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我尝试使用文学来表达我对传统文化症结的认识与发现。我采用辫子、小脚和阴阳八卦，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指封建文化的顽根性、自我束缚力和封闭性自我循环的文化黑箱的一种意象来写。我之所以没有像鲁迅那样把这些文化特征转变一种人物性格，是因为，只要我往这方面一想，马上就觉得自己成了鲁迅的仿制品。能被人模仿是杰出的，叫人无法模仿才是一种伟大和独有的创造。写到这里，即刻停笔，真怕我也把我敬重的人神化。
终结〃文革〃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画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革〃经历者——即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原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作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历史的图景一页一页无情地翻过。不管它繁花似锦，还是鲜血淋淋。变幻无穷是历史也是生活的本质。但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甚至死于非命的人们，注定只是一种可怜的牺牲品吗？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而曾经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迷辄由于〃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前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的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进行彻底的清除。尤其是20世纪的80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剥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作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1986年至1996年，即从〃文革〃结束十年到二十年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21世纪新的一代读者。
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
我为什么写作？
其实我能干许多种事，干得都不错。干这些事时我都轻松快活，如果我挑一样干，保管能成行家里手。所以我说，我写作并非自愿，而是出于无奈。我还想说，写作是人生最苦的事之一。
在我没动过稿纸和钢笔时，我专业从事绘画。可是不久〃文革〃覆盖了整个中国；那时全国人在受难，我也受难。时时感到别人的泪别人的血滴在我心上。有时我的心承受不了，就挥笔画画，拿如梦的山如烟的树如歌的溪水抚慰自己。渐渐我觉得自己熟悉的这种画画的方式非常无力和非常有限。现在明白了，当时我所需要的是清醒，并不是迷醉。心里消化不了的东西必须释放出来才得以安宁。有一次我悄悄写一个故事，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因而酿成悲剧而深深忏悔。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我由于去安慰他而直接感受到他的矛盾、悔恨与良心难安之痛。尤其我也是个〃狗崽子〃，处境和他一样，同病相怜，我写他其实也是写自己。这小说的原稿我早已烧掉，因为这种文字会给我带来牢狱之灾乃至家破人亡，但我头一次尝到写作时全部身心颤动抖动冲动时的快感，感受到写作是一种自我震撼，发现到只有写作的方式才最适合自己的内心要求。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写作不开端于一部什么处女作，什么成功，甚至什么〃一鸣惊人〃，而开端于自己被幽闭被困扰被抑制的内心的出路。有如钻出笼的鸟儿的无限畅快，有如奔泻的江口的无比酣畅。
这便是我写作的一个缘起。十年里，我的写作完全是在绝密的空间里，一边写，一边把写好的东西埋藏起来；有时不放心自己，还要找出来重新再藏。愈是自己埋藏的地方，愈觉得容易被人发现。我写作是决不想当作家的，因为那时作家们都在过着囚徒的生活；也更不可能有赚一点稿费的念头，如果将这些东西公布出去，就相当于自杀。可是就这样，我却感受到了写作的真谛，和它无比神圣的意义。
写作来自于沉重的心，写作是心的出路。
现在，有时我也会问自己，什么时候搁笔不再写了？
我想，除非我的心平静了。它只要还有一点点不安，就非写不可。
我前边说，我什么都能干。其实不对，其实我很笨，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方式更能倾尽我的心。
写作的自由
在谈论这个关乎文学的生命的题目之前，按照小说家的习惯，我先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绝非虚构，而是我自己。
在写作之前，我从事绘画。那时我读过大量的书，但从未想过进入文学。我对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现心灵。但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愿望的只能是命运。
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我的一切——从现实到理想全部被摧毁。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发生恶性的骤变。我不能再画画，因为那时任何个性的艺术活动，都会成为飞来横祸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谈论的题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年深冬的一天，一个大风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门。原来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文革〃开始后，他在牛棚里被关了半年，昨天才放出来；他的脑袋像干瘪下来的果子，完全变了模样。在这半年里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学生。天天逼他交待〃反动思想〃，拷打用刑自不必说，最残酷的一招是监视他的梦话。由于那些整他最厉害的几个学生偏偏都是平日与他最贴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他们每天夜里轮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着后将梦话记录下来，白天再追问这些不知所云的梦话的〃反动动机〃。搞得他不敢睡觉，最后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身体彻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里的烟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极。忽然他瞪红的眼穿透浓浓的烟雾直视着我说：
〃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如果总这样下去不变，等咱们都死了，还不是靠着后来的作家瞎编？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写下来？当然这么干太危险，万一被发现就要掉脑袋，可是这对于将来的人总有意义……〃
就这样，我拿起笔开始了我的写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现实、把周围的人的故事如实地记下来。当然我必须绝对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这些会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块上，然后藏起来。比如砖底、墙缝、烟囱孔、衣柜的夹板等等自认为隐蔽的地方。或者一张张用糨糊粘起来，外边贴上毛主席的语录或〃文革〃宣传画挂在墙上。但藏东西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这些地方最不可靠。于是，在这些年里，我一边写一边把藏起来的纸块找出来再藏。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被枪毙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因为秘密地写了一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小说。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后将那些埋藏在各处的纸块尽可能地找出来，撕成碎末，在厕所里冲掉。只将极少最重要的用油纸包好，塞进自行车的车管里。此后我开始又担心我的车丢掉。
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中国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废墟时，我竟发现不少那次没有处理干净的纸块，正当我害怕别人也会发现这种可怕的纸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你们一定认为我会说，我从此写作自由了。我要说的恰恰不是这个。我要从这里谈谈我对写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经历有点奇特。因为我是在写作自由等于零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不但没有读者，反而像犯罪那样怕被人看到。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纪德，安德烈叶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