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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地观察着那些通过制造革命而学会革命的人们，毫无疑问，运动带给他们的兴奋已经烟消云散。冒险精神已为反映
在人们脸上的冷漠所代替，人们依然行进在鲜红的旗帜和毛主席的画像下，但这样做只是出于习惯了。
与广大人民的冷漠厌倦相同，此时，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经济生产，稳定各地的政治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的最大的愿望。为此，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等文件，要求各地所有两派组织一律停
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者依法惩办。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枪
支弹药、现金和物资。
对于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毛泽东决定派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为统一、协调学校中红卫兵两派组织的
领导者。这和“文革”初期由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央一线派到学校的“工作组”相比，“工宣队”权力更大、级别更高。
尽管它有“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理论支柱，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工宣队”都和“工作组”如出一辙，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968年7 月27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的3 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专院
校。第一支“工宣队”被派到正处于武斗硝烟弥漫中的清华大学。
蒯大富气得直哆嗦。他对工宣队的头头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
兵之间的事情。”
工宣队头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
对中央文革！”
蒯大富可不是吓唬几句就能吓得倒的。他立即召来大批红卫兵，将工宣队团团围住。
红卫兵还把工宣队中弱小的体力差的队员从人群中揪出来，每揪出一个，学生们便一拥而上，拳打脚踢。
蒯大富望着这壮观的场面对工宣队头头说：“这就是你们工宣队进驻学校的下场。我向你们发出最后通碟，如果工
宣队不撤出校园，最终你们将无安身之日！”
5 个小时后，几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分七路再次向清华开进。尽管清华学生已经封锁了通往学校的所有道路，但这次
工宣队人数大大增加，工宣队员个个充满信心。他们不带任何武器，手里只拿着《毛主席语录》和写着各种标语的旗帜，
齐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向学生的封锁线挺进。
“井冈山文攻武卫指挥部”下令“抵抗、还击”，蒯大富拔出手枪叫喊要和工人“拼了”。“井冈山”队员举着长
矛向工宣队扑来，死伤多人。
但工宣队员毫不退缩，潮水般涌进清华园。傍晚时分，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清华大学终于陷落。工宣队员和解
放军战士占领了“四。一四”派和“井冈山兵团”的所有据点。
几小时后，也就是7 月28日凌晨3 点到8 点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召
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 人。
在会谈中，王大宾小声嘀咕了一句。毛泽东不满地问：“你不能大声一点。”
江青插话：“他是在抱怨，他们遭到了工人们的反抗和镇压！”
毛泽东仿佛没听见，继续重复刚才说的那句话：黑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
会议室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仿佛一星火光，就会点燃整个世界。
约一刻钟。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说：“还是让学生们谈一谈。他们先说。”
匆匆赶到的蒯大富擦着头上的汗水，说：“我知道，今天主席和副主席召集我们到这里来，要我们说的也许就是几
小时前的情况。清华园的形势确实不使人满意，井冈山5000多红卫兵自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原因就在于上级领导没有
给清华红卫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责井冈山兵团。在今年4 月初的中央文革召见会上，我就曾一再申明，要求中央文革
明确支持我们，可是……”
时间已是半夜了，会议宣布休息10分钟。5 个造反派头头凑到一起，进行紧急磋商。
再一次开会时，蒯大富首先站起来说道：“中央首长的意思我们都清楚了。第一，是' 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
动要做出结论，可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我们不想过早地退出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舞台。中央不是号召我们把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我们的决心也是这样，第二，是' 祸水东移'。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发生的一些事情
归结到我们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事实上，我们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
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 辕门斩子'。红卫兵自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有些地方的镇
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现在，中央说我们抓老帅过火了，可他们在干什么？”
双方在摊牌，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有人插话：“是不是改天再谈？”
江青说：“还是今天解决好，若是改天，又不知搞成啥样子……”
韩爱晶针锋相对：“问题不会这样严重。”
毛泽东突然站起身：这不是严重，这是事实。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
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中大多数，关键在于分两派，搞武斗。
毛泽东激动起来，手在发抖，连珠炮般的言语射向五个年轻人：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是斗批走，斗
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
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
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
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
毛泽东嗓音哽塞了。工作人员连忙给他换了一杯热开水。毛泽东提高了声调：我再说一遍，如果谁再破坏交通，放
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
毛泽东说完这话，头也不回地走进另一间屋去了。
满屋的人都呆住了。
五大学生领袖瘫软在沙发上。韩爱晶不知是说给别人还是说给自己：“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
这次讲话内容被写成《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由聂元梓等5 人分别带回各校传达。毛泽东的
讲话传达以后，红卫兵组织对“工宣队”的抵抗和不合作活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红卫兵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历史使
命完成了。在北京，绝大多数学校都贯彻了讲话精神，从而比较顺利地保证了“工宣队”对学校的进驻和领导。
8 月5 日，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显然这是一种对工宣队工作的支持和赞
扬。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又接见了驻清华大学“工宣队”代表。
8 月26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
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断
绝了造反学生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
之后，全国各地都仿照北京的做法，向大中学校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
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是在红卫兵组织间派性争斗难以遏止、大批领导干部又尚未“解放”
的情况下迅速稳定秩序的一种策略。受当时极左政治影响，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执行的都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
线，他们对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毫无意义，但总算使学校中有了无可争议的领导。
以工宣队进驻学校为标志，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以权力和利益为目的的武斗因失去目标也随之停止。
一千多万“老三届”的出路成了一个难题
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各类学校以后，学校中的混乱局面逐渐得以控制。
但新问题又随之而来：从1966年废除了招生制度之后，大学已有3 年没有招生。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1966年、1967
年和1968年3 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分配，总数在1000万人以上。
大量积压的毕业生在1967年之前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有力的政治砝码。但在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失去了政
治目标而又骄横成性的红卫兵们却成了学校和祉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成为恢复学校教学的一大障碍。
1967年前，虽然毕业生问题突出，但由于当时社会严重动乱，许多地区“夺权”斗争尚未结束，革命委员会的新权
力机构没有建立起来，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无论从动员组织还是接受安置上都缺乏必要的条件。1967年10月上旬，北
京市二中、二十五中。女十二中、女十三中、五十六中、北师大一附中的红卫兵自动报名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
户。11月，又有第2 批红卫兵3500名报名参加上山下乡，但并未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
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更加显得紧迫起来。到1968年，1000多万名毕业生的压力迫使中央不得
不下决心解决。而当时各地大都已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局势也已相对稳定，这给解决毕业生出路问题带来了契机。
1968年4 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
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
及时做好毕业生分配工作。
然而，四个面向中的工矿和基层是一个什么状况呢？1967年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10％，1968年又在1967年的基
础上再降4。2 ％，只有1966年的86。6％。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局面，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都无力再招收新工
人。对于城镇来说，这1000万毕业生已成为多余的劳动力。所以，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实际上只有农村和边疆。
1968年7 、8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伴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学校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毛泽东
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
给他们以再教育。”这显然是在为大规模的下放中学毕业生作理论和宣传上的准备。
9 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指出，全国即将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要求
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1968年大专院校、中专学校、技工学校、半工
（农）半读学校毕业生，从本年11月起开始分配。并规定1966年、1967年、1968年上述学校毕业生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
位的，在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暂不转正定级。
至此，除部分4 年制中等专业学校1969届学生外，全国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在校毕
业生全部离校。这些学生由于参加红卫兵组织的种种活动均未学完规定的课程。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
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
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 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 万多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
这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初高中毕业生，除已回乡或下乡和分配工作的以外，纷纷开始去农村、边疆落
户。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
到农村去劳动锻炼，持续的下乡热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一场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就在大、中学生走向“广阔天地”的锣鼓声中渐渐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