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得好。我回答说：“也许是用来掩盖行为的本质。罪犯需要杀了她，加上强奸不过是干扰调查。我经手过两件这样的案子，丈夫用这种方式杀死妻子，使现场看上去像是陌生人干的。”
福勒上校说：“这是你的职业范围，不是我的。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多少男子杀害女士仅仅是为了灭口呢？因渎职行为上军事法庭总比因杀人上军事法庭风险小得多。”
“我同意，上校，但是我们是有理智的人。在非理性的世界里，杀人的一个基本动机是避免丢脸和出丑，手册中是这么说的。”
“嗯，同样，这也是你的职业范围，不是我的。”
“要仔细想想在安·坎贝尔的情人中有谁可能想到用杀人来避免丢脸、离婚、上军事法庭和从军队中被开除。”
“布伦纳先生，据我了解，你最早的嫌疑犯穆尔上校同她并没有性行为方面的纠葛，所以他没有灭口的理由，但他也许有许多强奸她并杀害她的其他原因。因此，如果这些就是影响你逮捕他的原因，你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动机的形成上。”
“当然，我正沿着这条线索调查，上校。我喜欢将谋杀调查看成像步兵和装甲兵司令指挥一场战役一样——多方进击——佯攻、试探出击、主攻，然后是突破、包围。”我补充说：“包围他们，猛击他们。”
他苦笑着。我知道他会这样。他说：“这是你滥用资料、丧失创造精神的好办法。直接去找杀人犯，布伦纳先生，把那些可笑的材料留在战术教室的黑板上吧。”
“噢，也许您是对的，上校。”我问他：“您那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是否遇见了值勤中士圣·约翰？”
“没有。实际上，我后来听说其实是一个警卫班长在总部值勤。所以这样一来，当早晨第一个军官来接班时，引起了一场大吵大嚷。那个班长说那值班中士几小时前离开后再没回来，他不知道中士在哪儿，也不知道值勤的军官在哪儿。这件事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桑德斯少校，一个参谋，决定去叫宪兵队，宪兵队说圣·约翰被他们拘留了，但是拒绝说出原因。我是在大约9点时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并且向将军做了汇报。他告诉我要继续追查下去。”
“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问坎贝尔上尉去了哪里吗？”
“没有……回想起来，一切都搅在一起了。我以为那天早晨坎贝尔上尉只不过是离开得早些，让值班中士代理，而中士又让警卫班长代理，自己借此机会去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回家暗中监视他妻子去了。这一切都太平常了——一个值勤的男人脑子里想着他妻子对他不忠，就偷偷溜回去检查一下，这是军队生活的一个问题。”
“是的。我曾办过一个案子，两人被杀、一个重伤就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你明白了。嗯，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只知道圣·约翰同宪兵队争吵过，这事没报告总部，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因为我认为肯定是坎贝尔上尉提前离开导致了圣·约翰玩忽职守，并且我知道此事自会见分晓的。所有人都认为圣·约翰的被捕同我们后来发现的事有某种联系，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
他的话听起来有根有据，但如果我推敲一下，一定会有一些漏洞。我提醒他说：“您说过前天晚上您在总部工作到很晚。”
“是的。”
“坎贝尔上尉那天晚上要求值勤时，您看见她了吗？”
“没有。我的办公室在一楼，在将军的办公室隔壁。值勤军官和中士在二楼办事员和打字员用的大房间里。他们先是接受一个值班军官的值班记录和特殊命令，然后选一张桌子，让自己晚上过得舒服些。我很少看到值勤军官报到。”他问：“满意了吗，布伦纳先生？”
“可能，长官。反复核对后我才能知道是否满意。这是我的工作，上校，除此之外我别无办法。”
“我相信你还有些自由，布伦纳先生。”
“仅仅一丁点儿。往左一英寸，往右一英寸。我现在正自动落进我的上司赫尔曼上校的嘴里，不敢向高级军官提问的准尉他都要吃掉。”
“这是真的吗？”
“是的，长官。”
“嗯，我会告诉他你干得很出色，没表现出任何恐惧。”
“谢谢您，上校。”
我们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我的咖啡凉了，但我不在乎。最后，我问他：“上校，您今天是否能安排我们同坎贝尔夫人谈谈？”
“我会尽力的。”
我对他说：“如果她真像您所描绘的是个军人的好妻子，她会明白谈话的必要性。”我又说：“今天我们还想见见将军。”
“我会安排的。我在哪儿能找到你？”
“恐怕我们今天要走遍基地各处。就给宪兵司令部办公室打电话留言吧。我在哪儿能找到您？”
“基地司令部。”
“葬礼安排好了吗？”
“是的。降旗号响过后，今晚和明天早晨遗体将留在基地小教堂里，以便那些希望向她告别的人去吊唁。明天上午11点，在小教堂举行仪式，然后将遗体送到乔丹飞机场，用飞机运到密歇根州，在坎贝尔家族的墓地下葬。”
“我明白了。”职业军官通常都将遗嘱写给军队存档，常常包括关于下葬的说明，所以我问福勒上校：“那是死者的愿望吗？”
“这个问题同谋杀调查有关系吗？”
“我想立遗嘱的日期和下葬说明的日期同这次调查有关。”
“遗嘱和下葬说明都是在坎贝尔去海湾参战前一周写的，这不会有什么不正常。告诉你吧，是她要求葬在家族墓地的，她遗嘱的唯一受益人是她的弟弟，约翰·坎贝尔。”
“谢谢您，”用这样一句话做结束语吧，“您与我们合作得很好，上校，我们非常感谢。”尽管您想迷惑我们一下。
按礼节，上级军官行动优先，所以我在等着他意识到我已说完，并且站起来。但是他却又问我：“在她房间里，你是否发现了什么有损于她或基地任何人的东西？”
我变得忸怩起来，问：“比方说？”
“嗯……日记，照片，信件，她征服的人的名单。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回答说：“我的未婚姑妈可以单独在坎贝尔上尉的家里住一周，而不会发现任何她不赞成的东西，包括音乐。”这是真的，因为简姑妈虽然爱探人隐私，但她没有空间洞察力。
福勒上校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他告诉我说：“你一定漏掉了一些东西。安对每件事都做记录，这是她作为心理学家的一种训练。不容怀疑，作为一个堕落的人，她作为一个讹诈腐蚀者的欲望绝不是靠对她在汽车旅馆外边的草堆里或下班后在基地私人办公室里的短暂记忆来维持的。要更仔细谨慎才行。”
“是，长官。”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关于安·坎贝尔的那些事由肯特或福勒嘴里说出。安·坎贝尔对我来说，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被谋杀的受害者。我也许会找到杀人犯，但有人必须找到她所作所为的原因，必须把这些解释给福勒、肯特之辈和所有的其他人听。安·坎贝尔的生活不需要道歉，不需要怜悯，它需要一个理性的解释，可能还需要一种辩护。
福勒上校陪着我们走到前门，在门口，我们握了握手。我对他说：“顺便说一下，我们没有找到坎贝尔上尉西点军校的戒指。她有戴戒指的习惯吗？”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从未注意过。”
“她戴戒指的地方有一道棕色的印痕。”
“那么她戴过。”
我对他说：“您知道，上校，如果我是一位将军，我会希望你来做参谋。”
“如果你做了将军，布伦纳先生，你会找我做你的参谋的。再见。”绿门关上了，我们沿着小径朝我们的汽车走去。
第二十二章
“去吃早饭还是去心理训练学校？”辛西娅问。
“去心理训练学校。我们就把穆尔上校当早饭吃吧。”
我们离开了贝萨尼山，汇进了早晨开往基地中心的车流人流中。
辛西娅说：“有些人在时间观念上有问题。我相信福勒上校与此事有关系，尽管他一口咬定无关。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实际上，他打电话的时间很早。”
“你说什么呀，保罗？”
“我在说福勒早知道安死了，但为了掩盖他知道这件事的事实，为了制造她还活着、赴约迟到的假象，他不得不打这个电话。可他没有料到我们会那么早就到了死者的家里。”
“这是一种解释，但他怎么会知道她死了？”
“只有3种途径：有人告诉他；他用什么方法发现了她的尸体，或者是他杀了安。”
辛西娅回答道：“他没杀她。”
我盯着她说：“你喜欢这个家伙？”
“是的。但不是因为这个。他不是个杀人犯。”
“人人都可能是杀人犯，辛西娅。”
“不对。”
“好吧，不过你能找到他那样做的动机吗？”
“能。他的动机是保护将军，除掉基地里一个腐败的根源。”
我点点头。“有这个帮助他人的动机，像福勒这样的人也许会开枪杀人，但也许还有更多的个人目的。”
“也许。”辛西娅把车驶向通往心理训练学校的路。
我说：“如果我没通过那根鬈曲的头发查到穆尔上校，我会把福勒的名字排在前头，只根据那个电话就行了，根本不用提福勒夫人面部的表情。”
“也许。”她问：“我们让穆尔知道多少？”
“到门槛止步。”
“你不认为到了该同他谈谈他的头发、指纹和车辙印的时候了吗？”
“没必要。我们为这些证据辛苦工作，不必和他分享成果。我想让他陷得更深些。”
我们的车驶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闲人免进”。没有宪兵的岗亭，但我可以看到前面有游动的宪兵吉普车。
我们把车停在心理训练学校的总部楼前。楼前的牌子上写着“军官停车处”，我看见一辆灰色福特牌汽车停在那里，可能就是穆尔上校的车。
我们走进大楼，空荡荡的走廊上有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中士。他站起来说：“你们有什么事？”
我向他出示了证件，说：“请带我们去穆尔上校的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他，长官。”他回答，用了一个非正式的词来称呼一个准尉。我不喜欢“长官”这个词，并对他说：“我猜你没弄懂我的话，中士。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
“是，长官。跟我来。”
我问他：“上校来了多久了？”
“大约10分钟。”
“坎贝尔上尉的办公室在哪儿？”
“就在穆尔上校办公室的右边。”他又说：“现在空了。”
我们到了走廊尽头，停在尽头的一扇门旁，门上写着“穆尔上校”。
那个中士问我们：“要我通报一下吗？”
“不用。这就可以了，中士。”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
“什么事？”
“求上帝保佑你们找到那个杀人的家伙。”他说完转身沿着那长长的走廊走了回去。
右边的一个门也是关着的，名牌上写着“坎贝尔上尉”。
辛西娅推开门，我们走了进去。
实际上，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地上摆着一束花，上面没有留言卡片。
我们离开这间办公室，几步走到穆尔上校办公室的门前。我敲了敲门，穆尔喊道：“进来，进来。”
辛西娅和我走了进去。穆尔上校正趴在桌子上忙着，没有抬头。办公室很大，室内的摆设没什么特色。只是穆尔上校桌子旁边放着一个重要的政府形象的象征：一台碎纸机。
穆尔上校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怎么回事儿？——噢……”他往四下看了看，好像想弄明白我们是怎样进来的。
我说：“我们很抱歉贸然来访，上校，不过我们刚才就在附近办事。我们可以坐下吗？”
“好的，坐吧。”他示意桌子对面有两把椅子。“如果下次你们能同我预约，我会非常感激。”
“是的，长官。下次我们一定约你去宪兵司令部大楼。”
“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像许多有科学和学术头脑的人一样，穆尔上校好像对周围组织严密的世界失去了敏感。即使我说的是“下次我们将在警察局同你谈话”，他也未必领会其中的含义。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嗯，”我说，“我想让你再确认一下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你确实在家里。”
“好吧，我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上班前一直呆在家里。”
早晨7点半是我和辛西娅到达维多利花园的时间。我问他：“你一个人住吗？”
“是的。”
“有人能证明你在家吗？”
“没有。”
“你晚上11点同基地总部的坎贝尔上尉通过电话，对吗？”
“对。”
“谈话内容同工作有关吗？”
“是的。”
“你在中午又给她打过电话，在她的电话录音机里留了言。”
“对。”
“你曾在这之前给她打过电话，可她的电话出了故障。”
“对。”
“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
“就是我留言中说的话——宪兵队来过，把她的办公室收拾一空。我和他们争论起来，因为她的档案中有分类的资料，但是他们不听。”他又说：“军队快变成警察局了。你注意到了吗？他们甚至不需要搜查证。”
“上校，如果这里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部，卫兵也会按公司高级官员的命令做同样的事。这里的每件东西，每个人都属于美国。你有关于犯罪调查的宪法规定的某种权利，但我建议你不要去行使这些权利，除非我现在把手铐铐在你手上，把你关进监狱。那样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就会看到你的权利受到了保护。你今天早晨是否有合作的心情呢，上校？”
“没有。不过我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