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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把自己摆进去，现身说法举报他们谋反。”
“那我怎么办？”鱼贩子未免吃慌地叫了起来。
“不要紧，有我在你还怕什么！你是坦白从宽，反戈一击有功。我刘队长保你没 事。”管教队长信誓旦旦，拍胸保证着说。
这鱼贩昏了头、黑了心就这样对他的“好友”写了揭发材料，又经刘队长几次 加工重写，交了上去。
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臣下一个个地关进了拘留所。但这案子写过了头，一直上 报到了白茅岭总场，下令彻查。那刘队长哪还保得了皇帝陛下！于是他就被抓来了。 听了这故事我们大家未免哈哈大笑，我说：“你的事，我的事加上老蔡的事可算 是白茅岭三大奇案了。”他一脸愁容地说：“我都怕死了，你们还笑什么。”于 是我们正色地对他指出；
“你的事只有真正地老实坦白，才有药救。有的就是有的，捏造的赶快推翻。决 不可迷信刘队长救得了你。”
这个人反反复创，又怕自己的事惹大了，不可收拾成了真正反革命，又不敢 说出是刘队长唆使的假检举。于是多次翻供，多次受刑。总算我们大伙说好说 歹劝他勇敢地讲了真话。最后，刘队长也被传来当面对质。据说那次刘队长在 颜、陈两队长前相当狼狈，低头不语。
鱼贩子的镣铐解开了，进入“闷关”等处理的阶段，居然笑脸常开，在监 里天天背诵绍兴戏的片段。后来他被放走，刘队长则换了一个队仍然做他的管教 队长。
在寒冷的冬天，抓来了一位穿长呢大衣的老者。他是因逃跑从上海家中被 抓来的。老人非常健谈，毫不畏惧。可是晚上却说什么也不肯脱掉棉裤睡觉。 说这是他在监狱里养成的老习惯了。下面就是他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可 惜有的事没办法去核实了。
老人名叫刘有榕，他说“我是福建人，这只要看我名字好了，因为榕树就 是福建的树。”刘有榕年轻时家里很穷，他只身到上海谋生，进了商务印书馆 当排字工人。在商务印书馆他认识了陈云，经其介绍加入了工人纠察队，那是 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个秘密组织。
有一次，他们在老城隍庙执行了一项暗杀任务。事后其中一人被捕，将他 供了出来。于是一连有十五个他的同志被捕入狱，全关在龙华监狱里？ ？
接着老人为我们讲述了当时龙华监狱的情形，首先大家最关心的是问他吃的 情形。他说“比现在要吃的饱些，但米的质量比现在差，那是奸商往里掺石子的 缘故。此外，政治犯的待遇要比刑事犯好，吃肉比他们加倍。只要有钱，还可 以叫看守帮你去买吃的，什么都可买，不过要多出钱。所以不象现在饿得发慌。 然而，”他话风一转，说
“情形不同在于，那里政治犯是很恐怖的，半夜里每天都会被拉出去枪毙！ 我就是在那里养成了穿棉裤睡觉的习惯的，因为怕拉出去时冷。”
我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取笑他说“要枪毙了还管冷不冷吗？”对此他也 答不出所以然来，只说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干的。
他在龙华监狱关了两年，其他14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他却得到释放。 为什么呢，他说“原来我姐夫是个国军的高官，听了我姐姐的枕边话出面去保了 我。但我一出狱，姐夫就找我去说，他轻信了我姐姐的话，以为我是受冤枉的， 然而保了以后才知道我并不冤枉，确实是干那一行的。他又不能收回不保，正在 为此担心。说如我再出事，他也担当不起。令我决不可再干，我当然满口答应， 然而他说什么也不信任我，说我们这种有革命信仰的人是不会放手不干的，最后 商妥由我姐夫写了个条子，介绍我去芜湖的长江救灾委员会工作。不许回上海。”
他也的确乖乖地去芜湖了。
“这是因为”，他接下去说：“关了两年出来，情况大变了。我的 老婆也不知去向跟人跑了。我们原是一起干革命的，那时我们住在现在的四 川北路，有好一批革命同志都住那里呢。”
他这时又扯回去谈他的得意往事了“我们是很开心的，男男女女的革命 同志很多，陆定一也和我一起，他的老婆原来也是我的女朋友。她后来简直 不知道嫁给谁好，就想出了个主意，叫我们两个人到黄兴路去比赛脚踏车， 她在五角场等我们，看谁踏得快。她虽不明说，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是我踏 不过陆。”
周康问他是不是吹牛，我们都说这种浪漫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催促他 说下去。于是他说他在芜湖过了两年的安稳生活，可是，灾情缓解，救灾委 员会结束了。他在芜湖失了业，只好又回到了上海。他说：
“我回到上海那天正好碰上一二八事变，我是事变第二天到家的。不料 当天晚上就有人敲门，来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我抓了起来。
“这回可利害了，马上把我连夜解到南京，关在老虎桥监狱。那是国民 党政府关要犯的地方，又关了近两年。苦头吃足，上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 你看，我现在走路的样子还有坐老虎凳的后遗症呢。”
这时他站起来走几步，果然样子有点怪。我们马上接着问“你不是在芜 湖不干革命了吗？”
“是啊”他接着说下去“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也象如今的方式一样 只管喊我招供，我又有什么可招供的呢。
“最后，忽然一天，军事法庭开庭了，我坐在下面，上面的人问道；刘有 榕，你知罪吗？我说实在不知道犯了什么法，这时，只听得上面哼了一声，说： 刘有榕，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现在你死到临头了，我们决定送 你去雨花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给家人说吗？
“我就大喊冤枉，上面的军事法庭法官冷笑一声说：我会让你死得瞑目的， 接着抛下一张相片，问：你认得吗？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我干革命时的 一个上级。但我赶紧装糊涂，说我从不认得他，并大呼冤枉。
“上面马上又冷笑一声，说：你想不到吧，老实告诉你，这个某哪哪现在 已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清党监督，他检举你在一二八那天在上海梵皇渡路某号某 某印刷厂指挥工人暴动以配合日寇进攻上海，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于是更大叫冤枉了，上面见我如此，皱了皱眉说：那你有什么反证呢？ 我说有，我是一二八的第二天才到上海的，这可问我母亲，此外，我从芜湖乘 的某哪轮船，的确原定一二八到上海，可是它在南京抛锚了，是第二天才从南 京开出的，这都可以查证。他见我说的有理，便摆摆手又让人把我带回监房。 又过了约两个礼拜，就把我放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家都松下一口气来，正要催他往下说，小周康又发话了
“什么是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呢？”我便向他说了这是当时对共产主 义者的一种称呼。这时我们想，凭着这老人的文化程度，如果没有亲身经历， 他是造不出这番故事来的，就更急着要听他讲下去了。
老人歇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又回到了上海，这时我母亲也已经去世了。 我万念俱灰，心想我两次遭难，第一次可说是被同志出卖的，那也许是他受 刑不过，情有可愿；而第二次简直就是被自己的同志陷害了，那我还怎么能 再革命呢。就洗手不干了。”
周康又插话说“那你在芜湖还是干的吧。”
老人不理他的话，接下去说“为了谋生，我就先在法租界现在襄阳路襄阳 公园对面的地方开了一家饮食店。”
周康见老人不理会他刚才的问题，就又找麻烦说“你是个工人，又吃了多年 官司，哪能发财开店呢？”
老人笑笑说“那时开饮食店并不需花多少钱，店面是租来的，酒菜都是可 以赊账的，而伙计则要到赚了钱才和他们拆账分钱。
“总之，长话短说，我就做起饭店生意了。一晃多年经过了敌伪和胜利 的年代，要知道，越是腐败年代，餐饮业越发达，我生意越做越火红，店也开 大了，成了复兴中路上的很好的一家福建餐馆。到解放前夕我还是上海酒菜业 同业工会的理事呢。
说到开饭馆，周康的劲又来了，问长问短地问各种福建菜肴的做法，老人 回答了一些后，指着周康说“那时有一个象你一样大的小青年，天天在我店里 的炉子前拾煤渣，但每逢节假日就穿得整整齐齐地陪了他瞎眼的老父亲到我店 来吃一顿。我看他是个孝子，总是特别优待他们，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说着， 意味深长地看了周康一眼，就掉转话题接着往下说；
“解放初期，上海到宁波的铁路被炸断，火车不通。我一看机会来了，就买 下八辆大卡车，开个运输行，做起运输生意。开始时果然赚了一大笔，可是好景 不长，宁波铁路不久就通了。那时碰上三反、五反运动，餐馆生意清淡，运输行 的职工等着发工钱。我把卡车卖掉，连多年积蓄全贴上去都难以维持。
“正一筹莫展之时，忽然门口来了一辆轿车，跳下一人。进门就拉着我的手 说：我可找到你了。我定过神来一看来人原来是潘汉年。
“其实我在开饭店的那些年中，也并不是完全脱离革命。只是不直接 参与而已。有些地下工作的同志碰到了困难，也来找我；我或是接济些 钱，或是帮他们躲一躲，或帮助他们逃到根据地去，救过不少人。
“却说潘汉年见了我亲热异常，问过我情况后连连摇头说：那怎么行，你 怎么可以去做资本家呢。过去我们共过患难，现在要共幸福了。你做资本家是 决无出路的。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替你出出主意。
“于是，我通过他的帮助，变卖了生财，解散了运输行，也关闭了福建饭 馆。经他的安排，到市委当上了一个处长。
“可惜，又是好景不长，不久潘汉年成了反革命分子。我又被审查了近两 年。总算我和他并无太大关联，最后对我说：你不算潘汉年反革命集团份子， 但是你在市委工作总不是很适当的吧。这样吧，你既然是熟悉餐饮业的，就去 黄浦公园茶室当经理吧。
“这样我又回到了老本行”老人不胜感慨地回忆了那一段短暂的幸福日子。 说那时他的女儿已长大，考取了大学。所以每逢星期一，他要一早就上班，坐在 黄浦公园茶室的经理办公室里，他可以看到女儿上学，在公共汽车开过外白渡桥 前，从车窗里和他招手再见。经他这么一说，我才问清了原来他女儿是复旦生物 系56级的学生，我正好还带过她做物理实验的呢。
我们赶紧请他快说下去，他说：
“57年的一天，茶室的烟囱冒出一个火星，把屋顶的油毛毡烧坏了。我叫人 来修理。来人估价说要一千零几十元钱。那时的制度规定，经理的职权限于一千 元以下，超过时要报请上级公司批准。但是事情紧急，油毛毡总得修的。我想我 是有职有权的，这点小事何足道哉，就大笔一挥，批准开工了。
“不料过了半年，有一天公司找我去谈话。那上级虎着脸问：刘有榕，你 知道违法乱纪了吗？我说这是什么话。他就把那油毛毡的事说了一说，还不由 我分辩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念了一通，后面又冒出两个警察抓我劳动教养了。” 我们听到这里，不由得都说：“岂有此理！”老人接着说：“就这样一来，我到 了农场，但我一有机会就逃跑回去，我这次逃到北京去，找到了革命时的老同志。” 我们马上问：“这点区区小事那些大官们难道救不了你？”
“他们有的拒不见面，有的言不由衷。当然，也有讲交情的，如某某夫人就 留我住了几天，可后来她说：事情的根源并不在那油毛毡，实在是你那时在龙华 监狱怎么会没死的呢？她最后送了我三百元钱，说实在谁也无能为力。我拿了钱 灰心丧气地回到上海家中，当晚就有警察敲门，我就这样被抓来了。”
刘有榕的故事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完。没几天他就被带 回生产队去了，我们都相信他还要逃跑，也必然难免又被抓回来。他还要穿着 棉裤睡几个冬天呢？这谁也说不准。
分流庙拘留所是白茅岭的一个窗口，人来人往。特别是分流分场的人员， 稍一和队长顶撞就会近水楼台被送进来关几天。各人有各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尽。 就拿周康、陈作人来说，虽无惊人的情节但若详细道来，也很反映社会的一个侧 面。可惜年代久了记不真切了，不知他们自己会不会也写下回忆来呢？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名叫顾国中。他是被某地公安拘留所送来的，因为他 供称是从白茅岭某分场逃跑出去的。他被公安局抓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摆地摊卖老 鼠药而没有身份证件。他说他是个流浪汉，然而我从他的谈吐中却怎么也不相信 他是个粗人，哪有流浪汉不说粗话的？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说他在流浪中遇到过许多知识份子，听到许多事学得 文雅了。我问他听到些什么？他的回答就妙了。说：你们只知共产党是红的，国 民党是白的，可是将来的天下会是蓝的。他接着说了许多，现在知道是环境保护 主义者的思想，但他又说得玄乎其玄，什么将来的农业要用管道搭成个极大的金 字塔，种植在塔面上来接受阳光等等。他也是用这同样的话去哄骗队长的，但我 却不相信。最后他才说出了真情。
他的真名叫丁侠民，曾是个地下共产党党员，他说：
“解放前，我是个学生，口袋里带着奶油面包去参加反饥饿游行。解放后我 参军入伍当了一名随军记者。在随军去解放西藏时目睹了许多事。我就要求复员 了。此后在一个光学仪器的机关里工作，57年成了右派，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煤 矿里改造。
“煤矿的劳动极为艰苦，设备条件又差，很危险。我就带了一批人逃了出来， 在社会上流浪。靠卖老鼠药为生。”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化了名说是白茅岭的呢？他说：
“我的真名实姓怎能暴露？那是要没命的，我想先混到白茅岭的游