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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黄昏时分，夏世富又来了。张科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生怕他知道自己昨天晚上的事。不等夏世富开口，他首先说道：
“今天啥地方也不去。”
夏世富等了一歇，笑了笑，说：
“去看周信芳的《秦香莲》，怎么样？反正闲着没事。”
张科长后悔昨天晚上的荒唐，做了绝对不应该做的事，幸好夏世富不知道，否则宣扬出去就更糟糕了。他今天打定了主意，不怕你夏世富说得天花乱坠，啥地方也不去，避免自己再陷下去。他急于要回苏北去，很严肃地质问夏世富道：
“你们的货啥辰光可以配好？”
“大概快了！”
“三天以内行不行？”张科长的眼光盯着他。
他见神色不对，马上应道：
“差不多。”
“那么，你快去办吧，货不配齐，我啥地方也不去。”
夏世富一看苗头不对，不再说下去，转身就走了。他出了惠中旅馆直奔七重天，找到徐爱卿，安排好了，才回到福佑药房去。
一小时以后，徐爱卿出现在三○二号房间里，约张科长到七重天去。张科长坚决不去，但经不住她好说歹说，拖拖拉拉地走了。
张科长一天又一天地这样生活下去，夏世富来晚了一点，他反而怀念起他来了。有时夏世富不来，就叫徐爱卿陪他出去白相，然后一同回到惠中旅馆。张科长不大催货了，甚至希望货慢一点配齐也好，他这才有理由在上海等货。他逐渐把苏北行署卫生处交给他的任务淡忘了。
正在张科长沉浸在欢乐中，忽然接到苏北行署卫生处拍来的电报，要他把货办好，立刻回去。张科长从梦一般的境地里清醒过来。他不再催问夏世富了，因为夏世富老是一副笑脸，你骂他两句也是笑嘻嘻的；你发脾气也没用；如同皮球一样：把它打到地上旋即又跳了起来。他算是对他没有办法，就直接打电话到福佑药房来，正好是童进接的电话。他发的脾气，童进认为应该的，这是福佑药房不对，他就在朱延年面前提出自己的意见。
朱延年看童进一本正经在说，语气之间带有责备的味道，他不好再发脾气，怕在同仁面前露了馅，漏出去，那不好的。
他说：
“明天就配，你通知栈务部的配货组……”
童进进一步说：
“栈房里缺货，很多酊剂没有，复方龙胆酊，复方大黄酊，陈皮酊，净大黄酊……这些都没有，别的贵重的药品也没有，哪能配法？”
“有。”朱延年信口答道，他望着窗外先施公司的矗立在高空的霓虹灯广告在想心思。
“真的没有，我问过栈务部了。”
“我说有就有，你不晓得……”
童进听得迷惑了：栈务部说没有，朱经理说有，难道是栈务部骗他，或者是朱经理有啥妙法？朱经理毫不犹豫，很有把握地说：
“明天给张科长配第三批药。”
“那很好。”童进不再提意见。
朱经理给夏世富咕哝了几句，过了点把钟，他们两个人一道出去，到西藏路去了。福佑药房的前身——福佑行——现在成为福佑药房的工厂了。这个工厂真正做到“工厂重地谢绝参观”，除了朱经理和少数有关的人员以外，不要说外边的人，就是福佑药房的人也不好随便来的。这个工厂非常之简单，既没有高大的烟囱，也没有成套的机器，连装药用的瓶子也不完全，只是几个铅皮桶，一些大小不同的瓶子和少数各种不同的药粉。站在那间客堂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工厂的全貌了。
朱经理走进客堂，要夏世富准备好铅皮桶和水，他自己拣了几包药粉，拿了一瓶酒精，开始制复方龙胆酊了。
按照药典规定：复方龙胆酊一千西西，它的含量应该是一百格兰姆龙胆粉，四十格兰姆橙皮，十格兰姆的豆蔻，一百格兰姆甘油和百分之四十五的醇。朱经理放了龙胆粉和醇，夏世富在旁边说：
“成分不够吧？”
“我要你准备的黄连呢？”
夏世富把刚才从中药铺里买来的黄连递给朱经理：
“在这里。”
“放下去就差不多像了。”
这些酊剂按照规定应该浸五六天才行，朱经理他们把药配好，只浸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就来过滤了。没有过滤纸，夏世富拿过一块绒布，上面加了一张草纸，既不干净，也未消毒，马马虎虎就过滤出酊剂来了。夏世富过去试了一下分量，不够，他急得满头是汗，走到朱经理面前：
“还差十五磅，哪能办法呢？”
朱经理昂起头来一想，说：
“给我加自来水。”
夏世富照办，二百磅假酊剂制造出来，装在瓶子里，送到栈务部，装了箱，和别的药一同准备发到苏北去。
张科长把第三批发票看了一下，和他要买的货单一对，还有一些药没配齐，数量不多，价钱不少，毛估一下得八千万，几乎占整个办货四亿款子的四分之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朱经理，你也太不像话了，要我等了半个多月，到今天还没有配齐？”
朱经理很沉着，他一点不慌张，说：
“是啊，真对不起你，我今天又打电报到广州去了。那边说有一大批货已经装出来，这几天就要到。我们做生意要规规矩矩的，宁可慢一点，但一定要配好货。药品这些东西是救命的，千万不能马虎。这次广州那边手脚慢了一点，请张科长包涵包涵。下次你要办啥货，早点把货单子寄来，我们先给你办好，你一到上海，马上就给你装走，这多好。”
张科长没有心思想到下一次，他问：
“这次怎办呢？”
“你索性再等两天就差不多了，一切开销算我的。”
张科长想起苏北的电报，组织上要他回去，一定是家里有啥重要的事体，他不好再耽搁，便说：
“我回去还有事呢，开销倒不要紧。”
朱延年知道这是好机会，即刻说道：
“那我派人送过去？”
“究竟哪一天可以配齐呢？”
“快哪，快哪，我看顶多三五天。”朱经理说得很有把握，其实他根本没有打电报去广州，广州也没有货装出。
张科长却信以为真：
“五天一定可以装出？”
“没有问题。”
“我今天赶回去，”张科长还不放心，又加了一句，“五天以后等你的货到。”
朱经理叫了一辆祥生小汽车送他到北火车站。张科长身上穿的那身灰色哔叽的人民装，脚上那双德国纹皮的皮鞋擦得雪亮，现在头发也是乌而发光。他们走进车厢，夏世富已经给张科长把位子占好，东西也放妥了。在张科长座位的行李架上有一辆小孩子玩的三个轮子的脚踏车，他的座位下面是两大筐香蕉和苹果；这些都是朱经理要夏世富买的，张科长并不知道。
他们坐了一歇，车站上的铃响了，服务员在催送客的人下去。夏世富给张科长握了手后，指着脚踏车和水果，说：
“张科长，这是我们经理送给你的一点小意思。”
张科长愕然了：
“我不要，请你带回去。”张科长站到座位上去取。
朱经理说了一句：“小意思。”
他们两人飞快地下了车，走到张科长座位的窗口外边来。
张科长拿下脚踏车来想从窗口退还给朱经理，叫夏世富上前一把拦住。
车站上的铃声停了。穿着黑色制服的站长，朝着火车头的方向，扬了扬绿旗，火车轰隆轰隆地慢慢向前移动了。
张科长的头从窗户那里伸出一半来，对着朱延年和夏世富，自言自语地说：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没啥，没啥。”朱延年毫不在意地摇摇手，一边又追上蠕动着的火车说，“张科长，下次早点来，来以前先给我个信，我好来接你。”
“好的，好的。”张科长把胳臂伸出窗外，向朱延年和夏世富挥了挥，说，“谢谢你们。”他心里想这一次到上海真不错，不然真是白活了一辈子。下次有机会当然要来，而且不像这一次小手小脚，要痛痛快快地白相白相。
火车慢慢远去了。
夏世富望着消逝在远方的那只灰色哔叽人民装的袖子，对朱延年说：
“张科长和他刚来的辰光不一样了，经理。”
“那当然，”朱经理在月台上兴奋地走着，说，“不管是共产党也好，青年团也好，也不管是老干部也好，新干部也好，只要他跨进我们的福佑药房，我就有办法改造他的思想。啥前进，啥为人民服务，都是说的好听，全是骗人的假话。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体是真的：钞票。有了钞票，要前进就前进，要为人民服务就为人民服务。没有钞票做啥也不灵。古人说的好：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只要有钞票，保险你路路通，多大的老干部也过不了这一关。这就是马克思讲的物质基础。”
夏世富似懂非懂，说：
“那是的。”
“所以，我开头叫你不要急，对付老区来的老干部急不来，要用另外的改造思想的办法。你看，他今天穿上那套灰哔叽人民装很自然了，也不提啥了。在惠中旅馆和徐爱卿一同走出走进也没啥了。”
“徐爱卿这笔费用可不小啊，经理。”
“不算啥，徐爱卿这次给我们不少帮助，以后要多多照顾她。”朱延年毫不在乎地说，“对待不同的干部要用不同的手段。世富，懂得啵？”
夏世富摇摇头。
“不懂不要紧，你很聪明，只要努力学习，你慢慢会进步的。”
他们走出了四号月台。朱经理见后面到了一班车，旅客熙熙攘攘地走来，他说话的声音就放低了些。
夏世富的眼睛里闪耀着钦佩的光芒，他没注意从他旁边走过去的旅客，只顾巴结地说：
“经理的本事真不小，又会做生意，又会政治。这次对付张科长，我跟经理学到不少本领。”
“那当然，做一个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商人可不容易，单靠经营吃不开哪，还得搞政治，这样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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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朱筱堂一走进大厅，伸手便扭开电灯，挂在下沿的那四个大红色的宫灯顿时亮了，照得大厅里明晃晃的，当中那幅“丹凤朝阳”的中堂也显得十分耀眼，好像从画面放射出红日的光芒。
“做啥？”朱暮堂一见那宫灯就有点生气，说，“也不办喜事，为啥把宫灯都开了？”
“宫灯亮一点。”
“我不要亮，我讨厌亮，太刺眼了！”
朱筱堂站在大厅当中，不知道怎么是好。母亲把他从窘境里救了出来，说：
“筱堂，把宫灯关了，开上头的小灯。”
朱筱堂马上开亮了长几上的帽筒也似的小灯，然后把宫灯一一关了。朱暮堂坐到大八仙桌左边那张红木宝座上，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
“世道真的变了，想不到连延年也不要田地。”
他用右手的食指有规律地敲着红木八仙桌，发出清脆的音响。他在寻思原因。筱堂他娘知道他们兄弟两个人不和，但不敢直接提出，怕朱暮堂不高兴，只是说：
“他恐怕要付钱，当然不肯要了。”
“不，我在信上说的清清楚楚，分文不要，完全奉送。”
她试探地说：
“是不是生你的气？”
“那是过去的事了。五十两金子到现在没有归还，这两年也没向他提，做哥哥的总算对他仁至义尽了。听说他在上海混的不好，福佑曾经宣告破产，现在虽说复业了，可是做生意买卖风险大，没有田地稳妥。田地顶多年成不好，少收点，绝不会贴本，也不会宣告破产。我想送他一点地，落叶归根，将来也好有个依靠。他却不要，你看气人不气人？！”
“他不要就算了。”
“算了？”他睨视她一下，心里还在打主意，想叫朱延年收下。
“有地还怕没人要？”
“天下就有这样的怪事，不但延年不要，连瑞芳也不肯接受。”
“姑姑为啥不要？”
“义德在上海走红运啦，一爿厂一爿厂开办起来，手下工人成千上万，当然不希罕我们这点薄田。”
“这真叫人想不通。”
“不过，瑞芳没有说死，她说没有工夫到乡下来管理田地，如果要记在她名下也可以，还是要我代管……”
“那她同意了？”
“信上的意思想推掉，大概义德不赞成；她又不好意思回绝，留了个尾巴。唉，”他长长叹息了一声，不胜感慨地摇摇头，说，“人情浇薄的很，到了紧要关头，就是兄弟也不可靠……”
“延年那号子人，你别理他。”
“当然不理他。我朱暮堂多这么一二百亩地也不在乎，好在我家的地早就分了，”说到这里，他的眼光转到右下面红木宝座。朱筱堂坐在那边，刚才爸爸讲了他两句，一直没有言语。爸爸关照他，“日子记住了吗？”
“记住了，无锡解放前三个月就分了的。”
“对。”
无锡一解放，朱暮堂就留心土地改革的事。《土地改革法》公布了，他仔细研究那四十条，看来看去，差不多可以背诵出来了。他把土地分登了五户：朱暮堂一户、朱延年一户、朱瑞芳一户、他老婆和他儿子两户，说是在解放前三个月就分了的。因为《土地改革法》第八条规定了在解放以后出卖、赠送土地的，一律无效。他怕儿子忘了，特地提醒他一下。他很满意儿子记住。但是朱延年不接受他的好意，却有点棘手。他想亲自到上海去一趟，可是最近乡下风声很紧，有许多事要办理，一时走不开。他准备写一封恳切的信，要瑞芳去办，只要朱延年不反对，一切事情由他负责，绝不叫朱延年吃亏，并且还可以选送点租米去，朱延年一定会收下的。他很有把握地说：
“延年那边，还可以想点办法……”
“他肯吗？”
“试试看。……”
朱暮堂的话还没有说完，从大厅后面忽然走出来一个人，他轻轻走到朱暮堂的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老爷，我回来了。”
他站在一旁，听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