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大夫？”母亲祈求道，手指还神经质地揉搓着一串念珠。“求求你，大夫，她怎么了？”
凯特揭开孩子的衣服，一边检查一边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发生……”母亲说。“玛丽亚睡觉时，我瞧见她呼吸不正常，我就听了一阵儿。后来琢磨应瞧瞧医生，就把她抱了来。”
此时凯特已匆匆检查完孩子的胳膊、腿和身子。她悲哀地发现自己的疑心得到了证明，孩子身上呈现各种各样的青黑色血肿，还有两处是烫伤，已经愈合。凯特还怀疑幼儿的一条腿曾骨折过，但已自愈，另一条腿则呈现肿胀。
“你打过玛丽亚吗？”凯特问。
“没，没有！从不打她！”母亲矢口否认。
“别人打过她吗？”
“没有，没人，”女人说。“可玛丽亚摔跟头，她总磕着自己。”
凯特又做了几个一般性的神经检查，感到十分担忧，她决定在把孩子送往小儿神经科进行彻底检查前，必须给孩子做个全身X光片。如果她的怀疑得到证实，神经科大夫也应做个脑电图并对孩子的头颅进行扫描检查。
“你今晚必须把孩子留在这里。”
“不，不！不能留下她！”母亲抗议说。
“你要是不想让她死，最好将她留下！”凯特·福莱斯特俨然在下命令。
一听这话，女人失声哭了起来，她想伸手去抱孩子，却被凯特拦住。“别抱！到前台去，办理一切手续。我来照顾玛丽亚。”
“不……不……我不能撇下……”女人抗争着，哭得更加厉害，也显得愈发恐惧和心神不安。
倏地，急诊科入口处传来一个男人愤怒沙哑的声音：“费利西亚！你在哪儿？我知道你跑到这儿来了！费利西亚！”
女人对这喊声立即做出反应，她全身突然间的战栗告诉凯特，福莱斯特，气势汹汹的男人若不是女人凶神恶煞的丈夫，就是和她同居的姘头。
“求求你了，我得把玛丽亚抱走……我必须这样做。要不他饶不了我……”
此刻那个男人已发现了她们，便朝她们的方向扑了过去。他个头不高，熊腰虎背；黑色的眼眸犀利而充满敌意，仿佛被谁出卖了似的。
“费利西亚！”他喝道，“把玛丽亚抱走！”
凯特·福莱斯特神色坚决地冲费利西亚摇摇头，于是费利西亚不知该服从谁，陷入痛苦的两难之中。
“听见没有？把她抱起来，我们回家！”母亲踌躇着。男子厉声喝道：“快点儿！”
女人被吓得呆若木鸡。可那男人目光的瞪视比他的话更可怕，它所传递出的威胁凯特完全能猜透。女人顶不住了，冲上一步去抱孩子，然而凯特·福莱斯特用身体挡在了母亲和躺在担架车上的婴儿之间。
男人打着手势，让她闪开。“医生！医生，闪开！”
“玛丽亚不能走。她病得很严重，”凯特说。
“我是她爸爸，”男人说，“她病没病我心里清楚！”他抢到担架车旁，指望医生会自动让开。但凯特岿然不动。于是他将她搡到一旁，凯特则与他搏斗起来。
“你要是抱她走，她会死的，”凯特警告他。
男人用他粗壮有力的大手抓住凯特的肩膀，用力往一旁推。
“当爸爸的有权处理自己的孩子，永远有权，”他边推凯特边说。
“我才不稀罕你的什么狗权利，我关心的是孩子的权利！”凯特·福莱斯特反抗道。“保安！”她竟叫了起来。
“住口！别喊！”
“保安！”凯特喊的更凶了。
男人怒火中烧，狠劲将凯特向前一推，凯特背撞到墙上，头被墙撞得生疼。通常情况下遭到这样的打击，她也许早就瘫倒在地上，但这次她决心决不让孩子落入男人的魔爪，断送年幼的生命。于是她又扑向男人，迫使后者从孩子前掉转身来对付她的反击。他再度将凯特推向一边，接着把孩子从担架车上抱进怀里。这时身穿制服的保安乔治·托尔森已看到凯特遭到袭击，朝他们的方向疾奔过来。
“你！把孩子放下！”他喝令那个男人。
“她是我的孩子！我有权抱她！”男人固执地说。
“大夫？”保安询问凯特的意见。
“这个孩子受到了虐待，今晚必须留在医院。什么时候出院由我们视情况而定。必要的话你可使用武力，”她命令道。
“好吧。先生，把孩子放下！”托尔森命令道。“听见没有？把她——放——下！”他说着把手移向身上的枪套。这个姿势并非儿戏，对此孩子的爸爸很清楚，于是他只得慢慢地将孩子放回到担架上。“离开担架车，站到一边去！”
肤色黝黑的男子退后一步，瞪视着他老婆。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走到玛丽亚跟前，又对她检查了一番。其间那个男人咕哝道：“她摔跟头，老爱摔跟头。站不稳的孩子肯定有毛病……”
“我们要给她拍片子，全身X光片，尤其针对骨骼。骨骼最能显示出孩子是不是老挨打。然后还要做脑部扫描。”
“那是什么？”孩子母亲骇然地问。
“可能她头部也有创伤，”凯特指指幼儿的头部。
女人在胸口上画了个十字，默念出几句西班牙语，然后竟看向她丈夫。
他对她怒目而视，想以此阻止她开口说话，但由于有医生和保安在场的缘故，她显然比在家里时勇敢了许多。
凯特将女人拽到一边。“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对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女子半晌没开口，凯特警告她说：“早晚你也得对有关当局说明真相。”
听见这话，女人啜泣起来。凯特觉得她的哭就是最好的回答。于是喊道：“比萨德！”护士赶到后，凯特吩咐：“把玛丽亚送去拍X光片。这孩子大概四岁，做一次全身拍片。”
“她六岁，”孩子母亲说。
凯特·福莱斯特和比萨德护士对这一纠正并不感到惊奇。受虐待的孩子往往发育不全，比他们实际年龄都显得小许多。凯特又补充一句：“此外，我还要求立即做个脑电图和颅部扫描。告诉戈尔丁医生，让他亲自负责这个病号。恐怕这个遭受殴打的孩子病得不轻。”
比萨德推起担架车，朝走廊尽头的大门走去，过了那扇门便是医院的主体结构，小儿科亦设在那里。
这段时间里，小孩的父亲一直一言未发，满脸怒容。他没敢进行骚扰，完全是慑于身上有枪的托尔森保安的在场。担架车通过转门消失后，凯特·福莱斯特对女人说：“你的孩子很幸运，戈尔丁是我们医院最出色的医生之一。”尔后她又对孩子的父亲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有关当局到时候会传唤你的，用不了多久。”
男人掉转身蹒跚了几步，回头对女人说：“费利西亚！跟我走！”
女人无可奈何地移动了一下脚步。
“你不必非要跟他走，”凯特说。费利西亚凝视着凯特，眼中充满泪水。凯特握住她的手，宽慰她说：“你若想留下来，我们可以帮助你。”
“费利西亚！”男人愤怒地喝道。
“帮我？”女人问。“那么他就不能再打我了？”
“我可把我们的社会工作人员找来。他们可以将你送往一个十分安全的中心，没人再会打你。”
女人思索着凯特的建议，那男人又喝了一声：“费利西亚，跟我走！”
女人不知所措，向凯特投去祈求的目光。
“我保证，你会绝对安全，”凯特说。
“我……我留下……”女人终于做出了决定。
凯特于是吩咐保安：“乔治，把她送往社会服务部门。”
“是，大夫。你自己真的没事吗？”乔治问。
“我没事，”凯特说。
“你真的不需要找个人来给你检查一下？”
“不必，我没事，”凯特答道，尽管她的头一阵阵地胀痛。
“我不知该说不该说，医生，你有时太冒险，很可能会严重伤着自己的。”
“除非他杀了我，否则别想把那个孩子抱走。不过谢谢你的关心，乔治。现在把这个女人送往社会服务部门吧。”说罢，凯特又朝急诊室踅去，她心里仍惦记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化验结果是否已经出来。
正走时，她听到一个护士喊她：“福莱斯特医生！电话。一个男的，说是急事。”
凯特感到心烦意乱，大声说：“急事？让他去拨911报警电话！”
“他非要让你听电话不可，”护士说。
凯特快步走进护士站抄起活筒。她心里觉得懊恼烦躁，便没好气地说：“喂，哪一位？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么急——？”
“亲爱的，是我，”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凯特压低了声音，愤慨而不耐烦地悄声说：“上帝，沃尔特，怎么往这儿打？还在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快凌晨一点啦。”
“你值急诊班，不往医院打往哪儿打？”沃尔特·帕默振振有词地说。
“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让你给我打电话……”凯特说。
“我俩的关系不能断，不能就这样吹了。毕竟已经两年了，”对方说。
“沃尔特，我现在没功夫跟你说。就算有功夫对我们的关系也于事无补，”凯特说。“我得走了……”
“凯特！听我说！我知道你这会儿很疲劳，病人多的力不从心。我的要求不高，就是等你休息好和平静下来后，好好谈一谈。”
“我的确已疲惫不堪，我只希望能熬到今晨六点而不致瘫倒在地。可这也改变不了我对你的看法。我现在必须走了！你再这样给我打电话，我绝对不接！”
她狠命撂下话筒，掉转身，看见施托伊弗桑特太太正满脸怒容地盯着她。
“大夫，我要求你立即去看克劳迪亚。她变得烦躁不安，已把胳膊上的输液管拔了下来。”
凯特·福莱斯特没说一句话，便心情忧虑地朝三号检查室奔去。一个病人先是无精打采，突然又变得躁动不安，很可能是由于巴比土酸盐的服用而引发的情绪紊乱。此外她骨盆右侧还有个已渐消失的血肿，看似是由跌跤造成，但凯特此刻却怀疑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在否认服用过任何药物时撒了谎。
来到检查室门口时，一个卫生员刚巧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化验报告从化验室送过来。凯特立即读了一遍。
不幸的是，结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血色素是33，说明有轻度贫血。白血球14000，高了一些，但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意味着有严重感染。尿分析未发现血迹，也没有肾结石的迹象。
面对这样的化验结果，惟一明智的医疗方法是让病人留院继续检查她的血压、脉搏、体温、呼吸等状况，继续给她体内补充水分，然后观察她是否有所好转。凯特又把输液管弄好，插进克劳迪亚的胳膊上。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一直伫立在女儿身旁，默默等待着凯特向她透露化验报告的内容。看到后者一直缄默不语，便拉起医生的一支胳膊，把她拽到房间的一个角落。
“我晓得化验结果不佳……”女人开口说。
凯特·福莱斯特打断她的话：“施托伊弗桑特太太，千万不要乱猜，化验结果没有任何结论。至少没有足够的理由采取任何治疗方案，盲目行动无济于事，而且也是很危险的。”
“我要求咨询一位老医生。我不能拿我女儿的生命开玩笑，我要最棒的医生！”
“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急诊室和在这个医院里，我就是最棒的，”凯特答道。
“那至少……”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
“我明白，”凯特已料到她要说什么。“大夫，别光站在那里，采取点办法！”
“说得对！”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
“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相信我，我理解你做为一个母亲，心情十分忧虑。可现在最好和最安全的药物就是等在这儿什么也不做，直到你女儿暴露出更多的症状，以及化验报告使我能做出确诊时为止。”
“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伊夫斯医生，无论他在哪儿我都要试试！”
“走廊尽头有公用电话，你可以去打，”凯特说。
“不必了，我车子里有电话！”施托伊弗桑特太太说着便朝她车子停着的大街方向走去。
凯特猜测或许克劳迪亚在没有妈妈的监护下，能更坦白地说出一些情况，便走进屋里。
为了使自己的问题显得漫不经心，凯特一边在克劳迪亚的病历上补充新内容一边问：“克劳迪亚，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向你保证，无论你对我说什么，我都会为你保密，不告诉你母亲。”
克劳迪亚微微点点头，但似乎并没有显得有丝毫的放松。
“首先，你最近的性生活是不是很频繁？”
克劳迪亚正值躁动不安，于是立即否认：“没有。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没有。”
“你的例假呢？”
“正常，”克劳迪亚说。
“那么我问你药物，你有没有定期使用过任何药品？包括合法的或非法的，医生开的或自己买的？”
“没有，”年轻女子说。
“克劳迪亚，我不得不提醒你，隐瞒事实是很危险的。它会影响我们的诊断。而要是无法确诊，我们也无从积极为你治疗。”
克劳迪亚仿佛细心斟酌了一番凯特的忠告。凯特猜想对方马上就会透露实情。
“我……我……每次来月经我特别疼时，几乎都服用米多尔。”
“就这些？”凯特追问。
“就这些。而且不是每次都服用。”
凯特正要继续往下问，却听到前台传来寻找她的紧急呼叫：
“大夫！福莱斯特医生！”
凯特听出是负责夜间急救住院的萨拉·梅伦德斯的声音。这份工作萨拉已干了好几年，因此什么样的急救病人都见过：急性病发作的、生命垂危的、自认为有病的等。倘若萨拉求救的嗓音如此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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