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蒂立刻仰脸对点菜的服务员说：“来一个‘超级至尊’。”又问邓汶：“厚的薄的？多大的？”
邓汶笑着说：“厚的吧，大的吧。大的多大？十二寸的？”
服务员皱着眉头，犹豫着建议道：“你们两位的话，可能九寸的就够了。”
邓汶还没表态，凯蒂已经笑呵呵地说：“没关系，就要十二寸的，吃不完我们打包。”
点菜完毕，两个人相视而笑，邓汶问道：“你是北京人吧？”
“是啊，你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的口音？”
邓汶忽然觉得凯蒂的话语听上去和往日有些不同，什么地方不一样了呢？哈，他发现了，原来这是凯蒂头一次对他称呼“你”，而以前都是尊称“您”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微妙的变化呢？邓汶猜想可能因为他们此刻不是在宾馆里面，两人之间就不再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了吧，邓汶挺开心，他觉得这样显得自然、亲近。
“呵呵，不是，你的普通话很标准的。我注意到你在指方向的时候喜欢说东西南北，从来不说上下左右的，北京人指路就是这样，方向感特别强。”邓汶说着，不由得联想到了洪钧，他马上恨恨地把洪钧从脑海里甩了出去。
凯蒂说：“是吗？可能是因为北京的街道横平竖直，都是正南正北的吧。你是哪里人呀？”
邓汶被她这么随口一问，反而不知如何准确地回答，只好说：“说实在的，我自己都搞不清我究竟是哪里人。”
凯蒂听了似懂非懂，但也没再追问，而是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了邓汶一眼。
两个人天南海北地聊着，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服务员就把一个大铁盘放在桌面中央，十二寸的超级至尊比萨饼来了。凯蒂手拿刀叉兴冲冲地比划着，邓汶用小铲子把一角比萨饼先盛到凯蒂面前的盘子上，正要再给自己拿一份，凯蒂嘴里说了句“我就不客气啦”，举起刀叉就要开始切，邓汶忙说：“等等！”
凯蒂吓了一跳，刀叉悬在比萨饼上方，瞪大眼睛问道：“怎么啦？”
“不要急着吃，再等几分钟吧。”邓汶笑着说。
“为什么？”
邓汶给自己的盘子里也放了一角比萨饼，把小铲子放回到铁盘里，才不慌不忙地用行家的口吻说道：“烘烤比萨饼的时候，炉子里的温度很高，至少在华氏五百七十度以上，比萨饼表面的奶酪全都融化了。刚烤好的比萨饼端上来，奶酪正在逐渐冷却，但还没有冷却到味道最好的温度，如果现在马上吃，比萨饼的口感并不是最好的。”
凯蒂将信将疑地又问：“那要冷却到什么温度的时候再吃呢？”
邓汶笑着说：“具体到多少度，我也说不好，但我知道最好是等到五至十分钟之后再吃，冬天的时候凉得快，等的时间可以短一些，在夏天就要多等一会儿，所以你如果是叫了比萨饼的外卖，等烤好后送到你家里，那个时候吃就最合适，而不是刚出炉马上吃。”
凯蒂笑起来，歪着头说：“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比萨饼是刚出炉就端上来的？可能烤好之后已经在厨房晾了几分钟了。而且，这么大的比萨饼咱们不可能一口就全吃完呀，咱们一边吃它一边凉，吃到后来不是正好越来越好吃吗？”
邓汶也笑了，说：“人们吃东西，当然最重视第一口的感觉啦。好啦，我投降，算我什么都没说，看来想要拦住你吃比萨饼比登天还难。”
凯蒂已经切了一口比萨饼，放进嘴里，吃完了才说：“嗯，的确有点烫，但还是很好吃呀。哎，对了，你怎么对比萨饼这么有研究啊？”
邓汶从兜里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给凯蒂说：“以前还没给过你我的名片呢。”
凯蒂连忙把手里的刀叉放在盘子两侧，双手接过名片，前后两面翻看着。邓汶问道：“你看我的名字后面印着的小字是什么？”
“Ph。D。？博士！哇，真厉害。”
邓汶说：“Ph。D。这个缩写还有一个意思，就是Pizza Hut Delivery，替必胜客送外卖的。以前我在波士顿读文凭的时候，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给必胜客送外卖，开着我那辆老掉牙的福特车，以我们那家必胜客为圆心，以十分钟车程为半径，那么一大片地区都是我的地盘，要不我怎么说我对必胜客有感情呢。”
凯蒂一边吃着比萨饼，一边点着头说：“哦，那你一定很辛苦吧？读博士一定很累，还要开车四处跑。”
邓汶看着凯蒂吃得那么香，也已经禁不住比萨饼的诱惑大嚼了起来，他抓住嘴巴难得空闲的间隙又说：“其实送外卖是个美差，又可以开车兜风，又可以赚到一些小费，后来我发现不同的人给小费的习惯也各不相同，你知道什么人给的最多，什么人给的最少吗？”
凯蒂摇了摇头，邓汶便接着说：“在纽约曼哈顿的最南面有个公园，面积不大，叫Battery Park，中文翻译过来是‘炮台公园’，就是从那里坐游船去看自由女神像。我有一次在那个公园里看见几个黑人表演杂耍，他们向周围吆喝着讨要赏钱的时候说，‘中国人给一美元，韩国人给两美元，日本人给三美元，黑人给五美元，白人给十美元’，我一听，呵呵，这和我自己总结出来的规律完全吻合，中国人的确是要么干脆不给小费，要给也是给的最少的。”
凯蒂自己从铁盘里又取了一角比萨饼，莞尔一笑，说：“哎，你忘了我是干什么工作的了？我可是真正从事服务行业的呀，宾馆里各种客人都有，他们给小费的习惯我最清楚不过了，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她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又低声说了一句，“我以为你从来都是给别人小费呢，原来你也有自己挣小费的时候。”
“当然有啦，那时候可苦了。不过，就算中国人给的小费最少，我还是很愿意去给中国人的住家送外卖，中国人家里一般不会养那种特别大、特别凶的狗，而且还可以和他们说说中国话，他们哪儿的口音都有，可我听着都觉得像是乡音似的。”
“为什么中国人不管走到哪儿给的小费都最少呢？因为咱们中国人最抠门儿？还是因为咱们穷？”
“嗯——，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挣钱挣得很辛苦吧，自己的每一块钱都来之不易，所以并不觉得别人只给咱们送了份外卖、或者端了几次盘子、或者开车门搬了几件行李就有什么大不了的，凭什么就可以轻轻松松得一笔钱？咱们当然也就舍不得把自己的辛苦钱给出去了。”邓汶说完，又想起了什么，接着说，“不过这几年有些变化，老外都奇怪怎么中国人好像一下子变得有钱了，一到美国就买最好最贵的房子、车子，出手都特别大方，使得纽约、泽西城、洛杉矶好几个中国人喜欢的住宅区房价飞涨。在那边的中国人都说，这帮人肯定全是从国内跑出来的贪官和奸商，他们的钱实在是挣得太容易了，所以才会那么挥霍。结果，这些贪官奸商把中国人的名声搞得更不好了，‘挥霍’还不如以前的‘抠门儿’呢。”
凯蒂静静地听着，却没有任何评论，邓汶眼中的这些怪现象在她看来早已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她等邓汶把怨气和不满抒发完毕，才又拿起他的名片看了看，问道：“你在美国那么多年，怎么没起个英文名字呢？”
“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大学里念书，一起选课的同学哪个国家的都有，什么样名字的都有，大家都用各自的本名，好像没有起英文名字的习惯，所以我也就没想过要有个英文名字。另外，无论是我的姓还是名，都是单字，而且这两个音老外都能很容易地发出来，更不用起英文名字了。哎，对了，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呀？”
凯蒂的脸忽然红了，她连忙摇着刚拿起叉子的手说：“哎呀，快别问了，我的中文名字难听死了，爸妈给起的甭提多土了，还是不让你知道的好，你就叫我凯蒂吧，或者，干脆不叫名字也行。”
邓汶有些惊讶，纳闷凯蒂怎么会如此鄙视自己的名字，但也不便再问，只好低头吃着比萨饼。
两人一直聊得很热闹，这一下忽然冷了场，凯蒂便马上主动打破沉默，说道：“Katie这个名字是上学的时候为了去酒店里实习我自己起的。和你一样，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打工，一方面是为了挣钱，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好玩儿。不过，你上学念的是博士，我呢，上的是职高，旅游职业高中，和你根本就没法比了。哎，你知道我打工的时候，最喜欢的美差是什么吗？”
邓汶毫无头绪，摇了摇头，凯蒂笑着说：“是当礼仪小姐！参加各种庆典呀、仪式呀什么的，最好玩儿的是去国展中心、亚运村或者国贸中心参加各种展览会，什么汽车展呀、电脑展呀、房展呀，参展的公司都要请礼仪小姐替他们分发资料、站台什么的，几天下来挣的钱不少，还能见识很多世面，要是能争到这种机会，当时真感觉开心死了。”
邓汶的脑子又走了神，他联想到自己的研发中心下个星期就要在新址正式开始运作了，要不要搞个什么仪式呢？嗨，还是免了吧，一想到自己要和俞威并肩站在一起剪彩，他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参展？电脑展？自己不正是在拉斯维加斯的信息技术大展上碰到洪钧的吗？不然自己现在也不会置身于此了，邓汶有些懊恼，难道俞威和洪钧这两个名字要像幽灵一样伴随着自己，永远挥之不去吗？
凯蒂见邓汶发愣，她这次可实在看不透邓汶的心思了，便淡淡地说：“嗨，忽然感觉，你和我好像都挺苦的，只是你已经熬了出来，可我还不知道要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邓汶的思绪被凯蒂的话牵了回来，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看来始终热情开朗、总能给他带来温暖的凯蒂，居然也有伤感的一面。邓汶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为凯蒂做什么，眼下只能又用小铲子专门挑了一角最大的比萨饼，放到了凯蒂的盘子里。
8月的最后一天，洪钧很早就被“嘀嘀嘀”的鸣叫声吵醒了，他挣扎着从枕头上抬起头，伸手从床头柜上抓过闹钟把铃声关上，在黑暗中看见带荧光的指针正指向五点半。洪钧坐在床沿上，忽然听到周围有一种很微弱的蜂鸣声，他抬眼往墙上搜寻，隐约看见一个很小的绿色光点，他立刻想起来了，昨晚睡觉之前忘了把空调设置成延时自动关机，结果空调一直开到现在。洪钧摸索着打开床头灯，拿过空调的遥控器一看，上面设置的温度是摄氏二十度，他马上按键把空调关上。
洪钧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菲比，顿时觉得又好笑又心疼，菲比背对着洪钧侧卧着，颀长的双腿蜷起来，上身佝偻着，膝盖几乎顶到了胸口的位置，缩成一团的身体紧紧裹着一席薄薄的毛巾被，洪钧见菲比冷成这样，懊悔地把空调的遥控器扔在枕头上。
洪钧轻轻探过身子，发现菲比的脸也让毛巾被捂得严严的，全身上下只有长发露在外面，披散在枕头上。洪钧凝视着菲比，忽然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大灰狼，面对一只团成刺球的刺猬找不到可以下口的地方，他正在踌躇，却发现菲比的耳垂在头发的缝隙间若隐若现，便凑过去轻柔地吻着。
菲比立刻颤抖了一下，咕哝着翻过身来，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问：“要走了？”
洪钧站起身，说：“嗯，我换好衣服就走，你接着睡吧。”
菲比的手从毛巾被里伸出来挥了两下，就又无力地垂在床上，说：“到机场给我发个短信。”
“航班太早了，起飞之前我就不发了，等到了虹桥机场我再发，睡吧。”洪钧说完，见菲比哼了一声就又沉沉睡去，便转身走出卧室，他一边晕晕乎乎地洗漱穿衣，一边暗自抱怨菲比害得自己这么早起床。
从大学时代开始，洪钧就一直习惯于晚睡晚起，他如果早起哪怕只是半个小时，都像受了极大的折磨，而五点半对他而言实在是太早了。洪钧以往在国内出差，除非遇到极特殊的情况，否则他无论往返都尽量乘坐晚上七、八点钟的航班，把晚上的时间用于旅途可以一举两得，既不影响白天的正常工作，也不影响他早上的睡眠。但是，自从和菲比好上以后，他的“好日子”便一去不复返了。菲比老抱怨洪钧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她希望洪钧尽量减少在外住宿，要求去程坐早班飞机、回程坐晚班飞机，这样两头都不至于影响她和洪钧难得的团聚，可以把因为洪钧出差而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菲比把这种行程安排称作“早出晚归”，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并强调“晚出晚归”或者“早出早归”都应尽量避免，而“晚出早归”则是被明令禁止的。
洪钧收拾完毕，拎着行李哈欠连天地出了门，随手掏出钥匙把门锁好，脑子里想着他即将开始的上海之行。头一天罗杰打来电话突然提出辞职，洪钧正在电话里竭力挽留，罗杰的辞职信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和传真两个渠道几乎同时递到了洪钧手里。洪钧试图打听出罗杰辞职的真正原因和去向，但罗杰并不肯透露更多详情，只是说自己不打算继续这样打工，想探索一下其他的发展空间，他一再强调他的辞职与洪钧或任何人无关，他对洪钧和维西尔公司也没有任何不满意之处，纯粹是出于个人职业发展考虑，想趁着自己还年轻、还有冲劲，尝试一下风险很大但预期回报更大的事业。
洪钧虽然感觉到罗杰去意已决，但仍然决定亲自去上海一趟，即使实在挽留不住，也可以当面和罗杰料理一下“后事”，尤其是他手上那些项目的交接工作。照洪钧以往的风格，遇到这种突发的重大事件，他一定会放下电话就直接打车去机场的，但如今有了菲比，他的行动便延后到了第二天。
上午九点半，国航CA1831航班平稳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的跑道上，四引擎的空客340型宽体飞机徐徐滑向将要停靠的廊桥，机舱里的乘客大都已经不顾机舱广播的提醒和空姐的劝阻，纷纷打开手机并起身抓取行李箱中的行李，拥挤在走廊上跃跃欲试，中国人的急性子在此时暴露无遗，仿佛抢先走出机舱的人就能在以后的竞争中拔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