔。”
我这是人道主义，给它来个火葬嘛！“毛泽东嘿嘿笑着。”火葬？我看不如水葬。“刘英说，”你还是叫小吴烧锅水烫烫的好。“
“烫是烫了，又长出来了。”毛泽东笑着说，“这虱子也很顽强呀，好象是故意同革命作对似的。我一考虑问题，它就在我身上闹事。”
刘英又咯咯笑了。
“刘英，你看过《红楼梦》吗？”毛泽东问。
“我小时候随便翻过。”
“你还记得贾宝玉的话吧，他说，男人是泥做的，女儿是水做的，所以我们身上虱子也就多嘛！”
“哎呀，看你说的！”刘英说，“从江西一出发，我们就没脱过衣服睡觉，连绑带都不解的。哪个虱子少呀！我们要是不洗头，那罪真够受了！”
说到这里，刘英又指指毛泽东的头发说：
“毛主席，你看你的头发快跟女同志差不多了。我今天就是专门请你去理发的！”
“我谢谢你，刘英，但是今天确实不行！”
“那什么时候理呢？”刘英失望地问。
“我跟你坦白地说吧，”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头发，既是开玩笑也决不象开玩笑地说：“要不打一个漂亮仗，就是白发三千丈，我也不理了！”
他说到这里，向刘英抱歉地笑了一笑，就同小吴一起走出院子，朝红军总部的方向走去。
红军总部设在一个名叫江西庙的古庙里。虽然庙宇破破烂烂，毕竟比一般农舍宽敞得多。毛泽东穿过一段田间小径，来到作战室，见周恩来、朱德和作战局长薛枫都站在地图前议论什么。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脸上明朗，神色愉快兴奋，就猜到他心中已经有了数了，就笑着说：
“毛主席有了锦囊妙计了吧？”
毛泽东见四外没有别人，从容地点起一支烟来，微笑着悄声地说：
“还是杀个回马枪吧！”
“回马枪？”周恩来眼睛一亮，“是要重回桐梓、遵义？”“是的。”毛泽东点了点头，“现在形势很明显，敌人要把我们聚歼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不能呆了；第二，敌人共有三十多个旅封锁长江，北渡长江也使不得；而遵义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正好狠狠地咬它一口。这样，我们突然调头东向，等这一坨坨敌人摸清我们的行踪，已经望尘莫及了。
……”
“妙棋！妙棋！”朱德不禁抚掌笑道，“这篇文章完全出敌不意，真是神来之笔！”
“好！好！”周恩来也连声赞叹，接着又补充道，“不过，我们还是要做出北渡长江的架势，充分利用敌人的错觉。比如说，用一部分兵力伪装主力，指向綦江方向。”
毛泽东仰起脸，望了望地图上的綦江，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很满意周恩来的这个补充。
这时，作战局长薛枫似乎考虑到计划实施中的问题，皱着眉头说道：
“现在山下的敌人比较密集，如果我们下不了山呢？或者被敌人缠住呢？”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望着薛枫笑着解释道：
“不会。我们这一次准备专走小路，不走大路，把大路都让给他们。山山相连，那么多路他们哪里封锁得住？我们下了山还要让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一次要轻装嘛！”
“好，那我就找洛甫、博古、稼祥来再开会讨论一次。”周恩来说，“等伯承同志从部队回来，再由他作出具体实施计划。”
这时，一个年轻的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到最后不自禁地笑起来了。他把电报交给毛泽东，笑着说道：
“这是刚刚破译的薛岳的电报，你们看看！”
朱德也凑到毛泽东身边来看。原来那电报讲了一大篇红军的动态、位置之外，最后说：
窜据威、镇、牛街间地区之共匪主力，被我川滇军截击，西窜无由，饥疲不堪，随处掠夺，已成流寇，匪首朱、毛，有化装逃走说，特闻。
毛泽东、朱德看到这里，两人相对哈哈大笑。毛泽东笑得烟灰都抖到灰棉军衣上去了，他边笑边说：
“我的老天！现在把我包围得水泄不通，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往哪里跑呀！难矣哉！难矣哉！”
朱德用冷峻的口吻说：
“蒋介石很喜欢听这一类消息，他的下级也就专门给他提供这类新闻。悲夫！”
（二十）
从二月十八日起，自扎西地区秘密东进的中央红军，迅速击溃黔军的抵抗，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沿着习水的偏僻小路向桐梓急进。川军在后衔尾追来，后面已经响起了炮声。
天色灰蒙蒙的，弥漫的云雾遮盖着山峦，那种无尽无休的贵州式的细雨绵绵不断。
中国工农红军向来以行动神速著称，而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却被那些笨重东西拖累住了。经过扎西整编，彻底轻装，又渐渐恢复了往日风姿。但是，对于年轻的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来说，部队的行动越轻便迅速，他就越感到紧张和艰难。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这支连队是名符其实的“特殊连队”。著名的中共“五老”，有三位在这个连队。另外，随军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有相当大一部分在这个序列之中，其中就包括邓颖超和贺子珍。另外还有一些负伤和生病的高级干部。带这样一支部队决不是轻松的事。侯政本来是某军团的卫生部长，一听说要调来，头嗡地一下懵了。他刚要张口摆困难，跟他谈话的人立刻严肃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就不敢说了。随后，周恩来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同他作了一次谈话；话是温和而亲切的，但是最后一句却很不平常：“侯政，你要丢了一个人，我就杀你的头。”而周恩来是从不轻意说这种话的。侯政就这样诚惶诚恐地接受了任务。开始他最担心的是董老、徐老、谢老三位老人，怕丢了一个吃罪不起。不料这三位老人不仅从不掉队，到了宿营地之后还帮他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董老，作为这个“特殊连队”的支部书记，工作计划周密，处理问题细致稳妥，把工作做了一多半。其次，他担心的是女同志，哪知这些女同志争强好胜的劲头儿，处处胜过堂堂男子。最使他感到难办的，莫过于女同志生孩子了。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真是紧张万分，手足无措。侯政最怕孩子生在野外，而那位女同志偏偏在快到宿营地时开始阵痛，说话之间，血从两条裤腿流下来，小孩儿头已经露出来了，而距宿营地还有三里之遥。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找了两个女同志扶着她，艰难万状地走完这两三里路，才进了一间房子，把孩子生在一束匆忙找来的稻草上。长征路上第二个女同志生孩子，又使他感受到另一种紧张。那位女同志在行军中途发生阵痛，还好，路边有一所房子，就把她抬进去了。哪知她在屋子里痛得打滚儿，就是生不下来。而后边的追兵已经迫近，枪声清晰可闻。在这种情况下可怎么办呢？究竟是扔下她走呢，还是硬着头皮等大家一起当俘虏呢？这时的侯政真是百爪挠心，难作决定。幸亏董老异常沉着，抓起耳机给后边担任掩护的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打了一个电话，请求他们再顶上一阵；那董振堂竟十分通情达理，大大方方地说：“董老，既然这样，那就让她慢慢地生吧！”孩子终于在一个小时之后生下来了，是战士们艰苦抗击的枪声掩护了这个小天使的来临。这两件事给了侯政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而现在正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分明处在随时都会分娩的状态，她今天的遭际又会是怎样呢？
侯政紧紧随着贺子珍的担架，后面是董老、外科医生李治和一个名叫李秀竹的女看护员。这都是细心的董老一再告诫过的：要事先做好准备。尽管如此，但这项工作毕竟和任何工作不同，难就难在你不知道我们的小天使什么时候拜访人间。前两三天贺子珍就腹痛了一阵，弄得人们紧张万分，结果是万事俱备，小天使却音信杳然。今天早晨贺子珍又腹痛了一次，后来也没有事。何况贺子珍和一般女同志的性格不同，她外在温和，而内在倔强，不是万难忍受是决不出声的，这样也就更难判断、更难掌握了。
部队长长的行列行进在幽僻的大山间。贺子珍躺在担架上，盖着一床灰色军毯，神态如常。也许人们以为，睡在担架上是很舒服的事，实际上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山路上，一时上，一时下，担架员被坎坷的山石绊倒，更是常事。侯政不时地关照着担架员注意脚下，心里想道：“只要今天能平安度过，不生在路上，到了宿营地不管如何困难也好说了。”他看了看贺子珍微微合着眼睛，象是睡着了似的，就对董老说：
“看起来，今天可能没有事了。”
“不，还是不要大意。”
董老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