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有了化验报告以及病人的呼吸、脉搏、血压等情况，却还不能作出确诊。这时——呃——叫来一位外科大夫，确定一下是否需要做手术是很正常的，”布里斯科说。
斯考特·凡·克里夫注意到布里斯科回答时，措词中加进了许多条件句。
“换句话说，大夫，遇到一个疑难病人，比如他发高烧、白血球高，还有其他化验出的症状等，此时叫来一位外科大夫磋商是不是正确的治疗手段？”
“是，没错，很正确，”布里斯科承认。
“那么你当时的意见是什么？”斯考特直率地问。
“你得明白，我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莱斯特医生对我陈述的影响。”
“你没有检查病人吗？”
“检查了，当然检查了。”
“你同意福莱斯特医生的看法吗？”斯考特紧紧追问。
“我刚才说了，我的意见主要取决于她对我说的情况。病人的前后经过只有她最了解，我不过是间接了解一点儿。就像你们律师爱说的所谓‘传闻’。当我得知病人性生活并不频繁，月经也正常时，我没法怀疑病人患的是验尸官报告中所说的子宫外孕。”
“当时情况下你怀疑她是什么病？”斯考特问。
“可能是感染、肠内病毒、骨盆发炎等。但不会是宫外孕破裂。”
斯考特意识到，埃里克·布里斯科决意不与自己合作为凯特·福莱斯特辩白，而是想明哲保身，脱离此事，斯考特仍希冀做出最后努力，从谈话中有所收获，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
“大夫，那天晚上，你对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做了检查，包括盆腔检查，是不是？”
“是的，”布里斯科说。
“检查时你有没有发现任何能表明那个年轻女子所患疾病的症状？”
“我一直想对你说的是，别人先告诉了我一堆信息，然后我才做的检查。我依赖的是福莱斯特医生的观察。没有性生活，没有停经……”
斯考特打断他说：“福莱斯特医生治疗时依照的不是也是类似的事实么？那么你们俩得出的结论是否一致呢？”
布里斯科脸颊涨红，表现出他内心的焦虑。“我说，凡·克里夫，我可没被人指控！我也不想让人指控！我希望能在市立医院完成我的住院医实习，走时获得个好名声，然后回科罗拉多与人合开一个诊所，人家在等着我呢。”
斯考特朝布里斯科凝视了半晌，见外科大夫泛着红晕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他似乎窥出了布里斯科不想被牵连进此事的苦衷。然而他又要保护自己的当事人。
“布里斯科，还剩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警告、劝说或威胁你不要与我配合调查此案？”
布里斯科迟疑片刻，颇有些内疚地嗫嚅说：“没有，没人这么说。”
斯考特看穿布里斯科在撒谎。但逼他亦无济于事。而且传唤这样一个不情愿的证人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更糟的是，倘若豪斯金斯唤他出面作证——这现在看来十分可能——布里斯科将是个十分棘手难以对付的证人。从法律的角度看，明智的办法是根本不让他作证。布里斯科缄默不语，会不会是受到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恫吓或压力？
斯考特·凡·克里夫把黄色笔记本塞进公文包里，说：“布里斯科，谢谢你腾出时间和我谈话。”说罢朝门口走去。
“见鬼，凡·克里夫，我以为你能理解我！”布里斯科感情冲动地说。
斯考特转身直视他。“理解？那还用说。你想回科罗拉多行医，所以必须保持名誉上的清白，而昧不昧良心无所谓，”凡·克里夫尖刻地说。
“仅仅由于凯特在那个可恨的电视采访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你无法理解我招致了多少流言飞语。”
“把你的魂儿都吓出来了，是不是？”斯考特问。“是啊，所以要保住你自己，让别人下地狱！”
“要是我真能帮得了凯特也好说。可我作证根本救不了她。我将冒极大的危险，又不能带来任何结果。对凯特我表示歉意，因为我喜欢她，非常喜欢。可我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斯考特怒视着他，目光中充满蔑视。他走到房间门口。
布里斯科突然冲他大吼道：“那个阴性怀孕化验结果不是我做的，是她做的！是她误导了我们俩人！”
斯考特不屑一答，他跨出门，沿走廊走去，耳畔回荡着布里斯科的最后一句指责。
第二十章
斯考特·凡·克里夫在为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做辩护准备的过程中越陷越深，与她配合得也越发紧密，因而他逐渐意识到，他对她的情感亦变得愈发亲近起来。这本身暗伏着一种危机。
他清楚地记得在法学院第二年上取证和审判实践课时，他的教授曾劝说：“千万不要把个人情感卷入一桩案子或当事人身上而失去客观判断能力。律师在法庭上遭遇的一些令人震惊和措手不及的话语往往出自自己当事人之口。因而要以看待敌对证人那样对待每一个当事人。质问他说的每一句话。找到核实的佐证，否则拒绝让他出庭作证。”
由于没有获得布里斯科医生的合作和佐证，加之听证会召开的日期又迫在眉睫，斯考特·凡·克里夫决定将教授的劝告运用到凯特·福莱斯特身上，检验一下她所陈述的那天夜晚在急诊科发生在克劳迪业·施托伊弗桑特身上的情况是否立得住脚。
为达此目的，他打算咨询几位妇产科医生。他所选择的男女医生都是有正式资格的、持有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证书的专家。每一位的工作单位都不是市立医院。他不希望这些医生的观点受到他们所隶属医院的影响。
在采访每一个人的过程中，斯考特还估量着对方是否有成为辩护证人的可能。当然，当证人的医生要能承受作证的压力。近几年陪审团对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所以医生们都把法律程序看做折磨人的宗教法庭，而没有公正可言。自然还有一些被称作为职业证人的专家，他们的观点无论是站在哪一边都是论价出卖的，因而既昂贵又未必靠得住。
然而斯考特思量，总可能会有一两个具有正义感的医生愿意挺身而出向凯特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他要先证实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的方法是无可挑剔的。
他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妇产科专家斯蒂芬·威洛斯。在威洛斯的候诊室等待时，斯考特感到极不自在。满屋子全是妇女，有的肚子已大得吓人，有的则刚怀胎不久，还有的根本不像有孕，大概在等着做常规检查。为了掩饰他的尴尬，他随意翻看着一本极无兴趣的杂志。时不时地禁不住偷偷朝四周瞅一眼，看看那些女人是不是正以好奇的目光盯着他。
他恨不得站起来向一屋的裙钗宣称：“你们别以为我是谁的丈夫，到这儿来是检查精子的。或是让医生指点我什么时候和怎样做爱，以使我妻子受孕。”但其实他什么举动都没做，而是深深地埋头于杂志之上，直至候诊室空落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为止。
接待人员大声叫道：“凡·克里夫先生，威洛斯大夫现在可以见你了。”
他见威洛斯近六十岁的样子，或许更老一些，花白头发，戴眼镜，神态干练异常。
一个理想的见证人，斯考特暗忖。
威洛斯在刚离开的病人病历上写完最后一笔，抬起头说：“年轻人，你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律师吧？”
“是的，大夫。”
“有事就快说吧，半小时后我还要在医院查房，”威洛斯说，他并没不耐烦，而是很热情。
“威洛斯大夫，此事与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即将召开的一次听证会有关。”
“噢？”威洛斯收起热情的笑脸。“这种事时有发生。”
“是的，先生，时有发生，而这次这桩案子是毫无根据的。”
“律师们常这么说，”威洛斯又接着说道：“我可不是专业证人。说实话，我惟一一次作证是冲着一位医生的。”
“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先生。”
“你想什么就说吧，”威洛斯说。
斯考特于是将凯特对他叙述的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以及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病历上的记录转述了一遍。威洛斯沉吟半晌，说：“病人说她性生活不频繁？”
“是的。”
“而且说她例假也正常？”
“是的，大夫。”
“为了证实，那个医生做了验尿怀孕检查？”
“是的。不幸的是，化验结果是阴性，误导了医生，”斯考特说。
威洛斯说：“我本人不愿意使用尿检，而认为放射性荷尔蒙分析更可靠。不过考虑急诊科的压力和时间紧迫性，你那位福莱斯特医生处理得很对。糟糕的是结果没有化验准。”
“先生，假如那天晚上在场的是你，处理同一个病人，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威洛斯列数出所有症状：“病人恶心、呕吐、腹泻、胃疼。那个年轻女子告诉我她是单身而且月经正常的话，我会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作为医生，你认为她患的什么病？”斯考特问。
“我会确诊为一般性病毒性肠胃紊乱。”
“不是宫外孕？”斯考特问，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宫外孕可不容易判断。很少有症状是完全一样的，”威洛斯说。“我可能会认定为病毒性肠胃紊乱。除非后来又出现了新的症状或迹象，或化验结果与我的判断有出入，否则我不会改变看法。”
“这么说，照你看来，我的当事人那天晚上的治疗方法是正确的，是不是？”斯考特问，力图得出一个结论。
“啊哈！你现在的口气倒像个律师，想诱导我去作证，”威洛斯说。“我不会出庭，也不会作证。但我认为那个医生不论她是谁，其治疗手段没有错，大多数优秀的医生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那样处理的。”
“倘若病人吸毒，如可卡因等，会影响她的症状吗？”
“哦，那当然！”威洛斯说。“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她的症状。”
“威洛斯大夫，你已了解了这些情况，而且知道此事关系到一个年轻医生的前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出庭作证？”斯考特问。
“冒我的治疗不当保险被取消的风险？如今医生离法律躲得越远越好。对不起，转达我对那位年轻姑娘最诚挚的同情，希望她能渡过这一难关，保住行医的资格。”
斯考特·凡·克里夫后来采访的几位专家也都不愿作出充当证人的承诺。
有一点他此刻是确定无疑的。查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是不是吸毒者，对凯特·福莱斯特的辩护将是至关重要的。
当斯考特·凡·克里夫出现在验尸官办公室的接待室，表明他希望就施托伊弗桑特一事求见市验尸官时，接待秘书以为他是一名专为摆在自选市场收银处的、登载骇人昕闻消息为小报撰写文章的记者。
“对不起，先生，有关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切情况都是保密的。凡是要了解此事的人，施瓦茨曼医生一概不见。”
斯考特·凡·克里夫一再坚持要见，秘书最终只好找来了一位年轻的法医病理学家，然而此人更是不愿帮忙。斯考特见状便威胁说他将诉诸法庭，要求查阅施托伊弗桑特尸体解剖的详细材料，才被允许去见验尸官。
凡·克里夫被人领进阿伯纳尔·施瓦茨曼医生的办公室时，首席验尸官正在电话里和一位市府官员争论着什么。这使年轻的律师获得了打量验尸官的机会。他见后者矮小粗壮，正好能坐进他那把吱嘎作响的旋转椅里。他同一些个头矮小的人一样，性格争强好胜。此时他正态度生硬地与电话里的人争辩着。
“现在该你听我说了，”施瓦茨曼瓮声瓮气地说，同时指着一把椅子让斯考特坐下。“你不同意我们的验尸结果？把你们自己的病理学家叫来！”他听了一会儿，不客气地结束了谈话：“好吧，我们法庭上见！”
放下电话后他兀自咕哝道：“天下人都成了法医专家啦！”他转过转椅，面对着斯考特·凡·克里夫。“年轻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事？”
“我是律师，想来问问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验尸情况。”
“我们的结果已公开宣布了，”验尸官横横地说。
“是你们全部的结果吗？”斯考特又追问一句。
“是的！”施瓦茨曼的口气极为粗暴。
“我知道是你亲自做的解剖，”斯考特说。
“没错。我所有的发现都在报告上，那是我们一贯的做法，”验尸官解释道。
“在公开公布的报告中，没有提及毒性化验结果，”斯考特指出。
“因为根本没做毒性化验。”
“为什么？”斯考特咬住不放。
“小伙子，我是不是该叫你律师？你怎么审案子不关我的事，你也休想告诉我怎么进行解剖。”
“如今吸毒成灾，我觉得毒性化验已成为例行公事。”
“一旦我发现了死因；就没必要再继续查了，”施瓦茨曼说。
“没必要？还是听从别人的吩咐？”斯考特说。
“听着，年轻人，你要是以为对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的关照就是为了掩盖什么鬼把戏，那可是枉费心机了。”
“你说的‘关照’是什么意思，医生？”
“施托伊弗桑特要求由我亲自做尸体解剖，而且要在他女儿葬礼后再公布尸检结果，市长让我这样做，我同意了。这个请求并不过分，是不是？他们家不希望在葬礼那天受到媒体的骚扰。”
“但也不是一个正常的请求，”斯考特说。
“父母很悲伤，我们对他们关照一下是小意思，反正没什么损失。”
“在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面前为我的当事人辩护时，所有的事实都是十分关键的。”
“噢，这事我已有所耳闻，太不幸了，”施瓦茨曼表示怜悯地说。“很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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