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就脱下棉衣，换上胶衣，走上了便桥……，电话还在办公室里等着，就再也没
人理会。
沉井下面，水还在上涨。人们工作四小时，就疲劳了，石粉呛人，空气也不是
味道。曾工程师下令，把三八制工班改成四六制，另外随时准备一批人接替疲乏过
度的工人。
……天刚扑亮，沉井落底了。最后一班工人顺梯子爬上水面时，耳朵震动得甚
么也听不见了。心里呢，可着实欢哪，就像烧了把火似的。一上来，没顾水面已经
把便桥给浮了起来，就扯着嗓子朝岸上喊：
“提前啦——！”
“交——出去啦——！”
“这边没问题啦——！”
岸上，人们早已在等着这个消息了。
事情可还没完。砌石工接着就爬上了桥墩砌镶面石。说也紧张，工人在上面砌，
水在下面涨；石头起一层，水涨起一层。刚把镶面石作完，水就淹上来了……
人们都轻松地喘了口气：就靠这二十四小时，真险哪！但他们没有欢乐多久。
几分钟以后，他们得到一个丧气的消息：
拱桥的一号墩叫洪水给冲垮了。
六
在离开桥梁队以前，我来到河边和未完成的拱桥告别。
这将是一座多么漂亮的桥梁啊！从南岸扬起的第一个拱架，活像一只雄鹰的翅
膀。如果一号墩修起来，那么另一只翅膀也该张开了。现在，在河心仅有的一个桥
墩的北侧，露出几根钢筋，拱架却没有了，就像甚么人一刀砍断了这只翅膀，只剩
下几根筋骨似的……
令人惋惜的，当然不仅是这一座桥梁。半年以后，被冲垮的桥墩仍然要树立起
来。火车仍然要从这桥上开过。人们仍然有机会欣赏这座雄伟的大桥。另一件事远
比这件更为重要。
我向罗队长、周主任告别。天气已是黄昏时候，工地上一片寂静。往常这个时
候，工人们正来来往往交班，最热闹不过了。一号墩冲垮以后，各项工作大都停了
下来，于是整个工地便沉陷在对于这个不幸事件的哀悼之中。看见这副景象，我不
禁叹了口气。罗立正跟着也叹了口气。但是我知道，从最近他写给局里的报告看，
他并不认为自己在一号墩事件上有甚么责任。洪水来得太早，自然灾害，有甚么办
法呀！……
每逢提起一号墩的事，罗立正总是苦笑着摇头。起初闹不清他这笑和摇头是甚
么意思，仔细看了几次才恍然大悟，这意思是：有甚么办法呢？倒霉事都叫我们摊
上了。今天，叹气之后他又这样苦笑起来。
我忽然想起周主任最爱说的一句说，也苦笑着说：“造桥，不容易啊！”
“是呢，不容易啊！”周主任马上发生了共鸣：“好在，这次没出人身事故。
一个人也没有死。这么大的洪水！来得又那么突然！不死人，这不简单哪……”
罗队长马上又把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说：“就是，就是。
不可避免。谁让老天爷不跟咱们商量呢！光凭主观愿望办事，就是行不通。不
可避免的，就是不可避免……”
我想问：假如既不让桥墩冲垮，又不出人身事故，岂不是更好么？三分队的凌
口大桥跟拱桥同在一条河上，不是也避免了“不可避免”的灾害么？
一路上，我的思想里不停地翻腾着这个问题。是的，在我们建设初期，由于缺
乏经验，不能不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今后，经验不足、自然灾害也是不能完
全防止的。但是，我们少炼出的每一吨钢水、少铺下的每一根钢轨、糟蹋掉的每一
方木材和多耗费的每一元资金都是“不可避免”的么？就在今天，条件完全一样的
两个地方，事故次数、工作速度和成本与质量的高低悬殊很大，这又怎么解释呢？
五个月以后，一九五五年十月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
了。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开始，
工业建设战线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年底，工人们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反对
右倾保守、加快建设速度的指示。工人们说，“毛主席给咱们撑腰了！”
一个空前规模的劳动高潮首先从辽宁省、从抚顺的矿下和沈阳的车间里出现，
紧接着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形成。群众的劳动热情像潮水一般，冲破保守主义者设下
的堤防，卷走了许许多多据说是“祖传下来”因而“动不得”的东西。工人们扬眉
吐气，用自己的双手修改了计划和指标，扩大了先进生产者名单，打破了许许多多
似是而非的迷信。大批大批昨天的“落后分子”挤入了最前列，一天干两个定额的
青年突击手们越来越多了。
过去也有过劳动热潮，有过群众性的技术改革运动，但哪一次也没有这么广泛，
没有这么迅速；这是第一次，群众竞赛的矛头首先指向保守主义和官僚主义。一再
斟酌、壮着胆子拟出的规划，一拿到工人大会上就被更高的要求给突破了。愁坏了
计划工作者，忙坏了搞原材料供应的人……
二月里，我为一个采访任务去西北，路上忽然想起了老朋友罗立正和他的桥梁
队。这位仁兄今天在干些甚么？还是那么泰然自若么？还是在群众大会上擦着汗朗
读自己修改了几次的检讨呢？想起这些，我忍不住要笑。
我决定顺便去看望看望他。
从高兰市乘公共汽车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西冈镇。从这里，还要翻过几个山
头，才是桥梁队队部的所在地。
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沿着路轨走那段平路还没有甚么，上山的时候可就有
点艰难了。我身上的老羊皮大衣骤然增加了十几斤分量。翻过两个山头，我就累得
满头大汗了。
走上最后一个山头，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面前是一片迷人的雪景。无边的白
雪罩住了目所能及的一切。黄河不见了。没有风，缕缕炊烟从窑洞和土房的门前像
条线般向空中升起。在一片静穆之中，沐浴着阳光的枯树枝儿和一两声吱喳的鸟鸣，
透露着分外强烈的生气。我张开嘴，狠狠地吸了一口清鲜的、带着一股甜味的空气。
春天要到了。
阳光在那屹立在河心的拱桥石墩上抹下了最浓的色彩。
这时我才看见，一群稀稀拉拉的黑影在河边雪地上来回移动。
对岸也是一样。定睛看去，才知道这些工人们是在搬运木桩。
一定是一号墩的重新修建又要开始了。我在编辑部看过来稿，说是五月的事故
发生以后，在洪水的威胁下，半年多时间桥墩不能动工。十二月才请来潜水工人，
在河底把一百多根钢板桩一一拆开，有的还要一段段锯开，然后才慢慢打捞上来。
看来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我身后传来吱吱咯咯的踏雪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两
个工人赶上了我。那个子稍矮的一个，穿着一身染满了油垢的黄色棉大衣。看见我，
他忽然站了下来，然后就迈着大步跑来拉我的手。原来他是起重工张广发，从前教
过我认各种绳扣的。我们一起朝队部走去。这三里地路上，他忽而兴奋、忽而气愤
地对我追述着半年多时间里桥梁队发生的事情。他的脸通红，冒着热气，眼睛显得
分外地黑白分明，露着一股稚气。我奇怪为甚么他一句也没提到他十分敬爱的曾工
程师。问起曾工程师，他忽然站住，直瞪着我惊讶地问道：
“怎么，你还不知道曾工程师早就调走了？”
这回是轮到我惊讶了。他这才说道：
“那还是六月的事，半年多了……”
他的同伴，一路上一言未发的，这时忽然开口纠正他：
“哪是六月，五月底么，棉衣还没脱下来呢……”
“对，许是五月底，”张广发郑重其事地说下去。显然，这次人事调动在他们
看来是桥梁队的一个大事件：“抢修五号墩过去没几天，就给调走了。这都是咱们
听说的。那几天队部里成天开会，我们还以为是检查一号墩冲垮的事故呢。后来才
知道是讨论曾工程师跟周主任的关系问题。说是，两人都有缺点，曾工程师骄傲自
满，周维本也有毛病……。最后领导上的意见是两个人里一定得调走一个。我就不
信曾工程师有缺点，可没想偏偏就把曾工程师给调走了……”
“那也不是，”那个个子稍微高一些的工人说，我这时才发觉他年纪要比张广
发大得多，四十岁总有了：“曾工程师也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骄傲，大概也有点。
可是人年轻，做事怎么能没有点不是？就说你，张广发，要挑毛病也总能挑出一篓
子。你别笑。……我是说，不能光从这上看。凡事都得先把谁是谁非弄清楚。主任
跟工程师不和，不能说两人都不对。早先劝架的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可是这一
件跟吵嘴打架是两码事……”
“就算是两人都不对，为什么单把曾工程师给调走呢？我想不通！”张广发说
完把嘴一闭，脸更红了。
“吴书记的意思，是两个都不调。要调，就调主任走。局里说，闹关系，就得
拆开。偏巧水泥成品厂缺人。也怪，偏巧就非曾工程师这样的人去不可……”
我们已经走到最后的一个斜坡。队部办公室屋顶上滴下的雪水，都看得清清楚
楚了。我辞别了两位同伴，就朝队部走去。
我推开门，就走进队长办公室。罗立正正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好像在写甚么。
仔细一看，原来他还在修理手表！见我进来，他惊呼一声，就过来用左手紧紧握住
我的手——右手上尽是油泥。他满面笑容地和我寒暄。他一点也没瘦，还是满面红
光，倒还胖了点。忽然间，他非常严肃地板起面孔，小声问我：
“听见中央的指示了么？”
不等我回答，就一面沏着红茶，感慨不已地说：
“英明啊，党中央真是无限英明！你说，咱们怎么就那么迟钝呢？故步自封，
故步自封啊！”
接连歌颂了几句党中央英明之后，他瞅瞅我，忽然妙不可言地大笑起来。喝了
口红茶，才说：
“小脚女人，哈，小脚女人，我们都是工业方面的小脚女人啦！哈……没长犄
角， 我们都没长犄角啊……” 一阵笑声过去以后，他擦着眼泪，慷慨激昂地说：
“豁然开朗，真叫是豁然开朗啊！谁说不保守？谁说中国没有官僚主义？啊？我们
不就是？……”
我忽然想起一个熟识的厂长。这人平日矢口否认他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了
我们报纸上的一篇批评稿里有这个字样，他竟争辩到面红耳赤，不肯退让，官司一
直打到党省委工业部。可是上面一批判这类现象，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检查出这一类
思想的时候，他又逢人便说自己就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代表，而且
作了“深刻”的检查。这次反保守斗争，他又是奋勇承认自己是“最典型”的一个。
而且多么巧，这人在谈到这些话的时候，也像今天罗立正这样大笑。连笑的声音都
那么相似！
罗立正接着又谈了许多事例， 证明“我们” 过去是如何保守。他说了那么多
“我们”，从话音里看，他这“我们”里既包括了他，也有全体干部和一切工人，
好像除了党中央，大家都保守，而罗立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我提醒他，不久以前就在这个桥梁队，有人反对过保守，可是保守主义者不仅
自己不长“犄角”，也不许别人头上长这类东西，把一切意见、建议都给打回去了。
他不笑了，可也没怎么介意，随便说道：
“那时节，还不是谁都一样？没有中央的指示嘛……。”沉思了一会儿，他忽
然若有所感，激动地说：“这就叫党的领导啊！有了党的领导，我们还怕甚么？啊？
还怕甚么？无论甚么问题，中央都想得周周到到，迟早总要解决的。”说完，他又
笑了。
不知是因为黄土墙上那只大钟的响声太单调了呢，还是因为罗立正的笑容过于
熟悉了，我觉得烦闷起来。我信步走到窗边，向外面看去。拱桥附近燃起的灯火，
像星星似地在蓝色的黄河上颤抖。这个劳动日的第三班开始了。这些将要在零下十
几度的严寒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普通工人们，是不是也在想“反正有了
党的领导，一切都没有问题”呢？……
在这里再坐下去，已经无聊，可是我还是随便问了一句：
“队里的反保守进行得怎么样了？”
“自下而上，”看来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自下而上地搞，群众
性的。先由工人、技术人员检查自己的保守思想，领导上加以批判，再由小队长、
领工员检查——这些干部，保守思想最严重。然后，各分队、各科室的干部再作自
我检查……”
我打断他，问道：“队长甚么时候才检查呢？”
他又笑了，拉开抽屉，拿出一大本文件递给我，胸有成竹地说：“呶，都在这
里头了，两年规划。”他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臂亲热地说：“写篇文章，报道报道
我们罢。写罢，写我们的保守也行。嘿，对，我可以给你找个典型，周主任！技术
室的周主任！”
一股十分激烈的失望感忽然在我心头升起。又觉得懊丧而气愤。我曾以为，在
今天这样全国性的高潮正在形成的时候，反掉保守、至少使保守者清醒过来该不是
太难的事。我想错了。困难恰恰在于罗立正这样的人并不抵抗这个浪潮，困难在于
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
外面，暴风从夜的黄河上呼啸着、翻腾着飞过。透过窗子，好像也能闻到春天
的充满生命的气息。北方的春天派狂风为春天扫路来了。
我的朋友呢，还坐在那里，眼里凝结着睡意。
春风啊，你几时才吹进这个办公室呢？
1956年2月
（选自《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