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人是个中年妇女，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她在烤糕点。烤炉调皮捣蛋，竟烤糊了，这使制作糕点的女主人失去了自制。
“唉，又是因为这个蠢炉子赶不及……”她自言自语地说，用责怪的目光看着一个浅褐色的烤饼。“娜塔莎回来，只好等着……”
柳德米拉·鲍里索芙娜·那依琴柯，正是她在这个早晨烤糕点。她和大多数单身中年妇女一样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毫不奇怪，退休两年了，家里没有人，丈夫惨死后惟一的女儿是她的全部生命，女儿有时上学，有时在院子里和女朋友们一起……
柳德米拉·鲍里索芙娜对娜塔莎很满意。女孩子很聪明，一点儿不会于蠢事，尽管这是个淫乱的时代。确实有几次想和她说说某个“她喜欢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又不想说了，做母亲的思谋着不想重新开始这种谈话。
一年半以前，娜塔莎的廖沙伯伯从科雷姆来了以后，确实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盗贼来偷盗，又有狂妄的人辱骂……大概这些事都间接和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有关系，但是，柳德米拉·鲍里索芙娜根本连想都不愿去想。一切都会如意的，假如不是阿历克赛，她和女儿大概已经蹬腿死了，莫斯科现在物价多贵呀，要活下去太不容易，何况女孩子不断长大，会需要各种衣服……中学毕业后还要去个什么地方学习。一切都是阿历克赛帮的忙，上帝保佑他健康长寿。
娜塔莎母亲的沉思被门铃声打断了。女主人擦了擦前额，放下烤糊的饼子走去开门。
“谁呀？”
“电话站。”
柳德米拉·鲍里索芙娜在监视镜看了看，门外站着两个人。
一个人手里捧着旧手提箱，像电工模样，这好像间接证实不认识的人确实是电话站的。
她打开门，让开一步。
“对不起，我家没有叫什么人……”
“您家电话是合用线路，邻居抱怨说很久时间不能打电话。”
拿电工手提箱的人把手放在胸前表示歉意，“我们只检查一下就完事。十来分钟，不会再多。您家电话在哪里？”
柳德米拉·鲍里索芙娜关上门，带客人走进客厅。
“请吧……”
一个电话工人拿起旧电话机，不知为什么把它切断了，另一个电工突然转到柳德米拉·鲍里索芙娜背后，这个动作显得可疑。女主人本能地转过身来。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一根细绳勒住她的脖子，女主人拼命地叫起来，拉扯了几下，瘫软下来。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利索，一个多余的动作也没有，看来“电讯工人”已经进行过不止一次类似的访问了。
“快点，五分钟后离开……”杀手哑着嗓子说，他的同伙认真地打开手提箱。
拿出一筒打火机用的汽油，插进一根自制的捻子，咔嚓点燃了火柴。
“走吧……”
无论是他还是同伙，自然都不会看见十分钟后在熊熊燃烧的窗户下聚集了惊慌失措的人群，也不会看到消防车嘶鸣而来……消防队员打开消防水龙带嘴子，升高消防梯……
这时“电工”早已走远了。
神秘特工
沉重而别具风格的红木办公桌占据了办公室空间的一半，桌子上铺着墨绿色呢绒。桌上放着电传机、几部电话机，装饰板上镶着不复存在的苏联国徽的政府“转盘”、电脑、打印机、调制解调器、沉重的青铜墨水池、吸墨器。剩余的空间放着不显眼但昂贵而舒适的家具、书柜。主要家具是办公桌，既定又长，很是不自然，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谢列梅捷夫机场的跑道。这样威严的办公桌，只有克里姆林宫的高官才有。
首长座位上端坐着一个俄罗斯高层政治机关、直接靠近权力的机构和俄罗斯总统座下安全委员会等狭小圈子里闻名的人，人称为检察官。俄罗斯平民百姓普通纳税人未必能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因为在正式的报道中几乎从不提到他，电视屏幕上也从见不到他。他担任的职务非常重要，甚至最有影响的机关也宁肯不指名提到（即使提到，也只是小声在厕所提起名字）。不过，人们也怕无缘无故提及检察官主管的工作，机关坐落在克里姆林宫第十四号楼，也就是不久前有特权的“老九”（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总局）所在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改组为俄罗斯总统安全事务委员会时才由此迁至瓦尔瓦尔卡街五号。
对类似检察官那样的人，用“主人”这个字眼没有更合适的了。而这不仅仅是由于官置办公室的正规豪华和坚固，不仅仅是由于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办公室主人的整个外表都证实他属于地道的首长群体，这个群体通常都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瓦尔瓦尔卡、卢比扬卡、白宫……
他高高的个子，运动员般匀称的身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要知道检察官已经五十出头。在松弛的面孔上嘴唇时常瘪起，带着一副和已故安德罗波夫一样的老式金丝边眼镜。守旧式样做工考究的外衣和雪白薄衬衣，却配上一条轻优花色的领带。冷峻的蓝眼睛，目光带着讽刺而又锐利，恐怕连X 光也赶不上。有这种目光的人不会是商人，不会是银行家，不会是大学教授，也不会是神经外科医师。大外交家、特工将军、秘密勋章的最高获得者，简单地说，主人，这就是脑中想到的人物。
其实，这的确是主人，不仅是办公室的主人，还是主宰许多人命运的主人，沿着无数渠道流到这里的各种各样情报的主人……一句话，生活的真正主人，不过不是那种时兴的漫不经心摆弄手机天线的“新俄罗斯人”，不是大量笑话的主角，而是真正的地道的主人，是那些始终站在幕后的人。像检察官这样的人，通常巧妙地操纵别人，从不肯暴露自己真正的角色。
坐在“奔驰600”上的傀儡，必定穿深红色外套，脖子上带着金项链，竭力装扮出大人物的模样。就算是沙皇吧！这不是硬充的，木偶戏演员令人觉察不到地牵着线。让它只扮演站在傀儡后面的人需要的有用的角色。技艺越精，牵线动作越觉察不到。现在傀儡不会怀疑有牵线存在。连到这个办公室的这种牵线，有许许多多……不只来自工业集团，不只来自经济政治集团，不只来自电视报刊集团，还来自俄罗斯的最高层的刑事犯罪团伙。
木偶戏演员常常比初次看来要复杂得多。牵线可不是玩耍，因为线头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无数根牵线，牵线会不可思议地搅乱，往往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牵动一根线，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
看来这一次也是这样。办公室的主人时而推开纸张，神经质地眯着眼抽烟，随便在烟灰缸外面抖动烟卷。这是非常激动的迹象。
在担忧什么……
十天前，检察官去过华沙，在那里和科通谈过话，科通从俄罗斯到波兰视察。他很了解这个人，几乎完全依赖这位合伙人，再说那依琴柯非常感激他检察官本人。罪犯团伙头子在这场木偶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负责监管俄罗斯最高层政治经济贵族们利用名叫“俄罗斯性亢进剂”的新型麻醉剂秘密周转的金钱，这个名称是他向首领经常提到的说法。当然啦，检察官由于自己的地位，知道的情况比科通多得多，他确切知道负责生产“俄罗斯性亢进剂”的人，他十分了解波兰特工机关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检察官知道很多事情，了解什么时候该技哪根牵线，了解哪个木偶在什么时刻应该退出舞台，还知道哪些新木偶应该登台……
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说明牵线已成一团乱麻，甚至从这里——克里姆林宫也无法解开。
那依琴柯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手下的人被打散了，而金钱，几亿美元现款没有任何文据（同意在麻醉剂上投资美元多么疯狂？），消失得无处查询，其实对这种形势应当有准备的。此外，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现在受骗的投资者们自然都听到了风声，他们作为当权者最需要的不会是科通。从他这个纹身的大盗身上能得到什么呢？人们最需要检察官，他的作用是盗贼头子正确认识的“从克里姆林宫监视”。去查问谁呢，在无论哪里也不会有的新麻醉剂生产投资者名单中，有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姓氏每天出现在政府上报的正式报导和电视机屏幕中，有些人还在普及直接电砚广播中有正式的“木偶”地位。
现在该好好想想……
办公室主人从桌子旁站起身，走近窗口，活动活动因久坐而麻木的双腿，拉起百叶窗。早晨深不可测的蓝色天空奇异地陪衬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棕褐色的砖墙……据说，这些砖墙曾经是白色的，只是后来才变成深色的。大概是克里姆林宫里流淌的鲜血染成的。
戴金框眼镜的人久久望着空中的某个地方，似乎想看到哪根牵线可以摆脱困境，找到惟一正确的答案。他取下眼镜，用雪白的手帕擦拭镜片，在手中转来转去……
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室的寂静中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虽然在飞机场似的桌子上有很多很多电话机，检察官根据响声正确无误地确定需要接听的机子。
“喂，是吗？……什么？……怎么失踪的？……去向呢？……”
看来得到的消息终于使他失去自制力。“有两具尸体？……什么警察？……还有谁知道？……”
检察官听完下属的报告，把听筒放到机座上，伸手又去拿香烟，可能已经是今天早晨的第十根烟了。他吸了很长时间的烟，权力克制激动的情绪。最后房间里笼罩着浓浓的蓝烟，他靠在高高的皮椅背上，合上双眼，沉思起来……
他方才得到的消息把线完全搅成一团。那天夜里娜塔里娅·那依琴柯在可疑的状况下受到劫持。她是科通惟一珍视的人。
两年前已经发生过这种事。首领侥幸顺利地逃避过去。可是现在呢，究竟是谁干的，为了什么？
戴金框眼镜的人嚼起了烟卷的过滤嘴，这个时候检察官的脸上露出十分紧张的神情。
毫无疑问，一连串劫持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那依琴柯年少的侄女，和“俄罗斯性亢进剂”有直接联系。当然也就直接关系到从洛斯托克的俄波“塔依尔”公司办事处消失的几亿美元现款。
这一次是什么人劫持的？
为了什么？
什么原因了不过，问题不只是年幼的侄女娜塔莎·那依琴柯，她注定只是个走过场的小木偶。
事件的内幕可以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决定巧妙地把他，也就是检察官换下来。那个把金钱投入“俄罗斯性亢进剂”的克里姆林宫机构，他们是朋友吗？未必是？是一些暂时的同盟者，更确切地说是合伙人……
把金钱投入企业，然后由于强制的“决定”而被没收了（检察官还不了解突袭“塔依尔”公司的过程），又返回莫斯科。金钱仿佛没有了，消失蒸发了。他“由克里姆林宫监管”的人被逼到绝境，承担一切事件的后果。
检察官认真思考了一下，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个过程过于庞大，它搅和进来的人太多、也就是说，多余的见证人太多，何况还要把波兰特工机关搅和进来，事情实在太微妙了。再有年幼的娜塔莎未必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要劫持她？这只能是对科通施加压力。而他一般会从这种牌局里退出……还说什么有利可图，一美元投资可得到五百美元纯利润，玩这种冒险的游戏绝对不合算。
因此，合伙投资人与此无关。
按第二种说法，波兰特工机构决定自己来玩牌。表面看来，他们消灭马尔基尼亚的工厂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似乎使波兰摆脱了麻醉品发源地，还一下子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几亿美元。不过，更进一步推敲时，这种说法也经不起评判，在类似情况下的行动超越了反毒斗争一次打击的范围，迷雾中好像会浮现出国际大丑闻的轮廓。波兰特工机关的领导人当然不是国际阴谋的新手，也懂得显而易见的道理。还有，科通在这次的摊牌中完全是另一家手中的牌。波兰人在俄罗斯首都干这件无法无天的事，会吗？
第三种说法是，负责“俄罗斯性亢进剂”生产的人（不是什么不知名小人物，是“酒保”扎沃德诺依），企业的真正头子想在莫斯科牺牲小的（马尔基尼亚实验性生产），换取更大的收益。比如，优秀的象棋手常常最初几步棋牺牲重要的棋子换取速度。劫持年幼的侄女，可以使长久的敌人科通短期就范，只有赶紧去做……
检察官看着黑色的胶木电话机，漫不经心地用铅笔敲着桌子，第三种说法看来很接近事实。“俄罗斯性亢进剂”计划的组织者是个名副其实的对手，残忍、聪明、工于心计而果敢。他受到几亿美元现款的诱惑，但是有一件事没有顾及，投资这个计划的不是普通手头百姓，不是一些开着“MMM ”公司或“梯别特”公司的人们，而是克里姆林宫的高官，是实质上代表国家的人物。和整个国家机器敌对，连魔鬼也不愿干。
还剩下一种说法，第四种也许（暂时）是最后一种说法。钱可能在科通手中。弄不懂的是，罪犯团伙的头子用什么方法紧密联络上华沙安全机关比亚西别卡……可是事情牵涉到好几百万美元，为什么不会接触呢？把克里姆林宫投资者的款项裁截下来，注入到应分的四分之一大仓中去（按盗贼他们的概念，只有毫无疑义的加号，“国家分派”），然后迅速消失，像大风吹走沙子一样，到某个气候温和而移民自由的高度贫困的拉美国家存身。为了彻底混淆视线，在取得想要的金钱后需要仿造劫持自己侄女的事件。这确实不完全像科通。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盗贼和现代匪徒不同，要思索百次，权衡百次，然后再组织行动，杀死她的两个毫不相干的同学。可是，要知道这是最后一次……
为什么不呢？
可能还会有第五种、第六种说法……
常会遇到一些“木偶”扮演重要角色时会混淆角色，使剧情走样，完全忽略导演的意图……
牵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