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桥梁工地上
作者：刘宾雁
第01节第02节第03节
第04节第05节第06节
一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
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大概这几年里我变了许多。他眯起眼睛辨认了一会儿，才迈着大步走过来和我
握手，兴奋地说：“老刘，还在报馆么？
来采访我们啦？好！”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脸胖了，面色却发黄了。没等我说
明来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视工地，要给我看看，对我讲讲。
在便桥头上，他领了两件救生衣，给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结着背后的那个扣子，
一面笑着说：
“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许上桥。现在不比从前，甚么都
得有个制度。”
紧靠着这座便桥，一个巨大的拱形铁桥正在建造。从下面望上去，这座拱桥的
工程显得分外雄伟。第一个拱架已经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圆，像一条彩
虹似的。简直不能想象，就凭这么一根窄窄的钢筋水泥的拱架，能经得住几千吨重
的列车不断开过。好像看出了我的惊异，我的老朋友说：
“这是中国第一座钢拱桥。不用钢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米那么宽，不简单
哪。从前，连想也不敢想。”
罗队长给我详细介绍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现状。我们手扶着便桥的木栏杆，
脚下就是奔腾的黄河之水。比起中下游的黄河，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
浪花也是白的。一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风和水向我们扑来，越来越浓，像水的清香，
又像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觉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湿味。春天来了。
我们顺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队长对我指点着、解释着几十丈高的钢塔，新来的
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绑扎的各种把竿，一面不住地说：“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
“这可不是咱们白天黑夜搞抢修那时候了”……
忽然间，从左侧传来一阵比春雷还响的轰响。接着，有几块小石头从山上一直
滚到我们脚下。一刹那间，觉得脚下的整个土地都颤动起来。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
是甚么。我说，当然是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罢。他笑了，说：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呢。
大—爆—破， 这叫大爆破。 听见过没有？把几十吨炸药一块填进去，送药的
‘眼’儿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
路史上前所未有的啊……”
两人都有点累了。我们在陡峭的黄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河正好在我们脚下面
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软，像一根随便丢在那里的带子。
“不简单哪，”他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前，几十年间黄河上只修了三座桥。
解放这么几年，咱们就一鼓气儿造了它三座！你写吧，我们造桥，你们报道！……”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几年来的经历。从我们在解放战争末期一起抢修桥梁那
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当时刚刚改行不久的区委书记，现在成了
桥梁专家。讲业务，不说是大学毕业，也该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了。据说，这几
年他领导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历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竟算出了三十多
座桥梁的总长度：“还不算现在同时施工的这五座桥……”
许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忆起几年前充满战斗的生活，也许是因为在
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鸟瞰一下自己几年来工作的全貌罢，罗队长的心情一直
是十分愉快的。
在我们快走到大虎沟的时候，他竟轻轻地哼起一个歌儿来。但是，一当我提出
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你们队里有个曾工程师吧？”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他。”
没等我把话说完，只见他双眉越皱越紧，眼睛直视着前方，一股说不清的不痛
快在他整个脸上表现出来。他沉吟了一会儿，使劲揉着眉头，叹了口气说：
“你是要找个工程师是不是？”
我点头。他紧接着说：
“那好办。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罢。我们技术室的周主任，可以在报纸上介绍
介绍。”
我想问，为甚么不可以采访曾工程师。可是这时我的朋友已向前走去，而且情
绪远不适于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把话收住，跟着他朝叮叮当当的石场走去。
我住在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的房间里。
这是一幢用土坯造成的房屋。黄河边上，这要算是最好的住所了。它不像帐篷，
可以不受任何风雨的威胁，除了大风天气大粒沙石打在玻璃上的响声以外，简直一
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住在旷野里。也不像窑洞，一点不觉得有甚么阴沉。
在我的房间里听隔壁技术室的话声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隔壁的人打电话都能使谈话中断。各处工地在电话里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要技术
室主任亲自回答的。奇怪的是这些回答都十分相像。说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呢，
已经请示工程局的技术处了”，“这个问题呢，施工处还没答复”。当然，有不少
问题，主任还是提出了意见的，但紧接着就一准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
“这是局里张总工程师说的”，“不，这可不是我的话呀，队长的意思”……
都是些何等重要的问题必须请示，技术室主任自己拿不出意见呢？
有一回，我正在跟一个装吊工人谈话，隔壁又传来周主任打电话的声音——
“哎，别急嘛，不请示局里怎么行呢，王处长说这两天就批示的……”
这时候，那个名叫张广发的起重工人忽然从条凳上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又是这一套！把南岸一个螺丝拿到北岸去都要请示，要你这个主任干屁呢？
为了你这请示，我们窝了八天工了……”
说完，吐了口唾沫，又坐下来给我讲，甚么叫“骑马扣”，甚么叫“鸳鸯扣”
……没有多大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哼，灰尘掉下来都怕把自己砸死，还叫工程师，主任呢！
曾工程师就不这样。跟你说，干起重工的，就愿意跟这样工程师干。他敢决定
事情，常说：就这么干，我负责任！
……”
二
我开始知道年轻的工程师曾刚，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一次在工程局施工处等
着拿一个资料的时候，听两个职员谈起这个工程师的“怪事”。桥梁队的两个工人
家属吵架动了手，一个女人被打伤了，最后扭到法院。出庭作证的人里面，有一个
就是工程师曾刚。
“多新鲜，”报告这个新闻的职员，最后加上一句自己的评论：“工程师连工
人家属打架都管了起来，这还是头一遭儿听说……”
“那有甚么新鲜，”第二个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前些日子人家还给部长
写过一封信呢。”
“甚么？别瞎扯了！”
“信不信由你。信是请报社转去的。听说还打听过有没有回信呢……”
这两条新闻是不是确有其事，我没去了解。引起我注意的，是每逢到工程局来
跟有关桥梁建筑的部门打交道时，常常听到关于曾刚的一些传说。事情都一样，意
见却分为两派。
谈得最多的，当然还不是曾刚在民事诉讼方面的活动或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兴趣，
而是一个工程师任务范围以内的事。
比方说，多少年来造桥墩的沉井都是在岸上，造好再运到河心的，桥梁队的三
分队却建议在钢板桩里、在水下造沉井，说是这样每个沉井可以节省一万多块钱。
多少年来，桥身施工的脚手架都是在水上搭的，形状像个楼房，三分队却建议把它
挪到岸上来，形状也改变一下，说是可以少用几百根木头……
处长、科长、技术员都对我说过：同样一块木料或一立方公分的混凝土，在别
处如果只能吃七十公斤的力量，在三分队就得叫它吃一百公斤。
三分队新事情最多，而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就是曾刚。
但是传说也不限于这一类技术问题。有一次，施工处的几个年轻人就为曾刚的
一个举动展开过一次辩论。那是抢修渭河桥的时候发生的事。桥墩要垮了，钢梁已
经朝便桥这边歪下来，看样子一阵大风就能把它给刮到河里。几个技术人员都拿不
定主意， 踌躇不前。 曾刚来了，提出个方案，自己亲自走上了便桥，指挥工人用
“千斤顶”把钢梁吊起，然后处理桥墩。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说，曾刚这种作法本身
就是冒险——万一吊不起来怎么办？况且，工程师也没必要和工人一起站到便桥上
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反对这个意见的人说，曾刚的作法是根据科学的计算和经验，
不能叫冒险，事实证明是成功了，至于工程师和工人站在一起，那更没甚么不对，
——在工作的紧急关头，工人们知道“工程师也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听到的许多关于曾刚的意见，放在一起就是一场严重的、针锋相对的争辩。
部分人是用钦佩、敬羡的口吻肯定曾刚的大胆精神，另一些人则抱着否定、怀疑的
态度，认为这个人冒险，幼稚，不讲究科学……
我听到的，毕竟还是后一种意见更多一些。虽然没有轻易置信，却也受了一定
影响。
在凌口大桥工地上住了几天，工地上的景象，和我预料的完全相反。这几年采
访中所见所闻，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乱状态已经习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
上，却是有条有理，秩序井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出一点忙乱。
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方，一台混
凝土搅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才安排下来的。一般工地上常见的
恼人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没有。我问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仅知道自己今天、
明天的任务是甚么，而且了解本小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所以，也就没有工地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我在哪儿？”的笑话了。分队的计划，每
月都超额完成。
这一切，看来都那么稳当，和“冒险”是一点边儿也沾不上的。而桥梁队的其
它分队，情形却正好相反：经常是月初窝工，月底加班加点，有的竟同时二者并存；
每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几拖到最后一个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来无人说这
种杂乱无章、盲目赶工、大量发生人身、质量事故是冒险，反而觉得那里一切都很
正常，很稳当。
起初，我主要是从工作方法上去考虑了这种差别。我和曾工程师一起一连坐了
两个夜晚，研究和总结他的经验。他重视计划工作，每次编计划都亲自动手。这样
每月、每旬队里工作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通过他一次脑筋，随时记得。
一切具体措施，都是在这个全盘考虑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不同，他亲自
掌管全队的合理化建议工作，工人提出甚么意见，他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的和长远的
需要及时作出结论，不必经过繁复的登记、审查、批准等手续……
如此等等。
但是谈了两个晚上，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之点。这几年，施工
组织上的经验总结得还算少么？但是在有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经验也行不通。而一
到把生产搞到一片混乱、犯了错误的时候，这种人却又挠着头皮，抱歉地（决不是
负咎地）微笑着说：“不行啊，都是因为咱们经验不足啊……”缺乏经验，当然就
无可厚非了：谁能责备一个小学生写了错别字呢？但是不，在很多场合，这不是或
至少不完全是经验的问题。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尘的人，不可能单依靠别人的经验就能增加自己对于新
鲜事物的敏感，正像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黄继光的作战方法上来学习勇敢一样。
当然，像一切经验一样，曾刚这两天所谈的经验中间，也包含着比方法问题更
高也更深刻的东西。例如，他说“每逢作计划，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
“我不怕谈困难，困难在哪儿，一定得告诉工人——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
他也激动地说过：“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的不容易，
国家建设的果实来得不易，硬是工人们一滴血一滴汗凝结起来的啊。看着工人在水
下作业呼吸困难，脸都白了，浇湿了浑身衣服，冻肿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许自
己有一点疏忽，浪费他们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难才有趣，化的
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的感情，对工人主动
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他们“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们算
术、画图之类的东西（可惜，许多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还认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
王”“老李”，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两个钟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
而是——想尽办法去组织这些力量，凭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把工人和他们的机械、
工作场地安排妥当，使每个工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力量。
但是，这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
第三次谈话，曾刚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
电话。那边说话的人已经谈了老半天，曾刚在耐心地听着，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面，
见我进来，用眼睛告诉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对着听筒说：
“没错，一点也没错。挖土工是干了八方，八个立方公尺。
混凝土工是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