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
据有关资料介绍，2003年12月30日，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央行资产）特设的汇金投资公司，完成了对中行、建行各225亿美元的注资。
基于这一历史背景，国开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认为，“汇金天生是虚壳公司”，“它最大的意义在于银行股份制改造中代表国家出资，等到银行上市后，它就是银行的股东，行使股权管理职能。”
但王大用的这一说法却不为汇金公司董事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所认可，“我们是依法注册的，我们是实体公司，公司的架构已经初步建立，但细节目前还不便披露。”
但无论是“空壳”，还是“实体”，在詹向阳看来，重要的是看它的职能如何界定。
从汇金公司的人员组成来看，其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别是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郭树清和副局长胡晓炼，其他主要人员组成大多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政府机构。其去年底给中银注入的外汇资产，也是出自国家外汇储备囊中，就这点而言，“它更像是一个国家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资产代表”。
实际上早在中银股份设立之初，汇金公司的角色就已经引起了国际投资者的质疑。
一位国际投行界人士表示，面对中银上市的想法，国际投资者是有担心的，对其感兴趣的并不多，大家对参股中国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感兴趣。因为，参股像中银这样大的银行，如果所占股份太少，会没有话语权，要的股份多了，中银肯定不会给，又无法真正行使股东的权力、影响企业的运行，这让他们对参股中银犹豫不定。
而汇金公司现在一家管理中银和建行两大行的国有资产，并在以后有可能以其他两大国有银行出资人的身份出现，这对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会不会产生负面的作用，市场也表达了不同的声音。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金融经济学家张雪春认为，汇金公司仍是一个政府所拥有的机构。由于中银和建行的大股东都是汇金公司，它们之间就没有竞争动力，而改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竞争。此外，维持四大行的现有格局，也不容易形成竞争的动力。
张雪春分析，股份制改革只关系治理，而国有银行的问题是系统问题。股份制改革只是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善治理结构的前提，股份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银行内部的改革应和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银行已经列出了自己的改革时间表，政府也要有自己的时间表。”
对于汇金公司未来的定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结合国外的经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可能路径。
一是成为管理金融资产的国资委，类似于管理国有工商企业的国资委。实际上，对于国资委的定位本来就有几种方案，其中大国资委的方案就是指不论金融还是国有工商企业资产都归国资委管理，后来考虑到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在同一个部门之下集中管理，可能形成“左口袋”到“右口袋”的关联贷款关系，所以讨论中此方案被否决。
当前，国有银行的金融资产究竟由谁管理还没有最终确定，其中的部分职能分别由财政部、银监会等履行，其间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将来，汇金公司是否有可能转成金融资产方面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监督金融方面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考核包括人员的选聘等等，有待观察。
第二个方向是类似新加坡运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的国家投资公司。
亚洲不少经济体都积累有很高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基本上都以较低的回报，以存款或者债券的形式回流到美国市场。正因如此，新加坡便开始尝试将这些外汇储备用作投资。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有四五千亿，在全球仅次于日本。事实上，外汇储备的规模超过一定的边界之后，持有成本会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上升而上升。为此，汇金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扩大投资，先是中行、建行，接着是交行———股改后汇金持有交行50亿的股份。汇金公司下一步是否将投资其他银行，比如工行、农行，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眼下最为直接的挑战是汇金公司的定位并不清楚，它到底该怎样管理建行、中行、交行，管人事任免还是管财务核算？如果这些银行不能达到预定的考核目标如何约束？如何保证汇金公司能够选择合适、勤勉尽责的董事？如何考核汇金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及到汇金公司的定位，进而影响到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
巴曙松同时指出，在汇金框架下，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被忽视。目前，中行、建行、交行都有一个共同的控股人—————汇金公司，那么将来三家之间的业务往来都属于关联交易。这些银行的先后上市，必然产生大量的关联交易。这是最易于引起投资者疑虑、进而影响到投资者信心的重大问题。如果关联交易规模巨大，就可能使得投资者怀疑，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关联交易？各家银行该如何保证交易的公正性呢？
目前，汇金公司基本上是为了回避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商业银行的股份所设置的一个“壳”公司，而随着市场压力的紧逼，这个“壳”公司不仅要一步步做“实”，还要面临不断明确自身定位的挑战。如果汇金公司定位为类似原来的财政部管理国有银行的政策性机构，那么，对于其履行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效果确实还有待观察。如果汇金公司定位为商业机构，那么关联交易的问题就必须要回答。
巴曙松表示，在目前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股份结构中，汇金公司持有其全部股份。将来，汇金公司的股份肯定会逐步减少，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的控股地位。在这个逐步减持的过程中，汇金公司的定位不同，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可能就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国证券期货》杂志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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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理解油价
南方周末 2004…10…14 16：01：20
□于是
油价突破每桶50美元，是当今世界经济中，影响面最广，也是最重要的事件。对此议论的文章很多，但是十之七八都带有片面性，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问题。但是石油涨价是双方的事，对消费者不利，但是对生产者是有利的。那么整个地看，也就是对全球经济来看，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就要有一个不同的角度，既要看到对消费者一方的影响，也要看到对生产者一方的影响。
对消费者而言，同样的商品要花更多的钱，显然是不利的。石油是一种基础性商品，是许多制成品的投入要素。石油涨价抬高了这些商品的成本，导致整个经济结构的重新组合。就全局而论，成本提高，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影响是负的。全球的经济增长会因此而放慢。这就是绝大部分报刊文章对石油涨价的评论观点。
然而就生产者，或者供应方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同样的产品得到高出好几倍的利润，对他们经济的影响完全是正的。他们可以拿这笔钱扩大投资，增强生产能力，提供更多的商品，使相关产品的价格降低。因此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一正一负的影响大体上应该相互抵消，至少在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
但这种分析只是一个静态分析，没有考虑到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调整成本。比如因为石油涨价，成本构成发生变化，引起一系列的替代，用天然气代替石油，发展各种节能技术等等，这些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原来是没有的，是因为调整而发生的。在供应方同样发生调整成本。这将导致总成本的上升。所以就算静态分析一正一负可以互相抵消，从动态分析来看，总成本肯定是上升的。因此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它是调整的成本所引起的。
从事实上所发生的情况看，结果远远没有那么理想。主要是因为石油生产国并不能有效地使用这笔资金。石油输出国，不管是中东地区的，北非的，俄罗斯，还是中美洲的，资金使用和管理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像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问题还相当严重。有的是贪污腐化，有的是独裁造成的政治不稳定，有的是石油财富被少数人挥霍浪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石油涨价之前，这些国家已经矛盾重重，改革已经迫不及待。但是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因为石油涨价，他们的日子又能继续混下去，改革被推迟，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石油输出国的经济，严重地依赖石油价格。而油价时起时伏，很不稳定。这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困难。所以世界银行曾经建议他们建立财政储备体系，以丰补歉，稳定经济。但是由于脆弱的经济管理能力，石油输出国中除了挪威，哪个国家也没做到，仍然是现收现付，随波逐流。这次油价上升，他们用增加的收入，有的是还债，有的是安抚一下愤愤不平的失势群体，也有的是胡乱地花掉了。最好的也不过是把年久失修的油井整顿一下，这还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很少再有能力来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能力。要想扩大石油的生产能力还得靠善于管理、技术精良的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单纯靠石油输出国是很不够的。
回顾前几次石油涨价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涨价对石油输出国的影响。第一次石油危机是1973年。石油价格涨了两倍多，从每桶3美元涨到大约10美元。大量的石油美元流入石油输出国。他们对于突然从天而降的石油美元毫无准备，不知所措。临时决定把大量石油美元借给了拉美国家。不巧以后拉美国家碰到了经济危机，借款不能按期归还。至今也还是一笔糊涂账。
第二次石油涨价是1981年，涨到了35美元一桶（按照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当时的一美元值现在的2。2美元）。石油输出国将大量石油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同时还建立了许多投资发展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我国就有科威特的发展基金项目。
总的看来，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效果都不理想。石油输出国的有识之士，都担心将来石油采掘完了后国家靠什么为生。所以主张要将现在的石油美元变成可以盈利的投资，以便从投资中获得长期收益。但是这仅仅是理想。
石油收益是一种不需要劳动就能赚钱的财富，是大自然天赋的。正好像富家子弟从祖上得到的一笔遗产。纨绔子弟多半不思上进，养得好吃懒做，再富的家产用不了几年就败坏完了。财富既给人以机会，也能毁灭人。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如此。石油输出国有了大量石油财富，不论干什么都缺乏兴趣。种粮食？干嘛种粮食。拿美元买粮食不是更省事吗？发展加工业？同样没兴趣。只有赚石油美元有兴趣。这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非常畸形，也非常脆弱。石油涨价时高高兴兴，石油落价时垂头丧气，而且毫无办法。
归纳消费和生产，正面和反面，可以得出结论，涨价的负面效应将充分显露，而且已经显露，但正面效应却不能够发挥。所以石油涨价对全球经济不利。但是这一结论并不适合于其他商品。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说涨价总是坏事，降价总是好事，这是一种消费者偏见。不论涨价或落价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但是价格变化所引起的调整成本则永远是负面的。所以因为投机而引起的价格无端波动是不利的。可是有时候调整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比如资源耗竭引起的调整，用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样的成本是我们必须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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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垂直管理酝酿待发
南方周末 2004…10…21 12：21：49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纪检系统的现状是：不仅同级无法监督，即使对下级查处也诸多掣肘。
■深圳早在1998年率先改革，但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事实上对反腐体制提出了根本变革的要求。
■各省纪检委现在接受同级党委领导，要跨越这一步，实行中央对省纪检部门的“垂直管理”，需要修改党章。
10月10日，新华社的一则消息震动了国内外：黑龙江5位副省级高官辞职或免职，同时新任命了4名副省级干部，其中3人由中央直接“空降”黑龙江。
这场空前的人事地震之前，黑龙江连续发生过两起腐败大案———黑龙江省原省长田凤山案及省委组织部原部长韩桂芝案，这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反腐的关注。
从1979年中央决定恢复中纪委并重建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至今已25年，反腐斗争的任务越来越重，中纪委在向十六大所作的报告中透露：仅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达98人。
高官腐败，对反腐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今年，中纪委开始了“统一管理”的尝试，几个月过去了，效果如何？
纪检体制“破局”
2004年4月7日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指出：中纪委、监察部今年要改变对派驻机构的管理方法，将“双重领导”改为“统一管理，直接领导”。
“双重领导”如何形成的？中纪委政策研究室李永忠认为，这是“苏联模式”的沿袭。即由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共同领导，上级纪委主要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而同级党委领导“人、财、物”。
显而易见，如此分权的结果，事实上将纪委归到了同级党委名下。“做什么事上级纪委可以安排，怎么做却得听从同级党委的意见。”李永忠认为，领导体制不顺，是纪委重建以来感到的最大问题。
“表面是双重领导，事实上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