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过，也和她谈了，她同意调到林钢。不知道您有什么意见？”
张敬怀说：“只要她愿意，我能有什么意见。”停了一刻又说“调到林钢也好，什么事情有个照应。否则，哪一天她们领导不高兴，又把她下放，或者给小鞋穿，这是很有可能的。”
“实际上，我已经办了，她可能很快去林钢报到的。”卜奎说。
张敬怀又说：“你不和吉秘书个别谈一谈？”
卜奎知道，张敬怀是要他提醒吉海岩，要他注意一些他们家里的“小事”。
卜奎说：“我要和他谈的。”
属于工作上的事，卜奎和吉海岩已经交接过了。桌面上的话，该说的也都说了。有些拿不到桌面上的话，卜奎早就打算和吉海岩个别谈谈。
张敬怀又小声说：“艾荣和胜美怎么办了个公司？你知道吗？”
卜奎说：“我不知道。”
“你给我查一查，看看她们违不违法？”
“好的。”
经过前一段接触，卜奎和吉海岩彼此的了解，使他们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这次谈话是私房话，是秘书和秘书的桌面下面的“交接”。
这天晚上，他们坐在以前的卜奎的，现在是吉海岩的宿舍兼办公室，冲好了茶，缓缓地，从容不迫地谈起来。
首先是卜奎说：“关于张书记，你经过这一段工作，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
对于张书记，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很难得的。从党性说，是个好党员；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是个很有水平的好领导；他虽然是个’ 红小鬼‘ 出身，可是博览群书，善于思考问题，绝不是那种保守人物；我是常常认为他是’ 学者型‘ 的领导人。不仅仅是作为领导和被领导，而是作为个人，我又把他当成父亲、兄长、老师看待的……这些，以后你会有亲身体会，我就不多说了。”
吉海岩细心地倾听，生怕漏掉一个字。
卜奎继续说：“可是张书记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卜奎停了一刻，斟酌措辞：“夫人艾荣，本质还是一个好同志。但是，心量太小，对于……地位什么的，比较计较。和她有同样资历的，有的都当了厅局级干部，可她还是个副科级。甚至组织部门主动提出要提拔艾荣，张敬怀认为她不会团结人，就是不同意。为此，夫妇结下了疙瘩，一直解不开。对张书记，你和他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可是和夫人不行。你如果在什么小事情上得罪了她，她会永久不忘。这一方面，你千万可要注意。别说旁的，保姆每年都要换好几个。你如果和夫人关系搞不好，她倒是没有权力换你这个秘书，可是，事事会让你很不痛快。胜美呢？聪明绝顶，她只和妈妈亲。她们母女过去常常让我打电话给某某人，办什么事。我知道，我打电话，即使不用张书记的名义，人家也会认为，这是张书记的意思。张书记最讨厌家属打着他的名义办私事，这一点你也千万注意，只要发生一件这类事，你就没有资格给他当秘书了。可是，有时夫人让我出面替她办事，办和不办，使我很为难。……遇到这类事，必须找个适当方式处理好和夫人的关系。”
“她们母女俩不是办了个合资公司吗？我看她们的能量大得很呢。”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到底她们怎么办成的，张书记不晓得，我也不知道。”
卜奎又停了一刻，接着说：“女儿胜美呢？因为张敬怀太忙，没有时间给她以父爱，又因为父亲挨整时，母女跟着倒霉，什么事情都站在母亲一边。……”
“张敬怀和夫人感情不好，一直分居，像他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张书记和夫人这样的人，都非常注意社会影响，都把离婚当成一种罪过和耻辱，经常吵架，又不公开吵，为了社会影响，谁也不提出离婚。外边人人都以为张书记有一个幸福家庭呢，谁知道内情呀……”
说到这里，卜奎想到自己有家难归的苦衷，不觉潸然泪下。急忙擦了擦，说：“我们作为秘书的，虽然不是他们家的成员，但也算是半个成员吧。凡是他们一吵，我就躲开。你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回避策略。”
“胜美怎么还不结婚呢？”吉秘书问。
“我们和张书记算是两代人，但从思想感情说，我们之间没有’ 代沟‘。我和胜美只差半代吧，可是我很难理解她。她们这一代人赶上改革开放，我看她的传统观念是越来越少了。以前我听她讲过：结婚干什么，’ 付出‘ 太大，’ 收入‘ 呢？没有！或者是个负数。这不是嘛，现在办了个合资公司，自任经理──老太太当副经理。她刚才不是说了，她要搞’ 一家两制‘ 呢。”
第十章 敢为天下先者胜
省委书记杨同理，先是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又留在中央等待另行分配工作，一晃又是一年。根据中央指示，在杨同理不在期间，由张敬怀代理省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不久又被任命为书记，待开下届省党代会时，经过选举确认。
张敬怀成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把手，感到身上的压力更大了。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从吉秘书这一天为张敬怀制定的“日程表”中可以看出，他忙碌到什么程度。
4 月25日日程安排：
上午：
8 时10分，去党校，出席27届短期进修班开学典礼，张书记讲话，30分钟；
9 时50分从党校到馨村宾馆，路上约10分，10时会见香港实发集团总经理张会有先生，谈话20分钟；
10时30，出席会山立交桥竣工通车剪彩，40分钟；
11时30分，再返宾馆，宴请香港张会友先生，40分钟；在宾馆休息约30分钟；
下午：
1 时20分，听取三平地区汇报情况，约1 点30分钟；
3 点50分，和组织部长谈四阳地区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
5 点30分钟，话剧团新排话剧《李自成北京称帝之后》，进京参加会演彩排，
希望张书记观看审查，并在演出后接见演员。
晚上，有五个省委文件（急件）等待张敬书记批示，下发；有三个上报中央的文件，待张书记批阅后上报；有六封人民来信，需要张书记批办。
……
这年年初，张敬怀有机会到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考察了一个月，这时，他不是凭文件，而是凭亲身体验知道，我们在各个方面和发达国家有多么大的差距！过去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现在还可以说：落后就要饿饭！从国外回来之后，无论多么忙，他都要挤出一个小时读书。过去他读的书，大多是有关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现在他让吉秘书借来一些世界著名企业家传记，企业管理，现代前沿科学技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正是我们这么多年“以互相整人为纲”时，他们的经济发展了、科学技术走在了前面。
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造上。从卜奎向他汇报的关于林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这个在五十年代建设并为国家立了大功的钢铁企业，由于设备落后，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下，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边缘。现在靠卖废钢发工资。林钢是他确定的试点企业，他经常去调查研究，帮助林钢制定大政方针，并让林钢“走出去”到发达国家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学习所有的先进经验，同时又“请进来”各个方面的“老师”，传授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
吉海岩在大型国有企业方面，有过很多调查研究和改革的设想，张敬怀让吉海岩当他和林钢的联络员。吉海岩常常去林钢，回来向张敬怀请示汇报，有什么指示，又及时向卜奎传达。这是张敬怀的试点单位。他想在林钢摸出一套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经验。
在农业方面，因为有了行之有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暂时没有花费更多精力。
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如果按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算，在全国各省市，从排名第十五位，已经上升到第十位了。
这天，张敬怀刚刚到办公室，吉秘书就向他报告，说是张主任病危。
张环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省委一名副书记。他是60年代初期调到本省工作的。在抗日战争时，他曾经是省委书记杨同理的上级，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他比杨同理反而低了一级。当时，张环友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在一支队伍或一个团体中，占什么位置，是由各种历史的、客观的、个人的、偶然或必然等诸多因素综合而形成的，这既由不得他杨同理，也不是张环友自己能够决定的，但是，张环友一直心理不平衡，长期和一把手闹不团结，住在医院不上班。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建立省革委会的时候，根据“三结合”原则，必须结合一个老干部“进革”。当时，在结合老干部方面，在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凡是“亮”了观点，当然都要结合支持自己这一派的老干部“进革”。
张环友成了当时两派都能接受的“中间人物”。一拍即合，“支左”的解放军代表也没有疑义。两派便达成了协议。张环友便成了代表老干部的新生“红色政权”的一名副主任。张主任“进革”之后，因为他也是“三八式”的老干部，一看那么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老战友被打倒，“同病相怜”吧，对老干部没有执行那一套极左路线，一上台，反而落实了一些干部政策，因此得到一些好评。“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当了一段副主任，省委重新建立，接着恢复了副书记职务。比之文化大革命前，不升不降。
去年末，在干部体检时，发现他患了肠癌。张敬怀曾经去医院看过他两回，至今，他已经在医院痛苦地折磨了半年了。
张敬怀听了吉秘书的报告，立即说：“明天上午我去医院看他。”
吉秘书看着日程安排，说：“明天上午八点常委开会。”吉秘书的意思是：张书记已经到医院看过他两次了，现在是不是可以不去。
张敬怀说：“常委会推迟一小时。”
第二天，吉秘书陪着张敬怀到了医院高干病房。一进屋，见张环友在病床上拚命挣扎着，痛苦地大叫着说：“你们让我死吧！让我死吧！”
他的两个儿子加上老伴，死死地按着他的身子。他满脸是血，好像是忍受不了痛苦，是往墙上撞头撞破的。他的小女儿在旁边恐怖地看着老爸被扭曲的脸。
他们一见张敬怀来探望，忙向医生说：“这是省委张敬怀书记。”
医生当然认得张书记。
张敬怀走到病床前，俯下身子问：“老张，我来看你了……”
张环友仍然挣扎着大叫：“你们让我死吧！让我死吧！”
吉秘书问医生：“是不是给他打一针止痛？”
医生有点迟疑：“现在越打剂量越大，越来越不起作用。”但还是示意护士给张环友注射了一针杜冷丁。
张环友渐渐安静下来，见张敬怀在身边站着，苦笑了一下，说：“张书记，你们不要来看我了，看了会难受。……他们就是不让我死。这难道是让人天天受罪的’ 人道主义‘ 吗？何苦呢？”
张敬怀抚摸着他如柴的手，说：“会好的，会好的。”
张环友说：“你不要安慰我了。我知道，癌症到了晚期，神仙也没有办法。”
“不对。”张敬怀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那样的岁月，我们都过来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张环友说：“那不一样，那是对敌人，这是身上的病……”他喘息了一会继续说“张书记，在文化大革命’ 建革‘ 时，你们都被打倒了，只有我进了’ 革‘ ，我现在问你，也是向组织上表示，我有错误。可是，我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我没有参加’ 四人帮‘ 迫害老干部……”
“知道，知道。”
“可是，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的耻辱。”
张敬怀替他排解说：“那是当时形势决定的。我们都客观地想一想，他老人家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运动，当时他们请你出来，你不出来也过不了关。”
“你和省委如果有这个看法，我就可以瞑目了。”张环友轻轻闭了一会眼睛，又睁开：“我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让医生给我打一管毒针，医生不肯，省委能做个决定，不让我继续受罪，好吗？”
张敬怀摇了摇头：“别那么想，既来之，则安之。会好的，会好的……”
“别安慰我了……”
张敬怀又握了握张环友的手，告别出来。医生知道他目前是省委一把手，也跟在他身后，出了门，医生悄悄说：“张书记，张主任恐怕过不了这月底了，准备后事吧。”
张敬怀问：“你们给家属说了吗？”
医生说：“告诉了。”
张敬怀已经不是第一次看望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病人了。每次都给他以强烈的刺激，总是想：哪一天会轮上我呀。如果我得了这种病，一定得设法安乐死。
还有一点他很感谢张环友：那就是他刚刚从监狱放出来，他的“问题”还没有一个说法，正在走投无路时，到了省革委会，当时张环友不仅没有歧视他，对他反而很亲切，给他批了条子，补发了工资。张敬怀每每想起这一段事，就十分感动。
张敬怀吩咐吉秘书：“回去你告诉办公厅，准备张主任的后事。”
实际上，张环友的生命之油并没有熬到月底，而是张敬怀在看过他的第三天就去世了。
过了一个星期，在安排次日张敬怀工作日程的时候，吉秘书问：“明天张环友书记的追悼会，你去不去？上午九点半。”
本来“治丧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向遗体告别计划。可是在写“生平事迹”的时候，和家属发生了争执。家属一定要写上“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起草悼词的和治丧委员会的同志都不同意。原因是他在“红色政权”中当过“副主任”，虽然大清查时，没有清查出什么大问题，可是他也还是没有经得起考验，算不得“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不写上这一句，家属就不同意火化。争执了一天，问题拿到张敬怀那里。张敬怀说：“从一九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