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教授在飞机上写了不少东西,显然已经疲惫不堪,这会儿要休息了。何教授不想动电脑,只在硬皮笔记本上写。邵滨鸿几个月来推掉不少机会,一心守住去南极的承诺。行前三天,她有两天是在录影棚度过的,根本没有完全松弛地与儿子呆一个下午的机会。此刻她已靠在行李包上进入梦乡了。
唐老鸭故作洒脱,说一直忙了几个月,最近挺不住了,今天的时间,就在机场上睡觉!可惜机场的椅子不合作,每个位子之间都有隔断,无法躺下,弄得他好可怜,庞大的身躯在椅子上不断地变换姿势。最后,这个素来受不了过多约束的汉子,索性就躺在地毯上睡去,图了个痛快。开始他枕的是葛教授的箱子,后来大概是箱子太高,便枕自己的手臂,后来手臂酸了,他便直接把脸贴在地毯上。这一切都是在睡梦中进行的。第二天晨起,我描绘了这一切,他听得津津有味,自己评点说:〃一开始还要面子,后来干脆连面子也不要了,直接贴地了——亲吻戴高乐呢!〃他睡的时候,我先是坐在一边看守着,不让有人来拍照影响他休息,最后自己顶不住了,也昏昏沉沉地屈在椅子上睡去,一副对委屈处之泰然的模样。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夜无眠的战友扫入镜头,我们的〃丑态〃,成了他缓解疲劳的灵丹妙药,我们从镜头中可以感受到这位战友无数次乐不可支的笑。
漫长的飞翔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6点,我们踏上飞赴圣地亚哥的班机——法航〃416〃。我们要在这个航班上完成两段航程。一段是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再飞圣地亚哥,途中仅停留一个多小时,总共要15个小时。
坐上飞机,发现今天特别拥挤,座位全满不说,还全是体态庞大的老头老太。昨晚屈了一夜,背部旧疾复发,颈椎也不争气,浑身的不适,今天再这么挤,坐在机舱尾部又晃得厉害,我心里不禁有点慌起来——这未来的15个小时怎生了得。刚刚这么一想,就自责起来——要是乘船的话,这样的焦虑就不是15小时而是30天了,这么一想,心里便有了点轻松感。
昨天乘坐法航〃129〃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次十分快乐的航空旅行。出发前,在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名单中发现有一位女记者是这一天生日,我便提前买了贺卡,上机后几位学者分别签了字,准备送给这位记者。有人将此事告诉法航的一位〃空哥〃,那位〃空哥〃听了,二话没说,一步上前,弯腰就给了女记者一个吻。接着,考察队的葛教授代表我们送了贺卡。大家起哄说,不能连基本的礼仪也不讲吧!教授便以拥吻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祝愿。随着又指挥机舱里的乘客唱起生日歌来,一遍中文,一遍英文。教授的热情感染了大家,引来了一阵掌声。这时考察队王队长也来了,他代表全队向记者表示祝贺,并请来了机长。机长和司乘人员轮流上前道贺,法国人热情的吻使中国女记者满脸绯红。不一会儿,机长又送来生日蛋糕,送来香槟酒,整个机舱充满快乐的气氛。最后,机长邀请中国队选三名队员到驾驶舱去参观,队长选了我和国际台的一位记者陪寿星一同前往。在驾驶舱里,机长和驾驶长向我们介绍了本机的特点及飞行的状况,还向〃寿星〃赠送了一张飞行图和两面肩章。我平生第一次坐在飞机驾驶舱中,看密密麻麻的电子仪表,看机舱前方广阔无垠的云天。
今天这趟行程,又将有什么奇特的经历呢?
休息前,邵滨鸿说,南美洲的海上日出是一绝美的景致,千万不能错过。大约到了凌晨四点多,我从半睡半醒中起身如厕,发现天空已有暗红色的云彩,便拿出相机和小摄像机准备拍摄。近二十年来我两次在福建东山,一次在普陀山,两次在武夷山,一次在太湖,还有至少五六次在别的什么山或海上,企图亲眼看一看日出的胜景,但每次都没能看到。我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之后,几乎认定这看日出像是人们说的看佛光似的,是需要缘分的,而我就像一个背运的人,无缘于日出胜景,后来再到什么地方,提到日出,我便借口不去,免得因为我的背运而耽误别人看日出。但这次我却没能克制住,因为它被描绘得太美了,同时我也不用回避,这个机舱里的四百多人中,我只认得少数几个,而他们谁也没说要看日出。
我守在机舱尾部的一个小窗口前,专注地向外张望,看着那片红慢慢变大。看来今天这太阳是出定了。我心中窃喜,正准备间,发现葛教授也来了。我看他也是全副武装,便让他靠着窗边。守了一会儿,看到红色的面积越来越大,教授盯得越来越认真,我便到机舱前头找位置。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看天空的小窗,却发现有一个外国青年的脚架在窗边,让我无法凑近。我站了一儿,希望他自己早点清醒,早点觉悟,不料他却生命不息昏睡不止,我只好轻轻拍了拍他,在他刚刚睁眼的瞬间,给了他一个微笑,并举了举手中的机器。还好,他没有像旁边的那位青年那样不礼让,把脚移开了。就在这一小块地方上,我半屈着身子,以一种十分艰难的姿势守着,直到二十多分钟后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而我已是汗水淋淋,镜头中的太阳出得影影绰绰,不知拍成什么样子。
拍完日出后,我们兴奋了一阵子,准备再睡,反正行程太漫长。教授说,我们今天还可能看到安第斯山脉的雪峰。获得初胜的我们心中充满信心,决心要拍到雪峰真容。当地时间中午1时,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稍事停留,半个小时后继续飞行。离圣地亚哥大约二百多公里时,安第斯山脉出现在我们视野中,这时的飞行高度是七千多米,而该峰高达四千多米,距离不远,阳光又是那么灿烂,看起来十分清晰。这山脉从窄窄的南美大陆冲天而起,气势非凡,峰顶白雪皑皑,峰形变化多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大家都掏出全部摄像家当,直欲把它变成永恒。
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我们顺利抵达圣地亚哥。
在圣地亚哥
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时,北京时间是8日半夜11点,而圣地亚哥正值下午两点多,烈日当空,气温超过30度。我们虽然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减了一些衣服,将隆冬变成了深秋,快到智利时又在飞机上减了一次,使着装由深秋变成春夏之交,但下机时还是感到酷热难耐。我和葛教授、邵滨鸿一起,出关最顺利。赶到行李厅一看,输送带上已堆满了中国考察队的行李,多得都转不动了。我们连忙放下手中的物品,把贴有考察队标志的行李一一往下搬,这一来,内衣一下就湿透了。
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在智利有一个办事处,负责人刘勇租了一辆大巴车来接我们。装车卸车时,队员们都抢着干,大厨老张在北京装车时闪了腰,这会儿还要抢着干活,被站长和队员们拦住,可他还是动不动就帮一把。唐老鸭虽然不那么奋勇向前,可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死活不让人帮他。我深知这家伙累不得,而他那套重武器已经很沉了,便把着他的手不放,争急了还拿粗话骂他。
办事处是一幢两层的别墅式小楼,有大约十间房。队长让几位学者住双人间,一部分队员打地铺。大厨老张又是第一个举手,红着脸跟别人争地铺,急了还请林清医生帮忙,说闪了腰正好要睡硬板床。科学家王自磐教授曾五次去过南极,在国际上也是颇有声望。他一看周教授和何教授还拎着行李找房间,便悄悄地把自己的行李扛到一个大统间。学者们事后得知,觉得十分不安,都想把房间让回去。我把几位学者都安顿好后,在大统间找到最后的一个位子。
当晚队长召开第一次会议。安排这几天采购、帮厨、清洁卫生及接受采访等工作,还宣布了纪律。我抢先承包了二楼男厕的清扫工作。
这一夜才睡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四时多,微微的晨曦中,我醒了。闭着眼听,楼外相当安静,风儿抚摸窗门,发出轻轻的声响。依稀有鸟儿的鸣叫声传来,很快又随风逝去。偶有车辆驶过,留下一串嗡嗡的声音。这是在那儿呀?在乡下?乡下父母的家就是这么静,可那一串车辆驶过的声音,又分明是幼年第一次进城在外婆家住时听到过的。我慢慢睁开眼,看到了这屋里微弱光线中的一排床,这才想起这是在圣地亚哥。
在这远离故乡的地方,清晨醒来后要重新入睡,显然不太容易。我悄悄地起床。在我们这支学者队伍中,大家除了分担少量公共事务外,有不少属于自己的时间,而记者也比较自由,惟独我相对忙碌些,事情多少不说,心总是要被事务性的工作牵扯去,不放弃写作的话,只有少休息了。我下到一楼,在厨房一角放好电脑,开始写下自己的感受。一个多小时后,陆续有人起来。
早餐后刚要开始做事,邵滨鸿的朋友便开了两辆车来,说要领我们出去转转。我们先去看了圣母山的教堂,山顶的那座圣母像高耸入云,姿态优雅,神情慈爱,给人一种很神圣又很亲切的感觉。下了山我们直奔一百多公里外的小城瓦尔巴拉伊索,意思是〃通向天堂之门〃。那里有一座议会大厦,据说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对议员们的喋喋不休感到厌烦,便设法把议会迁到这座落后的可以〃通向天堂之门〃的小城,使议员们要为一次会跑半天,经常就懒得在会上多说了。出了城我们继续前行,大约走了近百公里后,到达著名的海滨小城威尼亚。这座小城景色十分优美,有〃滨海葡萄园〃之称。在那儿,我们吃了一顿地道的智利餐——烤肉,喝了〃威那〃、〃毕斯科索威〃等智利名酒,十分尽兴。然后再到海边,开始冲浪。葛教授反对下海,理由是水太凉,如果着凉了划不来。他说,要是在南极,豁出去病一次也值。周教授穿好了泳裤,但只在水浅处走走,嫌水凉。何教授倒是兴致很高,第一个下水。滨鸿主持节目时不失学者风范,端庄而带几分适度的深沉,其实生性十分活泼。这回一见大海,就兴奋得直蹦。大浪排山倒海,是我在各地泳场见过的最大海浪。我试着向外冲,但大浪总是把我往回卷,我多年的海泳经验,在这样的巨浪面前显得十分可笑,连紧巴巴的泳帽也被卷得不知所之,不一会儿竟出现在离我足有数十米远的邵滨鸿、何教授处。还是邵滨鸿眼疾手快,一下子把它抢在手中。
今天最感痛苦的是我的昏昏欲睡。开始我还不好意思,使劲拧自己的腿,企图保持清醒,但徒劳无功。主人看出我的困境,十分善解人意地劝我睡,我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整天除吃饭和下车活动外,全在睡眠状态!
后来才知道,这都是时差惹的祸!
在地球最南端的小城
12月11日一早,我们从圣地亚哥启程,开始了此行的第四次起飞。目标是智利南部的小城蓬塔阿雷纳斯。途中在一座小城停留,但没有下飞机。11时许,飞机抵达蓬塔阿雷纳斯。我们将从这里转乘美制军用大力神运输机前往南极。
蓬塔阿雷纳斯可能是地球上最南端的一座城市。全市就一条主干道,由于就在海边,是智利海军的基地之一,所以有不少海军的机构。我们住在一家干净的小旅馆里。这是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中国考察队每年路过都住这里。几个队员对这座城市十分熟悉。
印象最深的是这座城市的雕塑。从机场进市区,一路上雕塑不断。虽然车很快驶过,但大致可以看出,这些雕塑讲述的是这座城市的历史。
在市区的中心有一座教堂,教堂前的广场上矗立着麦哲伦的铜像——这个世界著名的产铜大国,显然不会用别的材料为他塑像。1520年10月21日,麦哲伦带着他的船队绕过维尔京角,进入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28日,他们进入〃南海〃——因海域风平浪静而称之为〃太平洋〃。蓬塔阿雷纳斯便处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交界处。显然,这座城市是由麦哲伦〃发现〃的。这座雕像的位置足以表明,他在这座城市里是一位不可替代的英雄,享有至高的荣誉。他是一个发现者,一个探险家,一个对未知充满好奇的人,一个敢于挑战成规、挑战世界的人。我对西方的殖民探险家——他们本人并不是殖民统治者——从来不曾厌恶,但也从来不崇拜。当我远涉万水千山来到这座城市之后,当我要在这儿告别人类大陆奔赴南极之时,我忽然就有了无数条向他们表达敬意的理由。我从各个角度摄下了他的形象,对我这个从山洼洼里出来而至今没有什么探险经历的人来说,仅仅是他的无畏就足以让我敬佩。
我正在探险家的铜像下发着感慨,就见大厨老张拎着一袋东西匆匆走来。一问,原来他要到智利海军医院去看望医生和护士。前年,老张是第15次考察队的大厨,由于腮腺瘤突然〃茁壮成长〃,上上下下都替他担心。北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指示长城站尽快送他到智利海军医院治疗。他在这儿住了11天,国家为他花了好几万,切下来才知道是良性的。为了报答国家,他又一次申请到南极效力。得到批准后,他立即采买礼品,要来这儿看望医院的老朋友。他的故事我们在科学家孙立广先生写的《南极100天》里读到过。这几天见面后我们十分喜欢跟他聊天,便提出跟他一起去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老张比划了半天,却无法向警卫的士兵说明他是来干什么的,只是一个劲地让人家看他脖子上那道长达10公分的刀口。同行的邵滨鸿是访谈高手,这回却一心要看看打手势怎么交流,大概准备活学活用,将来访问非洲食人族、印第安原始部落或北极爱斯基摩人时派上用场,后来看到老张急得抓耳挠腮,可怜巴巴的,不得不插嘴帮忙。进了医院,老张一眼就认出护理过他的护士。他大声地说着山东普通话,连带着比划手势,还急忙往外掏礼品。那护士显然听不懂中国话,但她似乎又什么都明白。老张一边艰难地与护士交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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