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素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
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无怪大
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
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
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
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渐渐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
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
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
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在这狂欢的气氛里，唯有乔纳生孤单单站着，充满了鄙夷和愤恨。乔纳生也是个华侨同
学，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绺头发垂在
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的便是他
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
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
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