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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宁汉分裂之时，有一天蒋介石找他去谈话，蒋说
“你年岁大了，何必还要和董必武通信来往呢。”
孙糊涂地顶了一句说“国共合作是总理的遗训呀。”
蒋便无言以对，说“那好，哪哪哪你先请坐。”
蒋就走开了。孙枯坐了一会儿，见无人答理他，便起身想走。那知警卫不让 他走，就在蒋的公馆里被软禁了半个月。
解放后，他以此居功，说是为了共产党吃蒋的官司。每隔几个月便要写 信给董或周，诉穷要钱，每回倒总也能要到一些。后来他眼花手抖，不能写信， 便常请我哥哥代笔。
早在我劳动教养之初，我的一位堂兄就出主意要我父亲请他为我事写信求 情，但都为我父所不许。后来孙厚老故世，孙的姨太请我哥哥写信给周恩来，要 求到澳门去跟她侄子过。周居然派了统战部的人来送她走了。
这时，我家有董、周的私人通讯地址。我堂兄和我哥认为再错过机会就没法 了，便不管我父亲的反对，以我父七旬老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周。不久，统战部 来了两个人，问我父亲情况，有什么要求。我父亲说只要我回来。他们说这不那末 容易，
“这样吧，先让他回来陪你两个月吧。”
我就是这样回上海的，其实我父亲和周恩来并不认识。然而，统战部来 人的话也并未完全算数，半个月后，来了电话，叫我当晚在火车站等那两位队长， 一同回农场。那两个队长是从铁道公安局提了一个农场逃跑的场员回去的，我们 一行四人便回农场去了，一路上，队长很客气，我提到了路费，他们说“能报的 话我们替你报了吧。”就这样我连路程共自由了二十天。
回农场后，谁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但队长的态度显然变了。在临近春 节的时候，忽然一天被叫到队部去，宣布我解除劳动教养了。我于当日就被送到 分流四队。那是一个场员队，但我的厄运并没有结束，还刚开始呢。
第九章 分流四队
分流四队是个场员队，其实所谓的场员仍是在社会的最低层，谈不到 有什么自由的。场员不经请假批准并不能外出。和劳教队不同的只是每年有 几天探亲假，我因为刚探过亲，就轮不上了。此外，吃饭是用饭票买的。至 于买东西，则身上虽可以有现金，但因不能外出，仍需集体登记购买。场员 的工资是平均每月20元，但按农时不同，冬天每月17元，夏季农忙则有22元。 为了刺激生产，采用工分制，每天劳动下来，要分小组地各人记下工分。这 看来象计件工资，其实不然，每月到月底，将全队的工分加起来，得出总工 分数，然后再将总的预定工资与之相除，才算出每个工分值几钿！如果对照 马列主义说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剥削的话，则这是更进一步的发明了。 然而人到了这个境地，自私自利的劣根性竟仍然大发作。有些人就是很肯干， 把工分值降到了只有二三分钱一个工分。于是弄得劳动力差的人饭也吃不上 了，便将工资中的6元钱拿出来做基本工资，而将其余的让大家凭力气去抢。
我在这里结识的人中，政治思想犯并不多。有一位许鸿宾（其实他是分 流五队的，知道了我在四队，溜过来看望我。）原是复旦时比我高两班的同 学。他60年时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拖住一个小孩子，小孩吓得哇哇叫， 一问之下，原来那孩子拿了一块肥皂想和人换粮票，被那人抓住，逼着追问 他父母是何人。许就打抱不平说“你难为小孩子干什么！”小孩趁机跑了， 不料那人是个便衣警察，一闹之后把许抓了进去，就此被捕送劳动教养。
另外还有一些人犯的是所谓“叛国投敌”罪，例如有位余吉利，他本是 解放军中的一个运动员，是全国的拳击冠军。后来拳击这个体育项目被取消了， 他感到没前途，想到香港去求发展。这样就算是“叛国投敌”。
其他很多人是自称犯生活问题的，其实即是有了婚外情，这叫做“搞腐 化”，当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必须改造了，如果婚外恋的对象是个现役军人， 那就不是劳动教养完事的了，那叫做“破坏军婚”非得判刑劳改不可。
但那时候劳教也不一定比劳改好，我在涛城时就遇见一个徐姓的人，他是 个中学生，和他哥哥两人不学好，与一帮流氓混在一起。有一次流氓们要在襄阳 公园打群架，约好了日子，弟兄俩讲好了要参加的。临时，弟弟畏缩了，事前去 公安派出所报告。警察说“好，你不要声张，到时我们会来的。”有了这个内线， 打架时这帮人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乃兄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因检举立功，从轻 发落送来劳动教养。三年过后，乃兄从苏北劳改农场被释放回家，他却在劳教农 场里饿得没命，他哥哥还来探望接济他呢。
虽说场员已是公民，可是连通信都仍不自由，寄来的邮包更不用说要被当 面检查了。那队的几个队长也够高水平的。有一次有人家里寄来的邮包中有几卷手 纸。这些干部从未见过这种软的手纸，动疑心了。叫了一个上过大学的做统计的积 极分子去问，问后还不放心，又承他们看得起叫我去核实。原来他们异想天开看见 卷筒纸当作什么密电码的纸了。又有一次，一个场员探亲回来不久，其妻来信被他 们偷拆，看到了写着“这个月m。c。没有来。”又大惊小怪一番，可见他们的阶级觉 悟倒也的确是够高的。
离开四队不远，在靠近分流庙拘留所的公路旁有一家小店，也卖馄饨。这就 形成了一个集市，是获准了假外出的场员常去的地方。有一个场员在那里买完了 吃的，靠在一棵树上闲看，忽然旁边有人惊呼“你的手臂怎么啦？”他一看，晕了 过去。原来附近的部队打靶，一颗流弹击穿了他的上臂。他于是被送进了医院，后 来据说部队的“首长”去看望了他，还给了些水果。这事就了结了。连道歉都没有， 更不要谈赔偿了。场员的社会地位就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下，农场又耍出了一个新花招。立出了一个名目叫职工，其待遇 高于场员，例如可以做看门的纠察之类无需重劳动的事。其实，刚有少数场员之时， 场员的待遇不也较自由吗？然而，还是有一些想不开的人，见了这只电兔子，就象 跑狗场的狗一样追逐起来，拼命地干活。这真是统治有方了。当然，也得有被统治 的人的德性配合才能施展此法。悲夫！
因为场员有探亲假，所以消息就比较灵通些，可以知道些社会上的事。有一位 冯继华，是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告诉我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当他探亲回到宁波 附近地区时，不但看到了道士求雨的场面，还见到了当地发生的一件烈士“显灵” 的趣事。一个农民背着肚子疼的妻子去治病，半路上背不动了，就在一处坟墓旁坐 下来休息。休息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妻子的肚子也不疼了。于是传 出了这样的一个神话。这坟墓是白求恩的坟，说是白求恩有一个中国妻子，在战乱 中失散了，因此白享受不到香火。他现在显灵给人治病，以求找到他的妻子。这话 一传开，远近的人都来求诊。先是病人来此，对着坟墓叩头祷告一番，然后将坟墓 旁的草拔一些回去煎汤服下，无不见效的。后来坟上的草被拔光了，就从家里带些 草来，在坟上供一供，也能管用。这还不算奇怪，妙就妙在叩头祷告的时候必须声 称自己三代都是贫下中农，亲亲戚戚也都历史清白。因为白求恩只给革命人民看 病云。
当我回忆到当时听到农村如此之愚昧而惊奇时，我何尝会想到时至今日90年代， 中国的愚昧竟会发展到更为惊人的地步呢。居然有“神医”胡万林藉一点兽用芒硝 包医百病。青岛的韩淑秀“大师”以杏元饼干，痱子粉，雪花膏和小红纸的符治病， 无不历时多年，敛财数百万。即使在上海，动物园也出售虎尿，虎粪供人作为神药， 还供不应求呢！
有一次邱管教队长找我谈话，“教育”我，要我安心在农场劳动，我说我不 可能安心，既然解除劳动教养，应该分配适当工作才是，他指着报上的大字标题 《做党的驯服工具》给我看，说党叫做什么，就应当做什么。我听了实在觉得可笑， 便驳斥他说“我只有在读古代历史时才读过古埃及人把奴隶叫做会说话的工具，我 们怎么能接受做一个工具的说法呢？再说驯字从马，可见驯服一词决不是用在人身 上的，何况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难道主人是个工具？再退一步说，即使党把我 们当作工具，党也应该会用工具才是道理。明明是把钢刀，总不应该当废铁用，上 了多年大学，总不见得只好作最低等的劳动力使用吧。”他说不过我，不了了之。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有所谓的“扫四旧”（39），把我们的书籍， 家人的相片全部搜去，几天后上海家信也说家中遭到了洗劫，反正是见了值钱的东西 就拿，在你手里是四旧，抢到他们手中就不旧了。我家是被我妻子学校的人来抄家 的，抄了好几次，先还象回事地出收条，后来又将收条作为“变天账”收去。家中 的藏书是第一批遭殃的，运到他们的学校里放火烧，差一点儿连房子都着火造成火 灾。我家并无值钱的财物，被搜去了许多当票，后来知道当铺里的衣服也全被人取 走了。此后小学生也被煽动了起来抄我们家，这些孩子又能懂得什么？他们口口声 声“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们打人的根据就是毛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只知道右派份子是坏人，对坏人就要打，他 们往往无端地对我妻恶作剧，追逐着用整簸箕的黄沙向她头上倒，或将污物往她身 上抛。可怜我妻东躲西藏，往往深夜才敢回家。一旦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去抄家， 就一次次地三五个人一伙见好玩的，好吃的样样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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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文革时用语，指扫除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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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我大哥，他少年时得病成了残疾人，从颈部起脊柱就是僵硬的，不能弯 动，两腿直至脚趾无一关节可动。多年以来贫困严酷的生活条件使他在1965年冬我 第一次得假回去时，已经只能躺在床上了，那年我向他告别时，他在床上转过头来 眼泪汪汪地喊道“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只好尽量忍着泪水安慰他，但心中也确 实是没有信心的。到了66年10月抄家时，他更已卧床不起。然而那些孩子并不放过 他，将找到的40年代的旧皮鞋往他脸上砸说是他穿的阿飞皮鞋。见他睡在床上不动 弹，就用皮裤带当鞭子抽打他，还拿扫帚往他脸上扫。一个病人如何经得起这样的 打击与侮辱？他就此绝食，当时我的岳父亦被里弄里无理批斗，气极服毒自尽，幸 而被发觉救起。我父亲总算年岁大，有个好邻居保护未对他动武，然而那些丧心病 狂的造反派竟然第二天一张大字报贴到那好邻居的单位里，幸好他是个工人才未倒 大霉。我母亲1949年中风后就一直半瘫在家，此时早已不能下床，一家人如此，怎 能顾及我哥的绝食？他就这样于1966年10月29日悲惨地去了。我得到家书不觉凄然， 回想幼时依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教我读古文的情形，能不捶胸悲愤！即使三十余 年后的今天行文至此，犹不能不停笔掩面，默思良久。想当年那些天真的孩子竟被 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动起来干出这样残忍的毒打残疾人的行为；我哥挨打辗转床 第，母亲瘫痪在旁眼看着爱子被殴，父亲被人拦在窗前敢怒不敢言的局面宛如眼 前。天何言哉！
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古往今来历来有之，然而为了打倒政敌居然利用到了不 成年的小孩子们，唆使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坏事不算，在耽误了他们的学业以后 却又发明了一个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一巴掌将他们“上山下乡” 流放到远离父母的边远地区。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一代人的故事。其狠毒如此 难道不也正是这一公认的史无前例的浩劫的一个劫难吗。当今的恐怖组织为其政治 目的，不惜残杀无辜生命，其暴行的现场惨不忍睹，已受到举世瞩目和谴责。但其 暴行还是一时一地的，比起所谓的“上山下乡”之时、空规模岂非小巫见大巫！我 见到一位当时的“知青”说起他们被迫离家的情形：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一派欢乐景象。家长们强装笑容，表示衷心拥护之至。随着一声汽笛，不知是谁实 在忍不住了，发出一声极轻的哭泣，于是如同原子反应堆的连锁反应，整个车站，车 上车下哭声震天。那些成排的纠察也根本管不了啦。车一开动，车上的情形更是难以 描述，有哭喊的、有沉闷的、有借酒浇愁的、有高声歌唱以发泄的，总之是乱作一团。 设想几千个孩子被迫离开亲爱的父母，其情形何如？我想如若我当时在现场，目睹此 惨状，则即便在其中认出了殴打我哥哥的孩子，见他遭此下场，大概也不忍心追究他 了。
然而这时我仍不能回去，农场里一面仍加强了强制劳动，一面也加紧对毛泽东 的崇拜活动，每个房间要砌一个“忠字台”这是用砖砌好再用砂浆石灰刷白的犹如 灶台的东西，在其前面用红纸剪三个忠字贴上，后面墙上贴毛泽东的画像，灶台上 供着毛泽东的四本书，活象从前供的灶君菩萨。那时去书店买这一套四本书可不能 说买书，要说“请红宝书”才行。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则更荒唐，每家都要在房中贴 上120张明信片般大的完全一样的毛泽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