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把她安置在靠车门的地方，以便车子开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即使车门关上了，哪怕从门缝里看看也是好的。
塔尼雅生怕就此见不到齐娜依达了，但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也终于没有发生，因为齐娜依达总是要把所有的加温车厢从尾到头逐节巡视一遍，检查伤员是否安置妥当。
刚才专门有一辆汽车送来一个飞行员，于是，卫生兵就把其他伤员挪动了一下位置，把他安插到这节加温车厢里来。
塔尼雅听到了齐娜依达的声音。齐娜依达还没有走到他们这节车厢跟前，就在老远的地方问：“是不是照我说的那样，把飞行员安置好了？”
有一个人回答说：“安置好了。”
“这样行吗？”齐娜依达走到车厢跟前，问躺在塔尼雅身边的飞行员。
“谢谢，”飞行员说。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齐娜依达说，同时看到了塔尼雅。齐娜依达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仿佛马上就要脱口而出：“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但是使她感到惊异的，倒不是塔尼雅负了伤，而是她躺在这节车厢里。塔尼雅负伤的事，她已经都知道了，并且作了安排；把她的床位放在火车头后面的第一节车厢里，靠近医务人员，但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搞错了。齐娜依达先发了一通脾气，而后才吻了吻塔尼雅，带着歉意说，现在已经来不及掉换了。
“就这样已经很好啦，”塔尼雅说。
“这段路不长，明天一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她安慰塔尼雅说。接着，突然又问：“你干吗不留在我们的医院里？他们会答应你的。”
“是我不愿意，”塔尼雅说。
医院里给她动过手术、包扎好以后，又给她穿上了军便服，因为她的伤势允许这样做。因此，她写给辛佐夫的那封信，还照旧放在口袋里。
现在，在她负伤之后，她已经不想把这封信毁掉了！现在她感觉到，在渡口的那次见面时间太短促了，可能辛佐夫没有完全听懂她的话。应当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要不然，他会更难受的。信既然写好了，那么，最好还是让他读一读这封信……
“医院里已经给我来过电话，把你负伤的事告诉我了，我跟他们是有电话联系的，”齐娜依达说。她好象是在解释，为什么一句也没有问起塔尼雅负伤的事。“你不该不留在他们那儿。好吧，到了什么地方，马上写信告诉我。”
“好的，”塔尼雅说。
说罢，她解开军便服口袋上的纽扣，取出那封信。她忽然觉得，她做这个动作是那样费劲，这才感觉到自己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
“请你交给辛佐夫。”
“就是那封信吗？”齐娜依达问，虽然她已经看到确实就是那封信。使她感到惊奇的是，到了现在，塔尼雅还要把早就写好的那封信寄给辛佐夫，要知道那个时候她还没有负伤，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啊！
“请你交给辛佐夫，”塔尼雅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什么事？要不要再在信封上写上几句？我给你铅笔。”齐娜依达在图囊里翻寻起来。
“不用啦，”塔尼雅说。“你再带个口信，就说我伤势不重，他会相信你的。”
虽然齐娜依达很不乐意把这封早就写好的信转交给辛佐夫，但她无法推辞，只能把信收下，没有再说什么。她只叹了口气，再吻了吻塔尼雅。这时候已发出了开车的命令，随车的卫生兵从里面关上了车门。
“喂，大叔，别关严，开一点儿吧，”飞行员说。
“这是规定。”
“规定又怎么的，里面气闷嘛。”
留着口髭的卫生兵听从了年轻的飞行员的话，因为人家是飞行员嘛。他没有把门完全关上。所以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塔尼雅又一次看到了齐娜依达。
齐娜依达同塔尼雅谈话的时候，装得一点也不在乎，现在却站在那里抹眼泪。她不知道，塔尼雅看见了她。
加温车厢慢慢地移动着，从半开半关的车门旁闪过齐娜依达、卫生兵和铁路员工的身影，闪过刚从这些车厢里卸下来的一堆堆炮弹，闪过打坏了的给水塔和同样是打坏了的砖砌的亭子，亭子上写着的“开水”两个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医院里为塔尼雅作了医学文献上所谓的“初期处理”之后，她就动身到后方去了。在她左右两旁躺着的，也都是同她一样的伤员。
象这样乘火车她还是生平第一次。她初次负伤后。是乘飞机到大后方去的。不过乘的不是卫生部门使用的“Y—2”，而是普通飞机。她待在驾驶室里，在飞行员的背后哆嚷着。现在是她生平第一次乘飞班车，她的身边也有一个飞行员，不过是负了伤的。
塔尼雅俯卧着，因为这样要舒服些，可以减少背部的疼痛。她透过加温车厢半开的车门，眺望着缓慢地从旁驰过的大地。
这片大地忽而生气勃勃，忽而死气沉沉，忽而又生气勃勃；忽而是弹坑和挂着锈铁丝的木桩；忽而是碧绿的田野和远方的森林，以及从森林上空一直延伸到车厢顶上的暮色苍茫的天空；忽而是丢弃在路旁的烧得面目全非的车厢、被炮弹掀掉了顶的破败的路亭、烧毁的民房的烟囱；忽而又是直奔铁路而来的小烨树林，树木枝叶茂盛，就象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一样……
这一切有些象她自己的生活，确切地说，有些象她对自己生活的感受。她想起来，齐娜依达收下她这封早就写好并封上了口的信时，脸上露出疑虑的神色。她想，齐娜依达会把信拆开来看的。她这样做倒并不是因为好奇，尔，她不是一个好奇的人，而是因为，她总是要想把所有的事都做得尽可能好些。而如果她拆开来看了，她可能会自作主张，认为还是不把信交给辛佐夫好，就不交给他，却不知道他已经知道这同事了。
塔尼雅的想象中突然浮现出这样的图景：自己又同辛佐夫在一起了，她没有负伤，她还在集团军里，他们又相会了。辛佐夫用她十分熟悉的、异常镇静的语调同她谈话——他在竭力克制自己时，总是用这种语调说话的。
“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难道不能等到我们进攻结束之后再告诉我吗？”
“可进攻结束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总有一天要结束的。我们不会永远进攻下去……”
“可我怎么能不把这些事告诉你呢？我应该告诉你的。”
“为什么？”
“那为什么只我一个人应该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我应该知道，而你却不？”——她心里对那些假想出来的他的提问是这样回答的。但她的回答并不是在同他对话，而只是个人的默想；因为即使在假想的谈话中，她也不能这样明确地回答他。她只能独自想想而已。
“这是说，你决心离开我了。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他问。在她假想出来的这场谈话中，他又大声地问。
她也同样大声地回答，语调傲慢甚至粗暴：“我打算怎么办？我要嫁人。我的合法的丈夫已经死了，而你呢，现在反正不是我的人了。”她又说了一遍：“我要嫁人。”
最奇怪的是：此刻，她不是把上述这番挑衅般的话仅仅当成一种假想，而是真正考虑到了这一点。她认真而又绝望地思索着，似乎这番话突然在她和辛佐夫之间筑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这堵墙把他们互相分隔，既解救了她，也解救了辛佐夫，接着，她就闭上了眼睛，躺了几分钟，不再去看加温车厢的车门了。
等到她重新睁开双眼，重新看到在铁路旁边飞驰而过的林边绿树时，她又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她刚才设想的一套解救办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样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这根本不是什么解救的办法。
“无论如何，我内心还是希望：如果找不到玛莎的话，我又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的，我是这样希望的。这有什么关系呢？谁管得着？要是我在出院之后，马上请求把我调到别的方面军去，调到别的集团军去，同他分开来，二个人单独待在别的地方，直到战争结束，那么，谁也没有权利再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了。谁管得着我心里在想些什么……要是我不跟他在一起，要是我自己不同意跟他在一起，那么，我内心所抱的这种希望，就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了！”
她回想起来，今天她是可能被打死的，但她却依然活着，不仅依然活着，而且还同赫里斯托弗罗夫两个救了别人的命。她不禁深深地怜惜起自己来了——一个刚才做过这样一桩好事的人，是一定会得到好报的。不然的话，天底下就没有公道了。
与刚才痛苦的思虑相反，她此刻又莫名其妙地想着：她和辛佐夫到头来一切都会很好的。怎么会很好，为什么会很好，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才能使他们重新好起来，这一切现在她已经不想了。她把这些问题全都丢在一边，好象有人突然给了她这个权利似的……
塔尼雅倦了，她安静下来，由于失血而感到虚弱不堪，准备马上入睡。车门外面开始暗下来了，卫生兵关紧车门，走到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抽起烟来。
等到卫生兵一离开他们，躺在塔尼雅身边的飞行员就小声对她说：“我记得您，有一次我给您开过飞机。”
塔尼雅也记起来，去年冬天，她跟这个飞行员在同一架“Y－2”飞机上飞行过。当时有一个卫生营同全师一起被敌人分割、包围已有好几天了，急需把血液、药品和包扎器材送到这个卫生营去。汽车不能通到那里，只好派飞机去。于是塔尼雅便自告奋勇同这个飞行员一道飞去。
飞行员当时穿的是冬季服装，所以塔尼雅没有一下子把他认出来。
“您怎么啦，医生？”飞行员问。
“德国兵在公路上袭击了一辆运送伤员的车子，”塔尼雅说。她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她直想睡觉。
“敌人从地面上射击，把我的一只脚打穿了，”飞行员说。“我是同一个联络官一起回来的。好容易才把飞机开回来了。刚刚着地，就有人跑过来说：‘不要关马达，你要把军事委员送走。’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就这么坐着，可靴子里全是血。”
他在床垫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挨近塔尼雅，小声补充说：“司令被打死了。军事委员就是飞到他被打死的那个出事地点去的。本来要我给他开飞机，可我不行了。”
“司令怎么啦？”塔尼雅一下子甚至没有听懂他的话。“哪一个司令？”她又问了一句。她想也许是空军集团军司令牺牲了。她听得别人讲过，——不知是不是事实——他是常常亲自参加战斗飞行的。“也许，是他牺牲了？”她想，但又问了一句：“哪一个司令？”
“哪一个？谢尔皮林呗。除了他还有谁呢。他坐在汽车里，被埋伏的德国兵打死了，”飞行员仍然压低着嗓门说。
第二十四章
飞行员所讲的事，塔尼雅起初不相信，但事情确实是发生了，不过不象飞行员所说的那样，而是另一种情况。
谢尔皮林不是被敌人的伏兵打死的，而是于七月三日下午三时在切尔文地区的别列律纳河附近为炮弹弹片所击中。这地方离前沿较远，几乎就在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和一条沿战线的田野小道的交叉处。他受了致命的重伤，一直没有恢复知觉，过了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后就死去了。没有人能更确切地说明到底过了多少时间，因为当时没有医生在场。二十分钟后，当谢尔皮林被送到卫生营并抬上手术台时，他已经死了。
德国人的大口径炮弹在这位集团军司令乘坐的吉普车和跟在后面的装甲运输车之间的路上爆炸了。装甲运输车上一块弹片也没有打到，吉普车上也仅仅中了一块。但就是这唯一的一块弹片打穿了吉普车的后车壁，穿过了辛佐夫手里拿着的地图（辛佐夫和作战处副处长普罗库廷两人就坐在谢尔皮林的后面），又穿过吉普车前座的椅背，打进了谢尔皮林的背部；弹片从胸前穿出来，打到前面的挡板上，然后弹回来，打伤了司机古特科夫的手。
射击是稀稀拉拉的。德国人对几条公路进行骚扰性射击，而在这条公路上，在车子行驶的那段时间内，恰恰一直都是很平静的。车子不是因为集团军司令受了致命重伤停下来的——一起初大家都没有发现司令受了伤，——而是因为古特科夫叫了起来，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举起另一只血淋淋的手，紧急刹了车：他不能再继续驾驶了。
车子一停住，谢尔皮林的身体就从吉普车里往右前方倒。辛佐夫连忙抓住他的双肩，使他靠在前座的椅背上。起初，当谢尔皮林刚要朝前倒下去时，辛位上还没有理会到已经出了事。他以为司令是由于紧急刹车而受了很大的忐动。直到他用双手紧紧地拉住谢尔皮林，把他瘫软的身子紧按在椅背上时，他才明白司令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受了重伤。
通信兵坐的第二辆吉普车这次走在前头，它发现炮弹爆炸，后面的车子停了下来，便掉过头和跟在后面的装甲运输车也在旁边停了下来。
通信兵坐的吉普车靠拢过来后，辛佐夫妇喊道：“古特科夫，上那辆车去，快！你——来驾驶！”
他大声喊着，但双手仍旧抱着谢尔皮林的体软的身子。
古特科夫爬出车子，右手握着血淋淋的左手，他看着谢尔皮林，好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共情似的。第二辆吉普车的司机跳上古特科夫的座位，辛佐夫对他喊道：“快，向前开！”听他的声音就明白：要以全速前进。
于是，车子就以全速前进，开了大约五百公尺，直到辛佐夫下令停车为止。当车子在这五百公尺的路程中飞驰的时候，辛佐夫只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谢尔皮林还活着，很可能被第二发炮弹打死。如果这不是孤零零的一发炮弹，而是炮火袭击，那就要尽快冲出炮火区，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装甲运输车紧紧跟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