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茨曼佯装谦逊的哂笑一下。
“我无条件地认可你的验尸结果，”斯考特接着说。“但有两点仍让我迷惑不解。”
“只要我能解开你的谜团，律师”施瓦茨曼说，“我乐意效劳。”
“你在作证时，尤其接近尾声那部分，我禁不住在想，大夫，你最后一次给病人治病是什么时间？特别是年轻的女病人，十九岁。”
施瓦茨曼怏快不乐地盯着他。“这还用说？自从我进入法医领域后，就不再给病人看病了。”
“那是什么时候，大夫？”
“大约……大约三十二或三十三年前，”施瓦茨曼答道，朝豪斯金斯瞥了一眼，想寻求解救。
豪斯金斯摆出一副宽容和好奇的样子，坐在位子上说：“默特主席，当一个人以验尸官的身份到这里来，而且专业十分优秀，凡·克里夫先生的问题听起来便不免滑稽可笑。”
斯考特转向他。“比起问他一个‘医生在给病人治病时是否应看出当时一点都不明显的病症’那样的问题来，我的问题的滑稽性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是解剖专业，根本无权发表那样的见解。”
“凡·克里夫先生，凡·克里夫先生，”行政官员卡希尔插话说，“我们这儿进行的是听证会，不是审判。”
“我的当事人正在受到审判！”斯考特愤怒地说。
“我裁决，凡·克里夫先生，这是听证会，律师和证人在提问和回答时都享有一定的自由度。豪斯金斯先生问了一个他认为对委员会会有启发的问题，施瓦茨曼先生作了回答。现在你除非对他的回答表示质疑，否则我裁定他的回答有效。其实我劝你放他走，因为从这个城市的破记录凶杀率来判断，他是个忙得不可开交的人。”
“卡希尔先生，我对启发本委员会的兴趣一点儿不比你差。所以我希望他们听到施瓦茨曼医生亲口说出，一个医生在忙得不亦乐乎的急诊科上夜班时，在一个病人身上能发现什么，他是无资格发表意见的，尤其是在病人没有说实话，而且很可能受到了毒品影响的情况下！”
施托伊弗桑特立即跳起来，叫道：“默特先生！我们不是事先说好——”
施托伊弗桑特突然打住。斯考特扭头瞪着他，然后又瞪向默特。显而易见，施托伊弗桑特私下里曾要求不要在听证会提吸毒一事，对此默特默认了。
默特脸色微红，对斯考特说：“凡·克里夫先生，除非你有证据证明药物在本案中起着作用，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否则我们认为不应再触及这个话题。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是的，先生，”斯考特答道。
“好极啦！”豪斯金斯说。“刚才我差点儿觉得他又要搬出那个想像中的里克·汤姆斯了！谢天谢地我们没再听到那个名字！”
斯考特没有理会豪斯金斯的讥讽，问默特：“我可以继续问了吗？”
“我觉得你已经问完了所有有关的问题，”默特尖刻地说。
“我还有一个问题，”斯考特说。“施瓦茨曼医生，你的报告里没有提到任何与药品有关的发现，这你如何解释？”
默特用木槌狠敲桌面。“凡·克里夫先生，你已经知道我不允许谈及这个话题！”
“默特先生，你说的是不许触及药品的存在，我现在问的是药品是否存在。尤其是报告中为何没有提及。我想知道施瓦茨曼医生是不是和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私下’里也有协定，规定了报告里应写进什么内容！”
“这太放肆了！”施瓦茨曼嚷道。“我干了这么多年法医，还从来没有人玷污过我的名声。我要求向我道歉！”
“等你回答完我的问题再说，”斯考特答道。
施瓦茨曼按照默特的示意，对速记员说：“我希望作出如下记录：一旦我确定了死因，就没有进一步检查的必要了。”
“施瓦茨曼大夫，你还记不记得我去过一趟你的办公室？”斯考特问。
“记得，记得，当时我对你说的话跟我刚作的证是一样的。一旦验明了死因，就没有进一步检查的必要了。”
“你难道没说过，一般情况下都需做毒性常规检查？”
“我可能说过，”施瓦茨曼承认。“一天中我要会见数不清的律师，无法记住所有谈话的细节。”
“大夫，我们所说的不是细节，而是尸检的常规！”斯考特说。
豪斯金斯插进来说：“卡希尔先生，他在与证人争辩。请让他只问问题。”
行政官轻咳一声，说：“凡·克里夫先生，豪斯金斯律师的话有道理。请你仅限于提问，不能争论和相互讽刺。”
“好的，先生，对不起，”斯考特说着又转向施瓦茨曼。“大夫，这次尸体解剖还有没有别的没有遵守常规的地方？”
“没有了，”施瓦茨曼答道。
“大夫，在你们那里，你亲手做的解剖占百分之几？”
“百分之几？……”施瓦茨曼警觉地说，似已深知斯考特的问题要把他引入的方向。“看情况。”
“什么情况？”斯考特麻利地问。
“看我手头有没有其他的事，年轻人。比如现在我就没做解剖，而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我的办公室里，这会儿有三具凶杀尸体、一具怀疑是自杀的尸体和一具昨天从河里捞上来的尸体正在解剖过程之中。多数解剖都由我助手做，但我们不用百分比计算，不管谁做了多少。我们一起干，有活就齐心协力做，以减少工作的压力。”
“你是不是说你不能或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斯考特问。
“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年轻人！”施瓦茨曼反驳道。“我不知道我亲手进行的尸体解剖的百分比是多少，就这些！”
“大夫，有没有你专门留给你自己的特殊尸体？”
“我不明白你的话？”施瓦茨曼说。
“如果送来一具尸体，涉及到丑闻和性，肯定会引起媒体的极大兴趣，比如电视或报纸上会为之进行大量的访谈，你会不会把这样的尸体留给自己，亲自查验死因？”斯考特问。
施瓦茨曼注视着斯考特，慢慢摇摇头，哂笑着说：“我说小伙子，你比想像的还要愚蠢，以为我会否认你的问题而陷入你的圈套。这样的尸体我当然要留给自己！原因与你说的一点儿不差。因为会出现媒体曝光。我不想让某个年轻助手受到贪婪的记者们的围攻，怕他弄出差错来，影响事后的开庭审判。所以我亲自出马处理那样的尸体。对记者我知道说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该说什么。从而避免审判失误或事后更改尸体结果。”
“也许同时还为了出点儿风头，大夫？”斯考特问。
“再对不过了！”施瓦茨曼说。“我们部门做的工作得到的社会称赞少得可怜。因此一有在社会上风光一下的机会，干吗要放弃呢？这对我手下人是莫大的鼓励。”
施瓦茨曼感到他已打乱了斯考特的阵脚，将盘问引入旁道，便煞有介事地瞥了眼手表，好像他时间安排得很紧，腾给听证会的时间已经透支了。
“大夫，还剩下几个问题。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尸体是不是你觉得会引起新闻界的兴趣，才亲自马上处理的？”
“它明摆着已经引起了新闻界极大的兴趣，”施瓦茨曼答道。
“这不是我的问题，大夫，”斯考特问。“那是不是你亲自处理这一具体尸体的原因？”
“是的。”
“惟一的原因？”
“是的！”施瓦茨曼坚持说。
“先生，在你办公室时，你是不是跟我说过，市长曾亲自让你等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礼结束后再公布验尸结果？”
“照顾。是对一个失去亲人家庭的关怀。这并不影响我的检查结果！”施瓦茨曼说。
“没有做毒性检查也是‘照顾’吗？也是‘关怀’吗？”
“我对你说过，关键的是死因。一旦查出死因，就没有深入检查的必要了，”施瓦茨曼说。
“施瓦茨曼大夫，根据你做法医的长年经验，你能否告诉这个委员会，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即使不做毒性检查，能否发现由于大量服用毒品而导致的破坏？比如心脏、肾或肝脏破坏的痕迹？”
“要是一个人专门去找，是可以的，”施瓦茨曼说。
“一眼就能看出来呢，还是必须用心地去找？”
“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施瓦茨曼答道。
“比如说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尸体？”
施瓦茨曼闪烁其辞地说：“她属于一般情况下不易看出的那种。”
“要是把她的尸体挖出来，现在能发现这类证据吗？”
“年轻人，那天我早就对你说了，解剖一结束尸体就火化了。”
“你是说过，”斯考特说。“你是说过。”他突然又道：“又是一次‘照顾’，是不是，大夫？这么迅速就把尸体处理了。你和市长之间的热线电话肯定是忙得不可开交啰。”
“我讨厌这种说法！”施瓦茨曼大叫道，几乎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讨厌市长给你打电话，还是讨厌我指出了市长给你打电话的事实？先是亲自做尸检，然后封锁结果，最后火化尸体，从而谁也甭想发现吸毒的证据，是不是？”
施瓦茨曼因愤怒和尴尬而脸色涨得通红，他扭头看向主席。“默特先生，面对这种纯属臆测的问题，我必须回答吗？”
豪斯金斯站了起来。“不用，大夫，你不必回答。因为一眨眼功夫凡·克里夫先生又得搬弄出他那个捏造出的人物里克·汤姆斯了！”
斯考特佯装斗败，说：“我的问题问完了。”
凯特·福莱斯特从她坐着的位置察看着委员会中两名医生的面部表情，想看看斯考特所说的别人搞阴谋掩饰克劳迪亚的吸毒习惯是否对他们有所触动。整个唇枪舌战中，特拉斯科特一直没有停止做笔记，沃德医生则一直以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表情听着双方的问答，但当施瓦茨曼刚要从证人椅上站起来时，她却阻止了他。
“大夫——”格莱迪斯·沃德问得突如其来，施瓦茨曼立马又坐了回去。“依你看，倘若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偶尔吸毒或长期吸毒，会不会改变或影响尸检的结果？”
“你知道，沃德大夫，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自己，”施瓦茨曼答道。“依我看，毒品不会引起她的子宫外孕。这种事情我从未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沃德说。
“而且宫外孕若查不出自然会破裂和出血，不管病人吸毒与否。所以大惊小怪地老提毒品，我看不出其中的关联，”施瓦茨曼语气肯定地说。“这会儿我必须走了！”
在他动身之前，凯特·福莱斯特陡地从椅子里站起来，不顾律师曾对她说过的劝告，大声问：“大夫！一个病人在毒品的影响下，回答医生的问题时必然不很准确甚至不说实话，这是不是可能的？”
“你想指望她说什么，小姐？你问病人时，难道指望人家说：‘大夫，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有宫外孕？’找出人家的病是你的职责！”
“你是不是说毒品不会掩饰症状和迹象，不会影响化验结果，从而不会误导医生？”凯特更加愤慨地质问。
“福莱斯特大夫，福莱斯特大夫，”默特主席想阻止凯特，但后者仍不屈服。
“大夫，毒品是不是能麻木疼痛和遮掩症状和迹象？”凯特问。“我要求你回答！”
施瓦茨曼惊慌失措，脸色通红，他瞪了凯特片刻，终于说：“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我认为由于根本没有服用毒品的确凿证据，因此你和你的律师想利用这点当做烟幕弹，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你的医疗失误上转移开去。”
验尸官说罢朝室外走去，但没忘了同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交换了一下眼色。
验尸官一迈出门，默特主席便对凯特·福莱斯特说：
“小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听证会上容忍你这种违反常规的行为！豪斯金斯先生，你的下一个证人？”
“主席先生，坦白地说，这种稀奇古怪的场面让我有些不安，我请求询问我下一名证人之前休息一会儿。”
“豪斯金斯先生，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下。十五分钟！”默特敲了一下木槌。
斯考特立即拉住凯特的手，将她领到室外。还没等他开口，凯特先说了话。
“好吧，你发作吧。我违背了你的吩咐。我应该保持沉默时却胡乱开口。如果还继续这样，输了官司就是咎由自取。我已替你说完了，省得你再费口舌。”
“谢谢，”斯考特只说了一句。
“你不生气？不想大发雷霆，咆哮怒吼？不想威胁放弃为我辩护？”
“要是你没有打乱施瓦茨曼的阵脚，几乎让他毁了自己的证词，我会那样做的。我觉得你让委员会的两个医生也对你刮目相看了。恐怕比我表现得还好。”
“噢？真的？”凯特问，内心升出一股骄傲感。
“但有一样，”斯考特又说。
“什么？”
“这是最后一次了。”斯考特命令道。“这样做很冒险。”
阿尔伯特·豪斯金斯从一开始准备此案时，就没打算完全指望验尸官的证词确立凯特·福莱斯特有罪。他从许多妇产科专家中精选出三名医生，他们与市立医院毫无关系，既不认识格莱迪斯·沃德医生，也和莫里斯·特拉斯科特医生不相识。他想要的是专业证词，而且这些证词绝不会受到可能会导致上诉的因素的干扰。
休息完后，豪斯金斯请出了他下一个证人，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约翰·维蒙特医生。维蒙特受过良好的教育，专业背景强硬，豪斯金斯很快就将其确立为有资格发表见解的专家。豪斯金斯逐渐地引导证人将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掌握的情况叙说了一遍。是的，他研读了福莱斯特医生写的病历，也读过了保存在护士站的凯特写的治疗医嘱复印件，并且还仔细读过了验尸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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