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被取消了身份,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份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的钱财账也两清了——这笔账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公司的人对我说,假如把你移交给司法机关,起码要判你三十年徒刑,还可能在你头上打洞,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份,我的名字叫M,我有一张蹩脚中学的毕业文凭,让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还给了我五块钱——考虑到我在银行里的五十万块存款都将归公司所有,只给这一点钱真是太少——然后开车送我去新的住处,有一样东西不用他们给,就是我的新模样。安置以前我有一点肚子,甚至可以说在发胖,现在已经尖嘴猴腮了。
有一件事必须补充说明,我现在犯的不光是直露错误,还有影射错误,因而万劫不复了。这后一条错误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发现的。我绝不敢说公司这样检举我,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营业额。我只是说,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故事到此就该重新开始: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有一个M,他是个又瘦又高、三十岁的男子,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丝衬衣,一条黑色的呢料裤子,一双厚底的皮鞋,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大汽车(这辆汽车和殡仪馆的汽车有点像。并且也被叫做送人的车),前往东郊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有两个穿黑衣服的男子陪他同去,并且在汽车后座上不断地敲打他的脑袋,拍打他的面颊,解开他衬衣的领扣,露出一小片苍白、消瘦的胸膛,说一些尖酸的话,但是意在给他打气。后来汽车在一座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旧砖楼前停了下来,同去的人在他后背上推了他一把说:你到了,并且递给他一张窄行打印纸,说:该记着的事都在上面。M从车上下来,走了几步,拍了一下前门,司机把玻璃放下来。M说:能给我几支烟吗?司机取出一个烟盒,往里看了看,说道:还有六支。递给他,并且问道:还有事吗?M摇摇头,转过身去,汽车就从他身后开走了。
此时天色将暗,旧楼前面有很多乱糟糟的小棚子。因为天有点凉,M打了一个寒噤。然后他就走到那座旧楼里去,爬上砖砌的露天楼梯。那张打印纸上写着“407”,也就是四楼七号。走廊上一盏灯都没有,所以也看不出哪里是几号。于是他随手敲了一家的房门,门开时,一个小个子女人用肩膀扛住门扇。M想,我应该让她看个清楚,以免她不信任我,就一声不响地站着。从敞开的门里,传来一股羊肉炖萝卜的气味。据我所知,M既不喜欢吃羊肉,也不喜欢吃萝卜,所以他对这股气味皱起了鼻子。那女人看清他以后让开了门,把头往里一摆,M就走进去。这间房子里很热,因为有个房间里生了火。她用手一指说:往里走,给我看着孩子,饭一会儿就得。M就朝里面走去,绕过了破旧的冰箱、破烂的家具,走进一间尿味扑鼻的房间,这里有两个小床,床上躺了两个婴儿,嘴里叼着橡皮奶嘴,瞪着眼睛看着他。M想道,你们千万不要哭,哭起来我真不知怎么办好。这间房子里点了一盏昏黄的灯。那个女人在厨房里说:你会做饭吗?M说:不会。她又问:会不会鼓捣电器?他想到自己过去学过物理,就说:会一点。于是她说:那还好,不是白吃饭。
在被重新安置(也就是说,被取消了旧身份,换上新身份)之前,我上过两星期的学习班。如前所述,参加学习班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回和以往不同:除了让你检讨错误,还讲一些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也不要和过去认识的人取得联系,假如这样做了的话,“重新安置”就算无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也就不能一笔勾销了。’我们当然明白,这是暗示我们将住监狱。重新安置了以后,我们既没有妻子(或者丈夫),也没有儿女。假如原先有,公司也会替我们处理,或者离婚,或者替我们抚养。要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挺有钱的,现在一切都归他们了。我记得讲到这里时,会场上一片不满的嘘声。公司的代表不得不提高嗓音说:这就够好的了,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你们这些人不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大戈壁,而现在你们都安置在北京城里!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用他提醒我这个。我只关心重新安置了以后,活不下去怎么办。公司的代表回答说,假如大家都活不下去,就会产生新的治安问题。他们不会让我们活不下去的。我们会有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或者丈夫,这些公司会安排。我认为,我未来的妻子是什么样的,最好现在就形容一下。但公司的代表认为,这不是我该或者我配关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可不可以互相联系,以便彼此有个照应?公司的人说:绝对不可以。我们之间不能横向串连,也许公司会安排我们彼此认识,除此之外,一切联系都不可以有。这些问题都明确了以后,我就开始想象,在公司给我安排的新家里有什么。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一个半老不老的婆子,还有一对双胞胎。还有这么辛辣的骚味。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四处张望,看到这座旧砖楼满是裂缝,还有一只大到不得了的蟑螂爬在房顶上。我必须吃我不爱吃的羊肉萝卜汤,还要在这间骚烘烘的屋子里和那个小个子女人做爱——这是那种一间半一套的房子,除了这个大房间,还有一间小得像块豆腐干。那个小个子女人脸上满是皱纹,额头正上方有一组白头发——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很不幸的是,它们没有发生。后来那个女人看了我拿的那张窄行打印纸,发现我该去407,而这里是408,就把我撵到隔壁去了。那间房子敞着门,满地尘土和碎纸片。我不必吃不喜欢的羊肉炖萝卜了,这是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可吃的都没有,连晚饭都没有了。
M重新安置后的第一个夜晚在407室度过。这套房子的玻璃破了不少,其中一些用三合板、厚纸板堵上了,还有不少是敞开的,张着碎玻璃的大嘴。这房子和408是一样的,在那个大房间的地上放了一个旧床垫,还有一个旧冰箱,有一盏电灯挂在空中,但是不亮。奇怪的是,打开冰箱的门,里面的灯却是亮的。他借着冰箱里的灯光检查了这间房子,看到了满地的碎玻璃。当然,冰箱里除了霉斑、一个烂得像泡屎的苹果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就在那个床垫上睡了一夜,感觉到了床垫里的每一根弹簧。凌晨时分他爬了起来,就着晨光在暖气片上找到了一盒火柴,一连吸了三支烟,还看到一只老鼠从房子中间跑过去了。后来他就出门去,想到附近拣点垃圾——另一个说法是别人废弃的东西——来装点这间房子。但是在这片破旧、快被拆除的楼房附近,想拣点什么还真不容易——除了烂纸、塑料袋子,偶尔也能见到木制品,但是木头已经糟朽掉了。
我扛着一把白色的破椅子回家时,又想起我那辆火鸟牌赛车来。那辆车是我从公司的拍卖场买来的,买的时候崭新,而且便宜得叫人难以置信。后来我又把它开回公司的拍卖场,这叫我对因果报应之说很感兴趣了,因为我知道,这辆崭新的车还会以便宜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卖掉。假如一个人死了,他生前穿的衣服也只能很便宜地卖掉,尤其是他断气时穿的那一件。所以到公司的拍卖场去买东西,不仅是贪小便宜,而且性格里还要有些邪恶的品性。我在车里留了一盘录音,告诉在我之后那个贪小便宜的家伙这些事,并且预言他也会被重新安置。这是因为敢贪这种小便宜的人胆子都大,而胆子大的人早晚都要被安置。没了这辆车,到哪里都要走路,实在不习惯,除此之外,我还穿了不合脚的皮鞋,这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扒了半天的垃圾,我身上的白衬衣也变成灰色的了。
我就这么一瘸一拐地扛着椅子走回家来,发现那张破床垫上坐了一个女人,梳着时髦的短头发,大约二十四五岁,长得也很时髦——也就是说,虽然细胳膊细腿,但是小腿上肌肉很发达,看来是练过——但是穿得乱糟糟。上身是件碎玻璃式的府绸衬衫,下身是条满是油渍的呢裙子,脚下是一双皮带的厚底鞋,四边都磨起了毛。她看到我口来,就拿出一张窄行打印纸来,问这里是不是407。我把椅子放下来,坐在上面说:把这破纸条扔了吧,现在没有用了。而且我还对她说:你原该穿件旧衣服的,现在天凉啊。
我说过,在被重新安置之前,有一阵子我总得到公司里去。那时候我和往常一样,开了一辆红色的火鸟牌赛车,但我那阵子总穿一套黑色西服,好像家里死了人,这可和往常不一样。最后一点是公司要求的,他们还要求我们在胸前佩戴个大大的红D字。这一点叫人想起了霍桑的《红字》,公司的人也知道,所以笑着解释说:诸位,这纯属偶合。他们提供做好的红字,底下还有不于胶,一粘就能粘上。我还发现这种胶留下的污渍用手一搓就掉,不污衣服,当时以为公司在为我们着想,后来发现不是的。在重新安置那一天,坐上送人的车之前,送我的人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道:把衣服脱下来。他看我目瞪口呆,就进一步解释说:你跟公司定的合同里有一条,重新安置以后,你原有的一切财产归公司所有——还记得吧?我这才恍然大悟道:衣服也算?他说:废话!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不算?按照他的原定方针,就要把我扒得只剩一条短裤。说了好半天,才把长裤和衬衣保住了,至于我现在穿的这双厚底皮鞋,是用一双鳄鱼皮的轻便鞋和送人的家伙换的。那些家伙都是从贫困地区雇来的农民工,财迷得要命。他们还说:你今天就该穿几件旧衣服——现在天凉啊。这件事可以说明公司为什么要提供不污损衣服的不干胶:为了剥我们。它也能说明该女人出现在我面前时,为何衣冠不整。我听说公司也雇了一些女农民工,而且女人往往比男的更财迷。我以为拿这个开玩笑很有幽默感,但是那个女人很没幽默感地说道:你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后来她还一本正经地从床垫上站了起来,把手伸给我,做了自我介绍,我也一本正经地吻了她的手,告诉她,我是何许人也。这样我们就在落难时表现了君子和淑女的风度,但是不知表现给谁看。她说她是画家,搞现代艺术搞到这里来了。我说我是史学家、哲学家,写了一本《我的舅舅》,把我自己送到这里来了。她说她听说过我;我说真抱歉,我没听说过她,所以我就不能说久仰的话了。
后来在那间破房子里,我们生造了很多新词,比方说,安置后——重新安置以后,安置前——重新安置以前,错误——安置的原因;以此来便利交谈。晚上睡觉时有两个选择:睡床还是睡板。睡床就是睡在破床垫上,睡板则是睡在搭在砖头上的木板上。我总是坚持睡板,表面上是对女士有所照顾,其实我发现板比床舒服。这位女士告诉我说,她的错误是搞了现代艺术,我对这一点不大相信。众所周知,男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思想”错误,女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自由”错误。所谓自由,是指性自由。当然,我也没指望一位女士犯了这种错误会和男人说实话。
有关这个女人的事,我可以预先说明几句:她先告诉我说,她是画家,后来又说自己是个“鸡”,也就是高级妓女。后来她又说自己是心理学家。我也不知该信哪个好了。我对她的态度是:你乐意当什么,就当什么好了;而且不管你说自己是什么,我都不信。我开头告诉她,我是史学家,后来说我是哲学家,最后又说自己是作家,说的都是实话,但也没指望她会信,因为太像信口开河了。我们俩如此的互不信任,不能怪我们缺少诚意,只能怪真的太像是假的,假的又太像真的了。
假如我叫M的话,和我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那女人就该叫做F了。在安置前,所有的F和M都在公司的地下车库办学习班,那车库很大,我们在一头,她们在另一头,从来不聚在一起,但是有时在路上可以碰见。我们M胸前佩了D字以后,多少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走到外面低头驼背,直到进了车库才能直起腰来。而F则不是这样。她们身材苗条、面目姣好,昂首挺胸地走来走去,全不在乎胸前的D字。假如和我们走到对面,就朝我们微笑一下,但绝不交谈。我的一位学友说,她们都是假的,是公司雇来的演员或模特儿。看上去还真有点像,但这位学友是怀疑主义哲学家,犯的是怀疑主义错误;假如不是这样,我就会更相信他的说法。顺便说一句,这位学友一点骨气都没有,成天哭咧咧地说:我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哲学流派,可不是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呀!假如一只肥猪哭咧咧地对屠夫说:我是长了一身膘,但也没犯该杀之罪呀,后者可会放过它?当然,没有骨气的人,看法不一定全错,但我更乐意他是错的。现在我房间里有一个F,似乎已经证明他错了。
上完班疲惫地走回家,发现这间房子完全被水洗过了,原来的燥气、尘土气,被水气、肥皂气所取代;当我坐在床垫上解鞋带时,F从厨房里出来,高高挽着袖子,手被冷水浸得红扑扑的。她对我说:把衬衣脱下来,现在洗洗,晚上就干了。这时我心情还不坏。后来我光着膀子躺在烂床垫上说:你哪天去上班哪?问了这句话以后,心情就坏了。
我已经说过,安置后我是个建筑工人,所以我就去上班。在此之前,我对这个职业还有些幻想,因为建筑工人挣钱很多,尤其是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上了班之后这种幻想就没有了。他们把我安置到的那个地方名叫某某建筑公司,却在东直门外一个小胡同里,小小的一家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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