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所谓客观环境，还牵涉到人与客观环境的对应关系。“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药的功能虽然都是能让手不皴裂，却因为对客观环境的处理不同，而产生了迥然相异的结果。这，就显示了目的与工具之间关系的诡谲性与不确定性。
目的的自我完成与体现
041。目的的自我完成与体现
既然工具与目的之间有这么诡谲与不确定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换个思考方式呢？
“工具—目的”是不确定的诡谲关系，所以，可确定的便不能联系着工具而说，只能扣住目的来谈，是目的的自我完成或自我体现。此话怎讲？
首先我们可以看，我们一个人的五官四肢无不有用。唯一“无用”者，就是头脑。可是，头脑不为其他目的服务，它只在思考。思考是头脑的目的，可是，也是它的功能：藉着思考，它可以指挥一切工具性作用的五官四肢，完成任何功能。它无用，因为你无法具体指出它有什么用。思考本是抽象的，然而，它却能完成一切用。这便是目的自我完成的无用之用。世人仅知有用之用，却不知道尚有此无用之用。故耳目之用、声色之娱，日渐多于头脑的思考，说起来也是很可怜的！
因此，我们若遇到有人问我们学文学有什么用时，我们应该反问他：“你活着有什么用？”显然，人之生存，必须吃饭，却不是用来吃饭的。所以，吃饭找职业不能作为人生的目的。同理，文史艺术亦不能用来吃饭，因吃饭本非目的也。今人之错误，即在以非目的者为目的。譬如，人生而有情欲，所以必须有性生活，世人却误以为性交即是人生的目的。这就是错把非目的者视为目的，渐渐至于本来不为成就这些假目的的物事（例如，研究文史艺术本来不是为着谋职），也用能不能完成这些假目的来做批评的标准，认为学文学艺术的人找不到工作，所以，文史艺术没有用。
其实，以非目的者为目的，而又追求完成此伪目的的工具与技术，所获得的最多只是第二级的工具或伪工具。它所达成的是伪目的，所以，工具本身也是假的，不是真正的工具，没有工具的价值，也缺乏“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不但是非理性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伪意义的存在。我们讨厌它，就像伪君子比真小人更让人憎恶一样。
目的之自我体现者，与此不同，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例如思考，思考的价值不在于能想出个什么道理，思考也不保证能够获得真理，思考更不能为其他的理由服务、受任何外在的事物控制，思考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探求与构筑，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而所谓意义，又不是外在地有一个目的，思考完成了它，所以有意义。思考本身的活动，即具显、创造了这个意义。像文学，文学作品的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已经自我体现了的价值。一幅画，不能吃，不能卖钱，作者也死了，可是，画本身仍然能够具显为一“艺术”。所以，艺术本身即是自我体现的目的，非任何其他目的的工具。袁枚说得好：“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无用也。若夫比事之科条、薪米之杂记，其有用更百倍于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业及之者何也？”（《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答友人论文第二书》）若求有用，账簿确实比文学有用多了，可惜文学只具显其本身为文学，并不为了记账。
唯有这种目的之自我体现者，才能成就各种工具性功能。例如，一幅画可以有教化群众、提升人性、卖钱等各种用途，可是，这些用途都必须建立在“它是一件艺术品”之上。惟其因为它是一件艺术品，所以，才能够有这许多功能，却不是因为它有这些功能，所以它是艺术品。这个分际必须掌握。
像文学，文学不能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外在的目的而作，否则，便成了政治宣传、道德讲义、经济论述或商业广告之类。但是，假若我们能够真的完成一篇文学创作，却可以有美感、道德、政治、经济等各种功能。东坡曾说过：“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文集后集》卷十四《答谢民师书》）一篇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确实非常不容易，但若完成了，那真是不可胜用啊！我们看古今文学名著，主政者因之以借鉴，道德家用之以说理，社会革命者借之以鼓吹风气……一切价值与功用，均因它是一篇文学作品而得以完成。
这里说的文学作品，当然是指好的、具备文学价值的作品。因为若不能具有文学价值，则顶多只能称为印刷品，而不宜遽称之为文学作品。这，其实也就是这种目的之自我完成者的困难所在：它必须了解，如若无法完成自我的目的与价值，那么不但它本身一点儿价值也没有，更甭谈造就什么其他功能了。艺术创作的尊贵与艰难，便在于此。“艺术，否则就是垃圾。”克罗齐曾如是说！
认清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帮助，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艺术家、思想家非人人可做，也不必人人都做。若非天资颖异，在直觉的解悟或架构的思辨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多半无法胜任这么艰巨的工程；若不是经过了慎重的肯定与坚持，经历了对自我严格的锻炼与挑战，也必将无力从事这样高贵的创造性活动。在一个社会里，技术人员可以训练，工具人才容易培养。可是，一个民族，要有多少的酝酿与机缘，方能成就一位具有真正创造性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这些创造性的人物，乃是人类能够超越生物性存在及工具性功能的典范。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们就不敢保证人能比禽兽更优秀了。所以，那是人类最珍贵的资产，不常有的。
正因为如此，故从事于这类创造性活动的人不宜妄自菲薄，他们必须有超乎一切现实及工具技术性的考虑，独行孤往，以大智慧大悲愿去进行最艰苦严苛的探索，以成就文学艺术为唯一宗旨。至于一般人，或是头脑还停留在“现实人”的阶段，或是缺乏这种坚持的力量，或者根本就是一位钝根，那么，他也应该安分地担任工具人的角色，勿妄想涉足文学艺术的创造。
世人每不解此义，误以为文学或艺术人人可为，只有专门技术才要学习。于是，仅有一技之长的专家技士便常藐视无用的文人，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这种虚妄的气焰固然很不合理，但却非常合乎人性。因为自卑必常表现为自大，内在恇怯的群众为了安慰自己，证明自己活着还有点儿意义，即不能不对创造性的少数人怀抱攻击性的敌意，形成“群众暴力”或“专业化的野蛮情态”，蛮横地要求以工具性作用当做人生的价值，并不断质疑：文学有什么用？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042。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其实，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本身的“无用”。它不能成为任何目的工具。一般人虽无缘成为文学家或艺术家，但在生活里，还是要听听音乐，屋子里还是要挂几幅画、插一盆花，为什么？你当然可以说这都只不过是一些装饰，但人生为什么需要这些装饰呢？装饰又何以要用花、用音乐？墙壁上挂点儿钞票不也是很好的装饰吗？可见文学与艺术乃是人内在的需要，他虽不能在创造性的活动中体现文学或艺术，可是，唯有接近它，才能获得内在的自由与舒适。只有在这“无用”的世界里，人才能解除有关目的与机械的功利反应，让自己从工具人的身份中解放出来，不再是一架机器里的螺丝钉，而是他自己：在主体之内得到自由。
既然艺术之美的观照恒能显出精神主体的自由，那么，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因为无用所以能成就一切用，也就很容易明白了：读者面对文学作品，整个精神主体因透过文学作品而玲珑活络、自由自得，“于此涵咏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鹤林玉露》卷八）心中鸢飞鱼跃，作品亦就可以各随此心之感发，而呈现不同的作用，可以是纯景物的描述，也可以是含有道德意味的语言，更可以是讽喻政治的借鉴。故曰：“诗，可以兴！”
关键词
群众暴力
指以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进行压迫，形成一种集体性、驱服性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包括言语、言论、动作与肢体。
第十三章 文学的功能（下）
关于文学的功用，如果纯粹从“破妄显真”的讲法上说，那么，就像上文我们所强调的，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无用，而且因为它无用所以能具显一切用。这样讲，也就可以了。但为什么无用者能具显一切用呢？既具显一切用，岂不也就是有用了吗？何以又仍说是无用？这个用跟那个用有什么分别吗？
这些疑问，才真正触及了有关文学的功能这个问题的核心。因为，历来的研究者，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夹缠不清、争辩不休，主要的原因，大多是对于用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没有搞清楚。
043。功用的层次与性质
譬如，说文学没有用的人，想必不会否认他自己在看戏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动流泪。感动流泪或欢欣畅愉，难道不是文学与艺术对心理的感应效果吗？看了戏而觉得那个坏人好可恶，难道不是艺术对道德的功能吗？再说，因为看一出戏，使我们知道了一桩故事，了解了一些从前不清楚的风土人情和各种事物，对我们的知识不也有了帮助吗？戏里面的气氛、情调或景观，引起我们的欢喜，对我们审美的感受岂不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吗？这些，到底算不算是文学艺术有用的例证呢？
于是，鄙夷文学、坚持文学没有用的人，就必须对他自己的说法稍微做点儿厘清和界定了。他们会说，哦，当然，文学与艺术在这些方面也总会有点儿用处。可是，在实际上呢？它能换到面包吗？它对政治社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吗？能不能富国强兵、制造核弹或让人赚大钱？文学艺术毕竟不能当饭吃，人拼命赚钱弄饭吃都来不及了，谁会有闲情逸致去搞什么文学？所以，文学最多，即使有用也只能作为人生的甜点，是吃饱喝足了以后的奢侈品或装饰品！
这种说法，显然不是说文学没有用，而只是说文学没有经济上或政治上立刻而具体的功效，而且，也不像科技那样有用。
换句话说，所谓“用”，有很多不同的性质，有经济之用、道德之用、政治之用、美感之用、客观知识之用，等等。眼睛只看得见经济或政治之用，而完全不把道德或美感之用看在眼里，固然显得鲁莽无知；纯粹站在美感的立场，宣称文学甚有实用价值，也有点儿不了解所谓用的性质和种类。但历史上因糊涂与鲁莽而激生的争议，实在太多了。关于文学是否有用的争讼，仅是其中一例而已。因此，他们当然常会各说各话：一个说文学很有用，而所谓用是指美感之用；一个说文学一点儿用也没有，而所谓的用却是指经济之用。
像这样双方各说各话的争论，毫无意义，无须浪费我们的精神去讨论。我们所要谈的，是针对文学在政治、道德、美感等方面产生功能的争执。
文学的体与用
044。文学在政治、道德上的功能
最早，《诗大序》就说：“故正得失，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表彰诗歌的道德功能，可谓淋漓尽致了，后世谈论文学之道德功能者，大抵不出其范围。如果文学确实有这些道德功能，那么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上，当然会对政治形成正面的助益。所以，这种道德功能也常被视为政治功能的一种，例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就说：“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
这样形成的政治功效，固然比具体或技术性的政策措施改革更为根本，但就诗与政治的关联上说，则较为间接。
文学在政治上直接的用处大约有两种。一是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应对会聘及使臣来往的赋诗，这可以替国家及个人争取到利益和光荣，所以《论语·子路》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二就是借诗歌来批评政治，促使政治有所改革。相传周代有采诗之官，负责收集各地歌谣，让主政者作为施政的参考，故《诗大序》云：“……下以风刺上，主文为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汉朝以后，解释《诗经》的人，尤其喜欢从这一点来发挥，诗歌也就成为政论了。推而广之，像章表、奏启、议对这一类文学体制，根本也就是讨论政治事务的。
就文学的道德功能及因道德功能而形成的政治功效而言，历代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对它真是深情款款、恋恋不舍。在我国，早如汉人之讽谏，以《诗经》当谏书。到唐朝，韩愈主张“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白居易高吟：“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而宋人则更是极力宣扬“文以载道”的观念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对充满道德意涵的文以载道说，避之若浼，生怕会因载道而断送了艺术自存的独立性。但在另一方面，文学的社会意识又极度高涨，如白居易那样“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作家和作品，比比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