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朱延年莫名其妙地笑着说。
徐义德不愿意说出内心的恐惧，定了定神，若无其事地说：
“没啥。”
“我在这里等公共汽车，远远看见你从接待室出来，叫你好半天，你听不见。我就走过来找你了。”
“你也来送坦白书的？”
“五反运动吗，就是要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低头，过去我们一向是朝南坐的，这次要朝北坐一下，找几件事体坦白坦白，应应景，低低头，就过关了。”
“你还那么轻松，这次运动和过去不能比，听说单是职工的检举信，增产节约委员会就收到三十万封呢，来势很凶！老弟，你要小心点。”
朱延年不了解三十万封检举信的内容，但装出好像知道的神情，摆出蛮不在乎的样子，轻轻一笑：
“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宣传攻势，职工哪能晓得那许多？检举的还不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一件芝麻大的小事要写好几封检举信，凑起来当然有三十万封。这样的检举信，要一百万封也不难。姊夫，你要笃定泰山，不要上共产党宣传攻势的当，打仗就要心定。”
“这一仗稳是我们输的，只要不惨败，就是上上大吉。老弟，不管哪能讲，这次运动来势凶啊……”
“算它是台风吧，刮过去也就没事了。”朱延年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徐义德，“你得到星二聚餐会的通知吗？今天晚上七点在思南路老地方聚一聚。”
“现在还聚餐？”
“唔，我早一会在店里得到通知，说无论如何要去，好像有要紧的事。”
“我今天没有到总管理处去，还不晓得。”
“去听听行情，领领市面。”朱延年怂恿他去。
他无可无不可地应道：“去去也可以。”
朱延年高兴地巴结道：
“现在快一点了，吃饭去，我请你，你看是吃中菜还是西菜？”
徐义德想起早一会给林宛芝打电话的哭声，怕出事，得赶快回家。他没有心思和朱延年一道去吃饭，说：
“我还有点事。晚上碰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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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太阳的余辉照在绿茵茵的地毯一般的草地上，在草地上的北面有一个大金鱼池，池子当中站着一个石雕的裸体的女神像，她的左手托着一个花瓶，从花瓶里喷出八尺来高的水柱，一到上空就四散开去，雨点子似的落在池子里。四五寸长的“珍珠鳞”、“蓝丹凤”、“望天球”和各色各样的金鱼在雨点子下面愉快地游来游去。
在金鱼池后边是一排葡萄藤架子。架子下面两旁放着四张绿色的长靠背椅子，都坐满了人。晌晚的微风徐徐吹来，吹得人们的脸上有点凉丝丝的，但并不冷，反而使人感到清醒和爽快。宋其文给风一吹，心里尤其舒畅，他一个人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
“陈市长的报告实在太好了，实在太好了：又诚恳，又坦白，又严厉，又宽大，又具体，又明确，五反就是五反，你看，多么明确！把我们工商界分为五类，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超过工商业总户数百分之五，这个办法实在是公平合理仁至义尽了。我听了报告以后，心中好像放下一块大石头。陈市长这样宣布开始五反运动，人心定了。三月二十五号那天的《解放日报》，我整整看了一天，看完了就舍不得丢掉，放在口袋里，没事的辰光，我就拿出来看看。”
宋其文从口袋里把刊登陈市长五反运动报告的那天《解放日报》拿出来给大家看，证实他的话句句是真的。“这也是陈市长厉害的地方。”唐仲笙说，“陈市长不但把上海十六万三千四百户工商业分成五类，而且把各类的百分比也大体做了估计：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基本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估计大约占工商业总户数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时，又放宽尺度，违法所得虽在一千万元以上，要是彻底坦白，真诚悔过，积极检举立功的，也算做基本守法户。这么一来，陈市长就把我们工商界的人心争取过去了，然后集中力量，对剩下来的百分之五进行工作。这百分之五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在工商界就孤立了。这是陈市长的战略：团结绝大多数，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主要方面。”
潘信诚点点头，觉得唐仲笙看问题比宋其文又深了一层，讲的句句有道理，忍不住赞扬道：
“真不愧是智多星！”
宋其文心头一愣，他刚才没有想到这方面，给唐仲笙占了上风，又无从反驳，他望着女神左手里的花瓶，说：
“不管哪能，按陈市长的政策办事，我想，大家都肯坦白的。要是陈市长早些日子报告，叶乃传不会跳楼自杀了。他究竟是个干才，想起来，有点替他可惜。”
“叶乃传吗，”马慕韩瞧了宋其文一眼，说，“再宽大也宽大不到他头上，像他这样罪大恶极的工商界坏分子肯坦白，那才是怪事体哩。”
宋其文看马慕韩的脸色不对，马上转过口来说：
“慕韩兄的话也有道理。”
柳惠光自从“五反”以来很少看报，在利华药房楼上整天板着面孔，像是家里死了什么人似的。他就是到星二聚餐会来，也是愁眉苦脸提心吊胆的，看了陈市长的报告以后，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他和宋其文一样，把那张报纸藏在口袋里，整天带在身边。每逢听人家提到陈市长的报告，他就按捺不住地兴奋起来，激动地说：
“政府的宽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基本守法户的数字以违法所得一千万元为标准，因为上海行业多，交易进出数字大，因地制宜，太正确了。”照柳惠光自己的估计：利华的违法所得可能不超过一千万，所以他对这一点特别感到兴趣。他说，“陈市长的报告，句句听的进。老实说，以前听见检查两个字就有点儿心惊肉跳，听过陈市长的广播，又仔细看了看报告，就希望赶快到我们利华来检查。我这两天饭也吃得下了，心也笃定了。‘五反’没啥了不起。我估计：我顶多是属于前三类的。”
柳惠光得意忘形，边说边笑，只顾谈自己，不知道话里伤了别人——仿佛别人是属于后两类的样子。潘信诚有涵养，只微微望了他一眼，内心虽不满意，却没有透漏出来。马慕韩没有注意听柳惠光说啥，他扶着葡萄架的栏杆凝神地望着那条浑身装饰着珍珠似的“珍珠鳞”游到水面上来争食吃。唐仲笙句句听见了，他忍不住刺了柳惠光一下：
“老兄，你现在轻松了，忘记早两天你那股紧张劲。你急起来，走投无路，唉声叹气；松起来就天下太平，嘻嘻哈哈；
真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钱，现在又神气活现了。”
柳惠光给唐仲笙一刺，这才感到自己话里语病太大，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他顿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想法慢慢把话拉回来，抱歉地说：
“我不过这么说说，其实我还是很担心的。”
这句话马慕韩听见了，笑着对他说：
“惠光兄，你啥辰光不担心？你天天担心，事事担心。你说，对不对？”
“对，完全对。”柳惠光借此把话忿开去，说，“慕韩兄的话当然对。”
“那倒不见得。”马慕韩并不在意柳惠光捧他。
唐仲笙没再理柳惠光，他对潘信诚说：
“从陈市长的报告里可以看出：处理工商业者比处理公务人员宽；处理公务人员又比处理共产党员宽。幸而我们是工商界，犹得宽处。否则，‘三反’起来，真正吃不消，不管多大的干部都会撤下来。”
潘信诚信口答道：
“不过，和共产党相处也不容易，随时要小心谨慎。”“是呀，”潘宏福给爸爸的话做注解，说，“不然要吃亏的……”
潘信诚怕儿子谈家里的事，连忙瞪了他一眼。他会意地没有说下去。唐仲笙不了解他们父子话里的意思。马慕韩正坐在潘信诚斜对面，他歪着头插上来说：
“和共产党共事倒不难，只要为人民服务就行了，难就难在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社会，这却实在不容易。”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实在不容易。”潘宏福觉得马慕韩说得对。
“道理容易懂，就是做起来难。”潘信诚接着对潘宏福说，“你年纪青青的，不懂事，少多嘴多舌的。”
他说完话，微微重下眼皮，暗中睨视了马慕韩一眼。马慕韩扶着栏杆，想主意来驳他。
“那不是马慕韩吗？”
空中忽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马慕韩从女神旁边望过去：冯永祥站在草地那边，举着右手，向葡萄架这边指着。
草地那边聚集着两堆人，右侧那一堆里梅佐贤站在前面，唉声叹气地说：
“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为啥？”朱延年感到有点奇怪，说，“‘五反’也反不到你们资方代理人的头上。”
“你说得好，延年兄，我们有我们的苦处。”
福佑药房没有资方代理人，除了童进那些伙计，就是朱延年代表一切。他不用代理人，也不知道资方代理人有啥苦衷。他轻松地问道：
“你们苦在何处？工人斗资本家，资本家挨斗。你们苦啥？”
“你们当老板的，哪里晓得我们的苦处。”梅佐贤想起最近厂里各个车间工人高涨的斗争情绪，那紧张的空气，好像擦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着似的。他一想到这点，就怵目惊心，忧虑地说，“我们不是劳方，也不是资方，可是资方拿你当职员，劳方又拿你当资方。我们夹在当中，非劳非资，左右做人难。”
“这叫做夹心饼干？”
“不，”江菊霞很理解梅佐贤的心情。她虽然是大新印染厂的副经理，那是老板为了拍史步云的马屁，特地给她的干股。她认为自己不但在工商界是一位资方代理人，就是在大新印染厂也是一位资方代理人。她亲身体会这个处境，说：
“工商界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勞方。”
“糟坊？”朱延年不解地问，“是不是糟糕的意思？”
“不是。这是一个新的词儿，这个字也是新的，把劳方的劳字上面的两个火字去掉，加上资方的资字上面的那个次字，连在一块儿，叫做勞方，又是资方又是劳方的意思。”
“这个词叫的妙，这个字也创造的好。江大姐真是天才，变成现代的仓颉了。”梅佐贤竭力赞扬江菊霞。
“这个词不是我取的，是大家凑的。”
“我想：一定是你首先想的。这个词儿实在太妙了，把我心里要说的话都包括进去了。”梅佐贤的心情很尴尬：他希望用掉资方代理人的身份，至少要辞去厂里劳资协商会议资方代表的身份，害怕在“五反”当中被当做斗争的对象。但他感到不好当面向徐总经理提。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能好在徐总经理困难面前临阵退却呢？要是在“五反”中出一把力，说不定徐总经理以后会提拔他哩，至少加点薪水是不成问题的。怎样过“五反”这一关呢？他向江菊霞求教，“江大姐，你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们勞方的日子难过。你得出点主意，领导领导我们。”
她给他这几句话说得心痒痒的，觉得梅佐贤这个人倒是蛮讨人喜欢的。她俨然是个上级，认真地想了想，用教训的口吻鼓励他：
“你说的倒是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很好解决的。不过，目前资本家自身难保，顾不上考虑资方代理人的问题，暂时只有代理下去。资方代理人当然代表资方，这一点，不用怕。”“代理没问题，”梅佐贤皱着眉头说，“就怕挨斗，那可吃不消。”
梅佐贤无意之中流露出恐惧的心情。朱延年不以为然，他毫不在乎，耸一耸肩膀说：
“大不了是开会斗争吧，共产党就喜欢这一套。怕啥？把心一横，让他斗，看他能斗出个啥名堂来？我早就想透了，心里很轻松。”
朱延年怕梅佐贤顶不住，拆姊夫的台。他想了想，又说道：
“天大的事，有徐总经理在前面挡着，你大不了是个代理人。工人就是三头六臂，能把你怎么样？别以为工人斗志昂扬有啥了不起，尽是跟着瞎嚷嚷！”
“不见得吧？”梅佐贤不把朱延年的话放在眼里。
江菊霞却有不同的看法：
“延年兄的话，也有他的道理……”
梅佐贤听到她的意见，不好马上转过来，也不好马上不转过来。他想了一个说法：
“当然，延年兄的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共产党善于搞宣传攻势，不能叫他们给蒙住。但是共产党有个特点，说一句算一句，也不能不有所提防……”“江大姐的分析再正确也没有了。”梅佐贤一边热情赞扬，一边向江菊霞点头。
朱延年不满地望了梅佐贤一眼：觉得他不把朱延年放在眼里，他大小也是个经理呀！他有意刺梅佐贤一句：
“江大姐讲的话，没有不正确的。”
江菊霞红润的脸庞上闪着愉快的笑容。朱延年以为他这两句话讲到她的心坎里，发挥了作用，不知道她是因为看到徐义德从外边走进来了。
徐义德和朱延年分手以后，立刻跑到一家糖果铺子里借了一个电话打到家里，说马上就回去，叫家里预备中饭，弄点好吃的菜。他回家吃过饭，洗了个澡，对林宛芝说，自己这几天神经紧张，过分疲劳，现在坦白书送上去，可以稍为安心一点了，要好好地养养神，美美地睡他一觉。他躺到床上，蒙头睡去。他翻来覆去哪能也睡不着，接待室那个青年工作同志的笑容和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如浪涛一般的翻腾着，滚来滚去，老是不散。他坐了起来，干脆不睡了，一看日历手表，已经是五点三刻了。他跳下床，早上那一套行头全部留下，穿上原来那套深蓝色的条子西装，林宛芝给他选了一条深黄底子印着大红枫叶的领带打上。他坐上一九四八年黑色的林肯牌轿车，像一阵风一样的急驶而去。
他在车上想起应该先打个电话约江菊霞早点到思南路来，好闲聊聊，轻松轻松。他看车子开得那么快，忽然叫司机停下来也不好，就改变主意：到了那里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